| | | |  | 不斷升值但購買力卻不斷下降的人民幣，是關乎中國經濟乃至中國主權競爭力的大問題。美國人顯然比中國人更明白並諳熟這一點。
940餘天，人民幣終於“破七”。一切就像太平洋上慢慢聚集的熱空氣，在遼闊寧靜的大海上空聳立出壯觀的風暴雲層。現在，唯一確定的是風暴即將到來，至於它帶來的是一場小型降雨還是台風“浣熊”，隻有天知道。
4月10日，人民幣匯價牌翻新為1美元兌換6.992元人民幣，“破七”成為當天全世界引人注目的財經事件。而且最關鍵的一點，進入2008年，“蝸牛”突然變成了“駿馬”，今年前3個月人民幣超過4%的升值積累，占了33個月以來全部15%升值幅度的近三分之一。人民幣升值步伐的急迫，強烈動搖著“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的官方匯管三原則。
失去購買力的升值
現在，最現實的問題是，人民幣升值帶來不多的購買力提高，大部分都沉沒於全球性通貨膨脹和資源品價格持續暴漲浪潮之中。從國際大宗商品來看，人民幣目前的購買力相比匯改前不升反降。
2005年7月“匯改”啟動前夕，國際原油價格每桶60美元左右，折合當時8.28∶1的匯率水平大約是500元人民幣；人民幣“破七”時，國際油價漲至112美元/桶，按6.992∶1計算，折合人民幣783元；國際金價更令人沮喪。匯改前是450美元/盎司，當時折合人民幣是3700元人民幣；目前國際金價是934美元/盎司，折合人民幣約6530元。
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15%，在國際市場上的原油購買力卻下降了1/3左右，黃金購買力下降了40%以上。國際鐵礦石和其他大部分原材料市場中，人民幣購買力的下降同樣驚人。
令人擔心的還包括全球第一的中國外匯儲備。2005年7月，中國的外匯儲備大約在7200億美元左右，按照當時的價格，可以購買120億桶原油或16億盎司黃金。而今年一季度末外匯儲備已上升到了1.65萬億美元，卻隻能購買150億桶原油或17.7億盎司黃金。
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擔憂還不僅僅是簡單的匯率和金融政策，更深意義上講，它意味著一次經濟和社會的大調整，有著深遠的社會後果。
美國國際貿易學權威、《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著者保羅·克魯格曼有一句經典論斷：“許多發展中國家麵臨的重要問題是沒有足夠的就業機會。”對麵臨大規模城市化的人口第一大國中國而言，充分就業更是關係國家命運前途的大事。雖然中長期而言，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就業可以從貿易向非貿易部門轉移，進而促進經濟結構轉變。但一個主要問題是，就業如何轉移？如果調整引起就業下降，就不隻是匯率問題，而是關係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了。
特別是，升值後，東部地區和貿易部門的發展如果受到負麵影響，而同時由於缺乏一係列的經濟結構轉變和政策扶持，中西部地區和非貿易部門未能取得相應發展，中國經濟將遭到巨大損失。
雖然過去30年裏中國GDP平均增長率達到9.7%的高水平，但仍然有必要保持與此接近的高增長以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目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幾大因素包括出口、投資和工業化進程等，如果升值後對出口和投資等產生消極影響，經濟能否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將會是一個巨大疑問。
當然，最重要的是人民幣升值對金融係統的衝擊和影響，這關係到改革的進程。一些學者警告說，升值如果控製不好，將使中國脆弱的銀行係統遭到巨大打擊，其後果可能甚於亞洲金融危機。而且，由於目前貨幣衝擊帶來的金融危機以及金融機構破產的損失實際上是由國家完全承擔，因此一旦發生貨幣危機，其後果將可能不隻是金融危機，而是一場國家信用危機，甚至可能演化為政治危機。
“老子當時真不想認輸”
“人民幣對美元的持續快速升值，實際上是美元貶值速度太快。”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曹紅輝告訴《商務周刊》，基於美國在國際市場中的主導地位，人民幣的大幅升值，主導權事實上是在美國。這位美國金融學大師麥金農的中國弟子暗示，曆史可能已經在重演。
在自己的回憶錄裏，前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提起“廣場協議”時咬著牙憤憤地說，“老子當時真不想認輸。”時任日本大藏相的他無法忘記，1985年9月22日，在美國紐約中央公園對麵的廣場飯店，G5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匯集在這裏，舉行了美國主導下戰後世界貨幣金融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會議。
一貫有“貨幣黑幫”之稱的G5財長會議曆來是拉上窗簾開會，這次竟然破天荒邀請世界各地媒體公開采訪。事實上，會議僅用了20分鍾就一致通過了由美國起草的“共同聲明”：使強勢美元變成弱勢美元；采取政策協調解決貿易收支失衡問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美國方麵希望各國中央銀行從外匯儲備中動用180億美元，使美元在不遠的將來貶值10%—12%。就日元而言，美國的目標是使當時1美元兌242日元的匯率上升到1美元兌200日元的水平。主要發達國家聯合行動起來對外匯市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幹預，使得美國所期待的“不遠的將來美元貶值12%”的目標，僅在兩個月後就得以實現。
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到日本經濟泡沫鼎盛時期的1989年，四年間，日元對美元的匯率上升了104%。采訪中，親身經曆和研究過這段曆史內幕的日立公司政府事務和市場戰略部總經理蔡林海告訴《商務周刊》: “盡管升值出發點是擔心美國大幅貿易逆差和日本大幅貿易順差表現出來的貿易失衡會威脅到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但實際上日本的貿易順差不降反升，從1985年的553億日元到1992年突破1000億日元，特別是1991—1995年日元對美元升值到80∶1的情況下，日本對美順差又創下了曆史新高。”
這個時刻，日本開始感覺“上當”了。1987年美元對日元匯率上升到1∶150時，日本經濟界被一片恐慌籠罩。日本國會代表團趕往華盛頓拜會美國財長貝克，懇請美方配合日本把日元兌美元的匯率控製在1美元兌180日元的範圍。
此時，“得了便宜還要賣乖”的貝克尖銳地回應道：“匯率的水準應由市場來決定。市場上日元升值了，是因為日本政府在擴大內需上還不夠努力。你們應該回日本要求自己的政府迅速地采取措施擴大內需。”其意思很露骨：要扭轉美日貿易失衡的狀況，不是要美國改變經濟政策，而應該改變日本的製度。
領到華盛頓“旨意”後，以日本中央銀行前總裁前川為首的政策班子起草了一份促進日本從外需主導型經濟轉變為內需主導型經濟的“前川報告”，具體而言有五大要點：擴大內需；轉換產業結構；擴大進口並改善市場準入環境；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 采取積極的財政金融政策。
隨著“前川報告”的出台，日本為實現減少貿易順差和擴大內需的政策目標，開始實施擴張性的財政和一係列金融寬鬆措施。由此導致日本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大幅度上升，由1980年代初的8%上升到12%—13%的水平。結果日本出現了“流動性過剩”，這一局麵為日後的日本經濟泡沫化創造了宏觀環境。
蔡林海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美國壓力下展開的金融自由化。1980年代初，歐美銀行在日本開設分行要受到日本金融管製的嚴格限製，沒有一家外國證券公司能夠成為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會員，摩根斯坦利、所羅門兄弟和高盛等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甚至隻能通過香港市場才能和日本做交易。
在美國逼迫日本開發金融市場、實施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活躍於紐約和倫敦市場的資金運作專家們急切地希望在日本金融市場中瓜分到大餐。蔡林海介紹說，在美國壓力下，封閉保守的日本金融資本市場被打開了一個缺口，隨後猶如“大壩決堤一般，洪水立即橫流起來”。歐美投資銀行和新入門的日本金融機構，甚至包括一些日本企業，都借日元升值、金融自由化的“良機”，爭先恐後投入到投機炒作的遊戲中來。
披著經濟“外衣”的政治武器
“如果把‘廣場協議’的主角換成中國，美國當時采取的一係列逼迫手段與現在對付中國的措施如出一轍。”國內一位知名匯率分析專家告訴《商務周刊》，唯一不同的是這些措施的效果，“33個月裏，當初的日本升值了90%，我們是18%。盡管目前幅度隻是日本的1/5，但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
在他看來，當前美國對人民幣的做法是15年前要求韓元升值和自由化，以及上述日元故事的翻版。“所謂升值，完全是披著經濟‘外衣’的政治‘武器’。”他說。
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研究員張宇燕仔細研究了本世紀開始以來美國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的全部過程，發現美國政府自身對人民幣的態度取決於美國的宏觀經濟走勢和就業，以及它們與貿易逆差及美元匯率之間的關係。
他總結說：“如果美國政府認為貿易逆差可以持續、可以繼續保持強勢美元而不至於影響經濟增長，它對人民幣的壓力就相對較小；反之，則人民幣會成為一個主要的受攻擊目標。”
在有關貿易逆差的問題上，經濟學家基本上同意是由於美國國內消費大於投資、政府開支過大造成的。因此政府有必要削減開支，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以減少需求，但這種會導致美國經濟增長放慢的做法，並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擴張利益。於是，一個簡單的方法就出現了——匯率貶值。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IIE）的研究認為，為使美國逆差達到可持續的水平，美元至少需要貶值25%。2002—2004年，美元對歐元貶值了32%，對日元貶值了14%。根據IIE的研究，美元還需要繼續貶值。但是隨著歐元升值，其出口成本不斷增加，市場競爭力被削弱，所以歐洲對美國的反抗也越來越多。歐美競爭的結果使美元把貨幣貶值的矛頭指向了亞洲貨幣，尤其是人民幣。
張宇燕說，這不僅因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在東亞的競爭力日益增強，同時亞洲經濟越來越變得一體化，“如果人民幣不升值，其他貨幣也難以升值”。
在這一點上，美國人自己看得更清楚。凱托研究所（CATO）的經濟學家傑拉爾德在其文章《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保護說不》中指出，世界上不隻是中國釘住美元，很多國家也釘住美元或實行美元化，但他們並沒有被指責為不正當競爭。他寫到：“美國政府的目的是要從政治上使人民幣升值，從而削弱中國產品出口美國的競爭力。”
不過，傑拉爾德隻講了一半的真相。某國內大型銀行駐倫敦金融城的外匯交易主管在與《商務周刊》的交流時，說出了真相的另一半。國際市場接受的某種貨幣匯率，實際上是一國經濟競爭實力的體現。在一國經濟實力上升時，其貨幣被人為地推動升值，其效果等同於提高其競爭成本，進而削弱該國的競爭力，同時也消耗或減緩了該國財富積累的速度和能力，最終的後果是國家整體實力的停滯，比如日本“失去的十年”。
在他看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全部秘密，就在於通過抑製出口來遏製中國財富積累的能力，削弱中國國力，以維護美元霸權，也就是美國霸權的繼續。貨幣的確是一張紙，但這張紙是否能讓你走遍天下，後麵有著激烈的主權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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