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讀書心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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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中國之二十八：當東風遇上西風 --- 東西方文化差異在科研領域的碰撞
文章來源:《華盛頓觀察》周刊 於 2006-01-19 09:14:39
“中國文化的傳統一向講究‘天人合一’、‘敬畏自然’，因此中國人對自然的研究往往止於觀察。”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2003-2004年，國際科技期刊《自然》雜誌出版中文專輯“中國之聲”，邀請眾多知名的海外華裔科學家撰文為中國科研現狀“號脈”，宗旨在於促進中國科技積極發展。其英文正刊的刊名為：“以西方觀點看中國科技”（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iews from the West）。撰文者認為，科技發展的製約因素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觀念抉擇。當東西方文化在科研領域相遇，它們對科技發展會激起怎樣的影響？
作為該係列文章作者之一的蒲慕明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專訪時指出，西方學術界有著良好的科研和教育傳統，在科研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而中國學術界要想趕超西方同行，需要進行文化的反思，以期建立起一個良好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研製度。
文化教育傳統－－接受經典vs.個人創造
兼具東西方文化背景和科研資曆的蒲慕明教授在《自然》雜誌“中國之聲”特刊中曾撰文闡述：“墨守陳規和等級森嚴的儒家傳統，給現代中國社會遺留了長遠的陰影。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權威統治和遵奉心態造成的氛圍，無助於形成一個培育個人創造力的社會環境，而個人創造力是科學探索的關鍵。聽從老師的話和接受經典論著的教條是儒家教育的基礎。這種教育模式究竟是幫助了還是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值得探討的。尊奉權威和現存的條框是科學突破和技術創新的一個主要障礙。”
“做科學研究需要有創新、突破和為之進行冒險的勇氣。不同於西方人的進取精神(aggressive)，東方科學家通常著重於繼承已有的理論，而缺乏抓大問題、開創新方向的信心和膽識。”他對《華盛頓觀察》周刊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這也許和傳統儒家文化以及教條主義對‘離經叛道’者的打壓有一定關係。中國科學界要在國際科研領域取得卓越地位，需要幾代人長時間不斷的努力，形成和保持開創、進取的風氣。”
蒲慕明認為，“中國的教育風格是傳授知識的過程非常嚴謹和紮實”，但是，年輕學生不應該僅僅學到接受經典和追隨標準答案，“更應該強調的觀念是，激勵學生追求知識的熱忱重於傳授知識本身。學生應該學到如何創造性地探索自然。”
隨著現代實驗科學的西風東漸，傳統東方文化教育下的年輕科學家是更注重接受經典還是個人創造，其選擇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
認知世界的方式－－東風與西風的相遇
2005年8月，美國科學院學報（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的一篇研究論文表明，分別在東西方文化下成長起來的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視覺認知過程有顯著差異。小組實驗中，麵對一張“叢林中的老虎”圖片，中國人的視線更多的集中於叢林，而美國人的視線則更快也更長久的集中於老虎。換言之，東方人更注意目標所處的背景而西方人更注意目標本身。研究人員認為，這表明人們在成長期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影響了他們的視覺認知過程。
“東方人生活在一個相對複雜的社會環境中，並由環境決定他們的社會角色；所以，如果想要有效地做事，一定要注意研究背景。相反，西方人生活在一個約束更少的世界裏，更強調獨立；這使得他們不必花太多注意力在背景上。”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理查德·E ·尼斯貝特(Richard E. Nisbett)教授如此評論說,“所以，人們一定要充分理解，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哪怕處於同一環境也會有不同的體驗。”
當東風與西風相遇，一些新的體驗、認知之門也許會被打開。2005年11月，一位東方宗教界人士在美國神經科學學會的年會上做了有關坐禪和神經科學研究的報告。他認為，坐禪和神經科學研究一樣，都是通過觀察體驗、思考推理和實踐驗證來認知世界的，所以兩者有相通的地方，有進行合作研究的基礎。一些美國神經科學家甚至已經就坐禪過程中人腦的活動變化調控發表了學術論文。
但是，對這類研究目前有很大爭論。坐禪完全屬於個體體驗，他人無法重複，這和傳統的西方科研方法有本質不同。還有一個古老的問題：意識是否可以最終分解為一係列的物理過程？坐禪訓練是個人對意識的控製，而神經科學則著重研究一係列生物物理過程彼此間的聯係，這兩者間的合作研究可行嗎？
蒲慕明教授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他對此持開放、樂觀的態度。神經科學家普遍認為意識是有其神經物質基礎的，人的心理現象必然有其生理基礎。他認為這一類研究有很大的前景，即使目前對於坐禪等心理活動還沒有明確的生理定義，但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也許將來會有突破性的發現。
製度製約發展－－從傳統人治到競爭優勝體製
文化的差異導致製度的不同，製度的不同又反過來影響文化和製約進步。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饒毅教授、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的魯白教授和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教授在《自然》“中國之聲”上聯合撰文闡述：“中國科技發展還有根本的體製問題沒有解決：中國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階段，社會和科技界的人際政治在多個層麵起著重要或主導作用, 而科技的專業優劣在現有體係中不能發揮”。目前中國的科技經費分配體製仍然是人治為主，政治和科技不分；專家被推到方便於搞學術政治、但不方便專業評審的場合；科技界的人際政治常常代替專業的標準。人際關係、政治結盟－－不管是科技界專業人士之間的、還是專家和行政管理人員之間的－－必然導致經費分配上與科技價值無關的隨意性。他們認為，“科技管理應該采用‘競爭優勝體製’，即真正按照科技項目的專業水平及其意義來進行競爭和選擇，使優勢課題勝出。”
蒲慕明對此表示認同。他進一步聯係到目前中國有關改革院士製度的呼聲，談到競爭優勝體製應該不分科學家的資曆、年齡，一視同仁，以專業水平為唯一標準。
2005年底，中國科協主席、前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院士、鄒承魯院士以及其他一些院士發起號召改革院士的製度，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
“中國現行的院士製度的確存在很大的弊端，亟需改革。最重要的一條是，目前院士的權力太大，地位太高。”蒲慕明說，“在美國，院士隻是一種榮譽稱號，代表對其過去成績的肯定，並不意味著院士從此成為該領域的終身權威，或是享有什麽實際權力，他們一樣要和其他科學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競爭。而中國的院士則有著巨大的特權效應，甚至一直把持重大的科研項目和經費分配，而不是和其他科學家一起進行正常、平等的競爭。這非常不利於學術競爭和健康發展。當科學家之間的競爭不是以專業水平作為準則，而是以資曆、頭銜為標準時，競爭者之間就已經存在著先天性的嚴重不平等，人際政治必然壓倒學術競爭，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人治’，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科研的發展。”
在眾多科學家的討論聲中，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宣布將在2006年邀請各國院士前來探討中國院士製度的改革與發展。看來，中國科技製度的改革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是維持傳統人治還是走向競爭優勝體製，中國科學院是否可以對自身完成一次重大的改革，海內外的華裔科學家正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