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 1198 --- ZT女性華裔基金經理馳騁華爾街

打破白人男性壟斷　女性華裔基金經理馳騁華爾街

據美國《世界日報》報道，過去十多年，進入華爾街工作的華人越來越多，部分人位居基金經理高位。在這個傳統的“男人俱樂部”裏，華裔女性基金經理已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因此，記者特別訪問三位華裔女性基金經理，介紹她們不同的人生路程。

　　高梅是紐約富爾投資管理公司的合夥人和首席基金經理。她獨立負責五億元的投資，同時和別人共同管理23億元的資金。從2003年到2008年1月，兩支基金獲得較好的回報。“一支基金平均收益率是11.9%，另一支為19.9%。”

　　芝加哥麥克阿瑟基金會的國際投資總經理郭津德管理14億元基金。截至2006年底，她的平均年收益率“比市場高出六個百分點”。在以男性為主的基金經理圈內，女性基金經理不多，但她“用業績證明，自己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好。”

　　川妹子曾琦是波士頓阿卡典資產管理公司基金經理。在這家基金公司，她和其它14位基金經理共同管理800億元資產投資，是其中唯一一位女性，而且是華裔女性。該公司不是一個人管理一支基金，而是一個團隊共同管理全部的基金。“如果該我值班，我就要總管這些基金。”

　　

　　

高梅認為，做基金經理主要靠實力，背景關係隻能起到輔助作用。（美國《世界周刊》/韓傑 攝）

　　美國華人金融學會(TCFA)現任會長蔣明稱，該學會共有1400名會員，其中女性會員占30%。從資料上看，女性基金經理很少，也“可能擔任經理後沒有向學會報告”。他認為，在美國基金經理競爭比較公平。“隻要能夠管理好基金，業績獲得認可，就可能獲得提升。”

　　他認為，女性擔任基金經理比男性要克服更多的困難。“困難不僅在工作，而也在家庭和孩子。”作為妻子和母親，女性經理既要照顧家庭，也要管理基金，還要進行社交活動。“各方麵都要擺平，的確難能可貴。”

　　高梅的故事

　　在華爾街，女性基金經理“少之又少”。擔任美國華人金融學會理事的高梅認為，在華爾街要靠真本事，還要有運氣。“能掙錢就是能掙錢，投資者最後要看業績。”同時，有個好的上司也有幫助。她認為，老板要對投資者負責，要有高的回報才行，不能光看關係。

　　文學青年轉學工商

　　高梅出生在廣東省汕頭市，1989年懷著文學夢想考入汕頭大學文學係，四年後獲文學士學位。畢業三年後，她前往加拿大的維老大學(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攻讀金融專業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98年畢業時，她申請多倫多一所大學的博士班。

　　她說，當時有兩位候選人。教授後來發現，盡管高梅的碩士成績很好，但竟然在本科階段沒有學過數學，因此要求她補修數學，等待數學學分夠時才進入博士項目。“我認為時間太長，便放棄讀博士。”

　　說來也巧，當時該校一位畢業生在多倫多道明銀行工作。因為業務發展需要，到母校招聘新人，請教授推薦人選。她說，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已經發生，傳言加拿大四大銀行準備合並成兩家。“合並就要裁員，因此當時工作並不好找。”

　　她決定抓住這個工作機會。後來，她的申請異常順利，“周一申請，周三麵試，周五就拿到工作。”她認為自己很幸運，“許多有加拿大工作經驗的人都找不到工作”。有人問她的經驗。她就說，首先要認真讀書，教授的推薦也很重要。

　　當時，她的工作就是做金融衍生產品分析，為交易員提供研究報告。“交易員屬於前台，我做的工作是後台。”後來，一個同事出差，經理讓她兼做同事的工作。她發現同事“很多東西做錯了”。於是，她每天加班，一個月後才把所有的東西改正過來。2001年，她通過注冊金融分析師(CFA)考試。

　　　轉到紐約參與創業

　　當時，該銀行在紐約市設有一個自營部，用銀行自己的錢投資可轉換債券。有一天，她的經理問她是否想去紐約工作，她高興地答應了。她說，該紐約的自營部當時由著名華人投資者黎彥修領導，業績在華爾街名列前茅。

　　因為是銀行的自營部，所以自營部要按照銀行的規定來做，當時隻能做可轉換債券，其它產品不能投資。2003年，黎彥修帶領自營部的20個員工離開銀行，成立獨立的富爾投資管理公司。“公司有四位合夥人，黎彥修是總合夥人，我和另外兩人是普通合夥人。”

　　現在，公司共有23億元的投資，“透過杠杆投資的資金規模達到五、六十億元”。她負責與股票有關的債券和與債券有關的信用投資。除了共同管理這些投資外，她還負責另外五億元的高收益貸款投資組合。

　　她說，這個團隊過去沒有投資過高收益債券。2003年，她開始嚐試債券交易，“當時沒有經驗，我主要依靠摸索”。以前，債券投資者不買高科技公司和網絡公司的債券。他們認為，高科技虛無縹緲，不像傳統公司有個實體。“實際上，許多高科技公司和網絡公司都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水和電一樣穩定。”

　　能否勝任業績說話

　　她的業績證明自己能夠擔任基金經理。2002年，一家設計管理軟件名為Veritas公司兩年期的可轉換債券在市場上的價格達到年利率11%，減去國債利率的3%，每年盈利率達到8%。而且，這家公司的現金比債券還多，她認為不錯，就決定大量購買這家公司的債券，結果證明她對了。

　　2002年，衛星電視的可轉換債券，減去國債的收益率後，其收益率達到10%。但是，公司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其稅前盈利是負數，公司的固定資產投資很大，因此，有人擔心公司沒有錢償還債券。

　　高梅不以為然。她說，投資公司一定要看到公司的前景，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可以看有線電視，但是，在許多郊區和鄉村，人們沒有有線電視，隻能看衛星電視。而且，衛星電視可以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性，就像手機一樣。因此，她認為值得投資，結果證明“收益不錯”。

　　她在朗訊科技的投資上也很成功。2002年，朗訊麵值1000元的可轉換債券價格下跌至180元。有人估計這家公司再也不能付息。“當時，互聯網泡沫破裂，朗訊的設備賣不掉。”因為許多公司重組以降低費用，因此減少購買朗訊的設備。

　　她認為，朗訊支付債券應該沒有問題，因為許多大的通信公司都是它的客戶，朗訊應該能夠生存下來。朗訊在資本市場上可以再融資，以獲得時間重組而降低成本。後來，朗訊的債券價格漲了，從180元漲到800多元。她說，看問題一定要有變化的眼光。陷入困境的公司可以采取裁員、關閉部分部門以及重新融資來重生。

　　記取教訓不蹈覆轍

　　高梅說，做了近十年的投資，雖然成功的居多，也有一些失敗的例子。“我從市場學到不少的教訓。”例如，朗訊發行過30年期的債券。“朗訊以前信用評級很高，隻有評級為A的公司才可能發行這麽長期的債券。”後來由於公司經營狀況變差，這些債券都是折價出售，一百元的麵值債券售價為60多元，收益率是5%。但是，朗訊的信用衍生產品的收益率卻高達7%。因此，她認為朗訊的債券定價過高，其價格應該下降。

　　但是，她當時忽略了一點。她向一些有經驗的人請教，獲益不少。債券畢竟是債券。如果朗訊倒閉，朗訊就會賣東西償還債主。“首先償還債券所有者，價格60多元就會獲得60多元賠償。”因此，這個價格不會下降。“於是，我趕快把它們買回來。”

　　她從中獲得一個經驗，就是“首先想到市場是對的”。如果發現市場不合理，就要去設法找出它的不合理處。如果經過反複檢驗，證明市場是錯的，才能采取行動。“如果對市場不理解，就要設法理解它。”

　　次級房屋貸款指數(ABX)是個新型產品。該指數由20種債券組成，每種債券又有一萬至二萬個次級貸款組成。高梅認為，“一百元就是一百元，市場不可能生出錢來。”但是，次級貸款就像是市場能夠生出錢來一樣，“每個人都獲利”。她說，這就是不合理。“次級貸款是一個泡沫。”

　　她關注次級貸款許多年，但是一直找不到轉折點。當時，次級貸款在市場上很搶手，也有人不看好，要賣空。“但是，賣空就虧，有人經不住損失就走了。”她認為，過去40年，美國家庭收入扣除通貨膨脹隻增加四分之一。房價上升與葛林斯潘為市場注入過多的資金有很大的關係。從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成為完全付債消費，長期一定不能支撐。

　　2007年3月，她開始賣空次級貸款，但是4月份就虧錢，“因為時間太早了”。到了5月份，次級貸款指數開始下跌，基金也開始賺錢。她說，她也賣空與次級貸款有關的金融公司，如全國金融(Countrywide)和華盛頓互助(Washington Mutual)。

　　腳踏實地提高自我

　　高梅說，自己的最大優點是腳踏實地，近十年來沒有跳槽，一直在這家公司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的價值。每天想的都是工作，甚至外出遊玩也不例外。“半年前，我生第二個孩子時，隻請了六周的假期。”因為丈夫也在華爾街工作，家裏請了兩個保母。

　　她既是基金經理，也是妻子和母親。“我每天的生活相當忙。”她每天早上6點鍾起床，起來就看電視商業新聞，然後在手機上閱讀分析師寄來報告。7點半就要到公司上班，“討論市場情況，提出注意事項”。每天晚上7點回家，吃飯後與兩個孩子玩一會兒，“這是我最愉快的時候”。她對投資者的建議如下：

　　牢記著名投資家巴菲特的談話。“在別人貪婪的時候你要恐懼，在別人恐懼的時候你要貪婪。”她說，華爾街的人就是在恐懼和貪婪中生活。他們賺了錢的時候不可一世，虧了錢就覺得沒有未來，其實沒有必要。

　　投資時不要跟風，一定要加入自己的思考，不懂的東西不要做。在市場上，有的產品收益率很高，看起來特別好，就要檢查是否存在什麽問題。現在，銀行推出一種“加強”貨幣市場基金(Enhanced MMF)，但是沒有保證。因此，存錢時一定要有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IDC)的擔保才行，以保證本金不會損失。

　　並非每個人都適合炒股票。股票市場的風險太大，一定不要負債太高。有的華爾街人士賺了錢後，以為每年都會這樣，就開始大筆花錢。“他們先在曼哈坦購買一間高級公寓，又在長島買下一棟度假別墅。”現在，華爾街的人失業的很多，許多人首先是賣房子。因此，華人應該避免。

　　郭津德的故事

　　郭津德在1991年進入基金行業，2000年正式成為國際投資總經理。她說，這個圈子長期被稱為男人俱樂部。一開始，幾乎全是白人，中國人很少，女性也很少，“自己覺得像個外星人”。“以前出去開會，他們並不把你當成一回事。”後來，她感到情況發生變化。“他們開始尊重你的想法，把你看作一個專家，認真聽取你的意見。”

　　偶然機會管理投資

　　1977年，郭津德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10年後，她去德州州立大學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後來，她先在羅得島的布朗大學做點研究，後來應幾位美國朋友邀請前往芝加哥。“我在中國北京長大，比較喜歡大城市，發現芝加哥不錯，就想在當地找工作。”

　　她有位朋友曾經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的資助，與基金會的人比較熟悉。“於是，朋友推薦我去基金會工作。”當時，基金會對中國留學生比較同情，就同意接受她作為見習生)。因為她有國際關係的教育背景，就被分配到專門分發捐助資金的部門。

　　半年後，機會來了。該基金會開始籌建投資部，把基金會的錢去投資掙錢。她說，她雖然學過工商管理，但專業是國際貿易。“我父母是高級工程師，其它親戚都是教授之類，對商界沒有一點認識。”但是，從身分考慮，她隻能去投資部，因為隻有進這個部門才能成為基金會的正式職工。

　　她現在看到，當時這個無奈選擇非常正確。“這個領域非常具有挑戰性，可以學習很多東西。”她對投資逐漸產生興趣。她說，當時該部門隻需要一個一般分析員，因此沒有什麽人競爭。“基金會的人認為我做的工作可靠，就沒有對外招聘。”

　　當時，這個領域中國人很少。她說，基金會是個好地方，給她提供許多機會。基金會給她申請工作簽證和綠卡，支持她進修，“我是邊工作，邊學習”。1995年，她通過注冊金融分析師(CFA)考試。

　　適應需要努力表現

　　郭津德管理的基金全部投資於國際市場。為了了解國際市場，她經常出國，建立廣泛關係網。“基金會對我出國考察都是鼓勵，隻要需要，想去什麽地方就可以去什麽地方。”

　　後來，基金會的投資部增加到十來位員工。“我是唯一的女性，其它全是美國人。”美國人比較外向，喜歡表現自己，善於出頭露麵。“因此，我不能老坐在那裏不說話。”過去，她的個性比較內向，為了適應這個工作，她就需要“勇於發表自己的觀點”。她說，如果不采取主動態度，就不會有人注意。

　　她認為，作為女性基金經理，阻力不在內部，而在外邊。基金經理經常要與外邊的人打交道。當時，投資經理絕大多數是男人。“他們的社交活動是打高爾夫球，在打球過程中交流信息，聯絡感情。”因為她不會打高爾夫球，和這些人共同語言不多。

　　有一次，她去日本考察。因為透過其它方式聯係，“因此他們不知道我是女的”。她去見的是日本最大的四個投資公司。“我一進董事會的房間，發現十多個老頭坐在桌子的一邊，看到我後非常吃驚。”她說，她看到日本女性都是倒茶送水，還要退著走路，見到她當然感到意外。

　　在非洲和中東，男人見到她也感到很不自然。“我多次遇到這種情況，已經習慣了。”她說自己很隨和，盡量讓對方放鬆下來。現在，美國女性基金經理比以前多了。

　　大膽投資業績耀眼

　　郭津德手下有兩位白人男助理。她說，過去，她曾經投資股票、債券和私募基金，現在主要投資在股票市場上。她的投資遍布全球，其中有中國大陸市場和香港市場。“我的成績每年都比市場好，讓我很自豪。”

　　她承認，擔任基金經理壓力很大，每年都要看盈利數字。基金會和大學捐助基金一起排名。但是，基金會沒有大學的基金優勢多。“大學基金每年都有人捐款，而基金會沒有。”她認為自己的成功存在以下因素：

　　對外國不要存在偏見。“我對外國的文化很感興趣。”她說，美國人的最大問題是，總認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分析外國投資對象時存在偏見。“他們總是以美國為標準，認為外國製度不民主，法治不健全，管理不正規。”她說她沒有這些偏見。“我比較客觀，新興市場是沒有美國完善，但是存在許多優勢。”

　　一定要走在別人的前麵。她說，現在大家都說中國大陸很好，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蜂擁而至。“如果和別人一起去，收益率不會很高。”她早在1995年前後，就回到中國尋找機會。當時，中國已經出現私募基金，幾位美國華裔回到中國和中國人建立合夥私募基金。“他們還帶我去一家登山車廠。”當時看得多，沒有投資。但是，這些關係為她在後來的投資創造條件。

　　在投資上要有勇氣和信心。她說，有的人比較保守，就按照股票指數的成分股購買股票，而且比重也參照成分股的比重。例如，道瓊工業平均指數有30支股票，每支股票比重不同。道瓊股票漲，他們的股票也漲，反之亦然。她則不同，如果覺得某個國家市場好，就要多放。但是，不能瞎來，要有根據。

　　堅持去所投資的公司考察。她說：“你對市場越了解，投資就越有把握。”從2000年開始，她都堅持親自去基金會投資的公司考察。“開始時，投資者很少考察公司，都是股票分析師去。現在，投資者去公司很常見。”她認為，有的分析師出於各種原因，講的不一定正確，投資者就要“像領導一樣下基層”。

　　中國機會獲利豐厚

　　郭津德說，2007年，她的基金效益最好，主要是中國大陸市場的投資回報高。十多年前，她就看好中國大陸，多次回到中國大陸考察。她認為，那時中國基礎差，尚不能投資，但是將來一定行，因此就耐心等待機會。

　　她和一些中國的私募基金建立了良好關係。她回到美國後，仍然和他們保持著聯係。最近幾年，她開始投資中國。她估計，幾年後，很多外國人會前往中國投資。“那時候再進去獲利就低了。”

　　她認為，從長遠考慮，隻有與中國有商業關係的公司才有前景。於是，她也看好這類公司。去年，她投資的中國公司比例最大，因此效益最大。但是，今年中國市場出現困難，她也對投資進行調整。她認為，中國將來是非常大的市場，潛力很大。

　　與其它基金經理早起晚睡不同，她喜歡晚睡晚起。“我早上8點半上班，晚上8點半回家。”她喜歡收市以後，一個人待在辦公室內，看看資料，考慮投資戰略。“兒子上大學後，我可以把全部時間用於工作。”

　　曾琦的故事

　　曾琦工作的公司主要用數學模型進行投資。“我的工作就是檢查數學模型有無問題，與設計的原理是否違背。”她認為，基金經理非常辛苦，每天工作很晚。男性基金經理可以讓太太不工作，或者請個保母來解決，他們的事業仍然可以往上走。“但是，女性基金經理成家則是另外一回事了。”她們根本沒有時間聊天，下了班就趕快回家。因此，她認為女性基金經理要承受更大的壓力和更多的犧牲。

　　教授邀請擔任經理

　　曾琦在1990年從四川大學數學係畢業，第二年來到美國一所大學攻讀生物統計碩士學位。拿到碩士學位後，她前往哈佛大學繼續攻讀生物統計博士學位，三年後拿到博士學位。她說，“一些課程以前學過了，所以提前拿到博士學位。”

　　她的博士論文獲得美國統計學會大獎，因此她找工作很容易。“我在美國默克製藥公司找到工作。”她說，其實在藥廠做統計，工作簡單，沒有壓力，就是覺得浪費時間。於是，兩年多拿到綠卡後，她申請到摩根史坦利金融分析師的工作，正式進入華爾街。

　　後來，獵人頭公司發現了她，將她推薦到波士頓的州街公司擔任首席分析師，手下有六個人，分析世界各地不同的投資產品，向客戶提供投資谘詢。不過，2006年，她過去的一位教授來到阿卡典公司，邀請她加入這家公司。

　　她說，她到這家公司看後，發現該公司主要用數學模型進行交易，與她的專業很吻合。“而且，我一來就擔任基金經理。”工作後，她覺得這家公司很公平，也比較倚重她，沒有歧視。因此，她決定不再換工作了，要在這裏工作到退休。

　　數學工具華人優勢

　　曾琦說，該公司把所有的資料數據化，因此，公司要設計投資模型。“我的工作就是做市場研究，設計數據模型。”因為華人數學較好，因此，許多華人都在做分析師的工作。

　　因為市場不斷變化，昨天的模型可行，今天可能就不能用了。她說，投資市場就是像是天氣預報。“有的時候預報準確，有的時候不準。”因此，她要經常設計投資模型，全部數字化。“哪裏有問題，就在哪裏解決。”

　　該公司的投資者都是機構投資者和一些合格的個人投資者。“個人投資者的投資額要在兩千萬以上。”機構投資者有紐約州政府、奇異電器(GE)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等大機構的退休基金。它們也有自己的管理團隊。但是，為了分散風險，也拿出部分資金交給外邊的公司管理。

　　她說，該公司管理的基金大部分是對衝基金，小部分是退休基金。對衝基金可以賣空。但是，紐約州政府對退休基金的投資有規定。退休基金不能賣空，學校的捐款基金也不能賣空，也有的個人要求不能賣空。

　　基金經理需要社交

　　曾琦估計，華爾街的女性分析師約占20%至30%，“其中約有10%的女性可能升到基金經理的位置”。在波士頓，女性基金經理也就三、五人，華人女性很少。“一到開會，黑壓壓的一片，全是男的。”

　　她認為，中國男性做分析師的很多，但是提升為基金經理的很少，與人際交往不夠很有關係。很多中國男性專業很好，但是語言不行，上不了場麵，不能見客戶。“他們讀寫聽都不錯，就是說不好。”這不是一兩天念幾本書就行了。“你不和別人交往，如何管人？”

　　這裏麵可能有歧視。但是，若論歧視，美國人的歧視比中國人的少。她說，中國人離開學校後，就失去和美國人打成一片的機會，形成中國人自己的小圈子，一起吃飯，一起遊玩。“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社會語言很差。除了工作，無法與美國人交流。”

　　她認為自己能夠擔任基金經理與平日和美國人交往有關。許多中國人沒有知心的美國朋友，而她有許多美國人朋友和歐洲人朋友，還有許多中國人朋友。“我經常和其它族裔的朋友談話，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努力工作 勇於擔責

　　曾琦說，她進入華爾街時，很少看見中國人和美國人交往，因為不知道日常交往的話怎麽說。“你越不說，就越不能說。”等到一有孩子，整天忙於家庭和工作，更沒有時間和美國人交往了。

　　她發現，中國人很少找美國人外出吃飯，不知道如何和美國人打交道，因此很難成為老板。“在這個圈子內，你要幽默，會開玩笑，還要和別人一起哄哄笑。”有的中國男性很自傲，認為和別人交往是無聊小事，實際上失去機會。

　　曾琦的建議是，從事金融行業就是要掙錢。但是，不要太貪心，錢夠用就行了。一定不要給自己設定目標，要掙多少錢，這樣精神太緊張。她認為，投資這個行業壓力很大，不要再給自己施加壓力了。

　　一定要充滿好奇心，要和美國人交往，和他們成為朋友。一定不要劃分界限，“我們中國人，他們美國人”。如果和美國人交往，就會發現很多機會。

　　一定要勤奮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當年，她在摩根史坦利工作時，公司一共裁員六次。“每次我都認為這次我要交代工作了。”但是，裁到最後，公司還是沒有把她裁掉。她曾經有機會離開那裏，跟隨老板去新的公司。但是，她還是在那裏潛心下來，學習不少東西。

　　不要怕承擔風險。擔任基金經理就要承擔風險。“要想成功，就不能想的太多，勇於嚐試，不怕擔風險。”換工作也是風險。她一共換了幾次工作，一次比一次好。因此，要敢於換工作，就要承擔更大的風險。但是，中國人比較謹慎。

　　個人投資一定小心

　　曾琦進入投資行業已近十年，經曆不少大的投資公司和基金公司，知道這些大型公司的運作。掌管巨額投資的她說，散戶沒有競爭力，一定不要和機構投資者競爭。她的建議如下：

　　個人投資者不要炒股票。中國股票市場和美國股票市場不一樣。“在中國，投資像賭博，因此，不要炒股票，要買共同基金。”有的中國人看到別人在股票上賺錢，卻不知道更多的人虧錢。“他們得到的信息沒有專業人士的快速和準確。”

　　投資共同基金。花時間選股票，不如花時間好好工作，把事業和家庭搞好。“不要撿了芝麻，丟了西瓜。”要知道，股票投資隻有少數人有運氣，對多數人沒有意義。很多人不知道這一點。

　　選擇代表性廣泛的指數基金。不要希望一夜暴富。熱門的東西免談。暴漲就可能暴跌。投資心態放淡。如果把投資當做遊戲，不要玩得太大了。“運氣不能重複。”因此，最好交給基金經理去管理。

　　鳳毛麟角的原因

　　究竟有許多美國華裔女性擔任基金經理，沒有人能夠說出一個準確的數字。華爾街獵人頭公司重心集團董事總經理裔錦聲博士認為，在華爾街，女性華裔基金經理是“鳳毛麟角”。過去，這都是白人男性的行業，因為“男人天生對數字敏感”。

　　她說，這也與華人的特點有關。華人語言不行，但是數學和技術較好。華爾街的職業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銷售人員和交易員；分析師和產品設計、製造師其次；專業律師排第三；最後是技術人員。“前兩類容易提升為基金經理。”華人主要所從事第二類和第四類，因為這兩類人員不和人打交道，隻是處理數字和技術。

　　趙睿是貝萊德資產管理公司證券分析師。兩年前，這位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博士經過五次麵試才獲得這個工作。她工作的小組共有五人，其它全是白人男性。她在工作中發現，中國人比較含蓄，美國人比較直接，“但工作上的爭吵並不影響私下的關係”。

　　她說，作為這個小組的唯一博士生，她的工作沒有問題。而且，她的博士論文與目前的工作有關。不過，最讓她感到不適應的是，同事下班後常常去小酒館裏喝酒，“光喝酒，不吃飯”，和中國人不同。而且，白人女性也能喝，“喝酒我不行”。現在，她已經逐步適應了這個工作方式，對未來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