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之 823 --- 格林斯潘年代美國金融政策的啟迪意義

在格林斯潘離任之際，深入研究格林斯潘年代美國金融政策的經驗對加快中國金
融體係的現代化進程不無裨益。

　　年屆７９歲、業已在美聯儲主席位置上任職１８年的艾倫·格林斯潘出席本次在
河北香河召開的Ｇ２０會議，據許多媒體稱“這是他第一次來中國，也可能是唯一一
次的中國之行”，因此備受各方關注。他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分量或許已超過了所有的
與會各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的分量。但是，我們看到，沉穩低調的格林斯潘並
沒有向媒體說什麽。據說，他在河北香河與會期間隻是向與會的各國代表冷靜地介紹
了美國近２０年來的金融政策。

　　對於中國來說，Ｇ２０會議的最大意義在於：在世界市場上中國已經取得話語權
，中國的經濟政策走向已成為能對全球化進程和世界經濟平衡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一
個因素。那麽，Ｇ２０會議之後我們的任務有哪些呢？我覺得，會議上提出的布雷頓
森林機構改革問題、世界經濟平衡發展問題、石油問題等這些中國無法左右的問題並
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我們應當思考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在全球化趨勢下加快觀念的調
整和製度性改革。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深入研究格林斯潘年代美國金融政策
的經驗並加快中國金融體係的現代化進程。

　　我們可以將１９８７年８月至２００６年格林斯潘卸任之前這近２０年的時間簡
稱為“格林斯潘年代（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Ｙｅａｒｓ）”。在這一時期，美國經濟
有幾個與以前大不相同的特點：

　　１、盡管在政治、經濟、金融等方麵出現“多事之秋”現象，但美國經濟始終保
持了競爭力世界第一的地位和戰後表現最佳的宏觀經濟狀態。當年格林斯潘上台伊始
就麵臨著美國股市即將崩盤的嚴重威脅，之後又相繼出現了儲貸協會破產危機、蘇聯
東歐製度巨變、英鎊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２０００年美國科技股
泡沫破滅、“９·１１事件”、美國戰後第１０次經濟衰退、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
爭等一係列重大的國際國內事件和變故，但美國在這近２０年的時間內始終保持了相
對高經濟增長、高勞動生產率、低通貨膨脹率、低失業率的上佳經濟狀態。這種複雜
環境下產生的國家經濟績效顯然不能用“上帝保佑美國”來做解釋，我想，其背後的
原因就是美國在近２０年的時間裏沒有出現過宏觀經濟政策上的重大ｓ失誤並且有一
個穩健高效運行的金融體係。

　　２、美國的金融體係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市場主導型金融體係。與銀行主導型金融
體係不同，市場主導型金融體係最大的特點是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工具的交易比重
要遠大於信貸市場的交易比重。正因為直接融資活動發達，因此，這種金融體係在自
由程度、自發傾向、運行慣性、風險發散、信息傳播等方麵都比銀行主導型金融體係
更具難以操控的特征，這樣，就對金融當局的調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在銀
行主導型金融體係的典型國家日本，它對大銀行的信貸管理在一些情況下比中國的銀
行信貸管理還嚴格。但在美國，金融當局對金融體係就隻能以利率這樣的價格型工具
為主要調節手段，並經由迂回的傳導過程作用於微觀金融基礎，它從未對銀行的信貸
擴張進行幹預。在這種情況下，金融當局如何辨別形勢、選擇哪些政策工具、確定什
麽樣的調節力度、新措施在什麽時點上出台，等等，就會成為一種市場化藝術。金融
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各項金融製度調整措施，其中，貨幣政策是最核心的內容。美國
的貨幣政策製定權和執行權都在美聯儲，美聯儲主席的觀點、看法、主張等都會對美
國經濟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１９８７年８月，接任美聯儲主席一職以來，格林斯潘
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準確地對宏觀形勢和金融狀況進行判斷，嫻熟地運用利率手段在經
濟需要升溫、降溫的每個關頭都進行了恰當的操作，使美國經濟航船始終保持了快速
平穩的行駛速度。盡管遭遇過股市危機、戰後第１０次經濟衰退、“９·１１襲擊”
等一係列事件，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火車頭作用和科技競爭力方麵的遙遙領先地
位都始終沒有動搖。這其中，格林斯潘的功勞當首屈一指。

　　３、美國經濟在“格林斯潘時代”出現過兩個值得重視的現象：一是所謂“新經
濟”；二是金融改革。這兩個現象的背後我們都能看到金融政策的巨大作用。“新經
濟”的本質是由科技型企業高速擴張在總體經濟結構中引致的長時間持續的高生產率
、高增長速度和低通脹率、低失業率現象。在“新經濟”形成的背後是美國活躍發達
的風險投資和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金融市場。在實體部門強勁增長和結構調整過程中，
盡管美國的金融體係已高度現代化，但是美國政府及立法部門仍然不失時機地進行金
融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就是從法律上實現由金融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的轉變
以及對科技創新型投資的種種扶持舉措。例如，在對風險投資和創新型中小企業的融
資，美國不僅有聯邦政府的各種扶持政策而且各個州也都根據情況出台了一些積極的
鼓勵措施。這些因應時勢而進行的金融改革使美國的金融體係在運行和資源配置上變
得更有效率、更有針對性。了解了這些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美國在世界各國的科技
競爭中始終能保持領先地位了。

　　那麽，中國從格林斯潘和美國金融政策實踐中能獲得哪些啟迪呢？

　　從中國經濟成長的現狀來說，我們有低成本勞動力、高額儲蓄比率、穩定的政治
社會環境及潛在的內生性需求等巨大優勢，但我們也應當看到自己的不足之處，那就
是世人皆知的三大問題：（１）粗放型浪費型成長模式；（２）較為落後的體製法製
環境；（３）低效脆弱的金融體係。關於體製和法製環境的改進，我們的決策層已有
一套改革構想，這裏暫不做討論。我們應當引起重視的則是金融體係的現代化與經濟
成長方式轉變間的內在聯係問題。

　　從中國目前情況看，全社會的資源流動在本質上都可以歸結為金融資源的分配和
再分配問題。因為每年以信貸擴張和直接融資形式構成的資源分配事實已成了經濟體
係運行的基本牽引力量。從這一邏輯前提出發，我們可以斷言：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的
結構性矛盾既源於金融體係的資源配置低效率缺陷，當然也可以從金融體係的效率改
進中得到有效的矯正。

　　中國金融體係效率低下的具體表現就是金融機構服務功能缺位、金融市場欠完整
及金融資源利用效率過低。產生這種現象的背後原因既有產權製度、公司治理、激勵
約束機製等主觀因素；也有監管觀念、實體部門微觀基礎、金融運行環境等客觀因素
。這兩類因素交互作用使得金融改革和開放的任務變得艱難而又複雜。不過，盡管如
此，我們也可以理出一個簡明的思路，即：（１）用加大開放度的辦法促進國內金融
改革，如用廣泛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的方式促使原來國有獨資或政府控股的銀行等機
構強製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用放鬆行業進入壁壘和利率管製的辦法提高金融服務的競
爭水平，等等；（２）讓中央銀行在金融宏觀調控方麵有更多的獨立性；（３）對於
銀行類機構以降低金融風險、提高服務水平為近期的改革和發展重點，在實體部門資
源配置效率提高方麵則側重於培育創業投資體係和為創新型企業服務的資本市場為基
本內容；（４）從立法方麵為全麵的金融混業經營創造條件；（５）進一步放寬人民
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同時加快利率自由化的改革步伐，為價格性貨幣政策工具實施的
宏觀調控創造更加市場化的微觀基礎，因為美國如果沒有發達的金融市場條件也不會
產生格林斯潘這樣的人物；（６）在提高透明度、加強債權人保護以及加大財務欺詐
行為處罰力度方麵向美國學習，用嚴刑峻法來打造誠信社會、維護金融體係的安全運
行

 

來源：《新財經》2005年第11期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鬆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