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訴求——評加拿大華裔英語小說《玉牡丹》

［ 作者：周小文 轉載自：《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版2005年3月 查看次數：411 更新時間：2005-4-28 編輯：zhaofa ］ 摘要：本文從後殖民主義批評的視角，闡釋小說《玉牡丹》所表現的加拿大華裔身份認同的問題，指出作者通過重寫華裔曆史、再現華裔生存狀況以及書寫中國傳統文化，質疑種族主義和文化霸權，消解中西文化二元對立，完成加拿大華裔身份訴求，表達對價值和人性的思考和關懷。 關鍵詞：後殖民 加拿大華裔 身份 種族主義 解構 二元對立 Seeking Identity —— On The Jade Peony Abstract: By approaching the issue of identity in The Jade Peony in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y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 Canada, depicting the life of Chinese Canadian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author questions racism and cultural hegemony, deconstructs the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and accomplishes identity claim. He also conveys his concern about human nature in the pursuit of identity. Key words: postcolonial, Chinese-Canadian, identity, racism, deconstruction, binary oppositions 身份總是移民作家最關注的問題。尤其是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移民，麵對西方強勢文化和種族主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種身份危機感：我是誰？如何界定自我？如何對待自己的族裔性和他者性（otherness）？而作為獨特群體的少數族裔作家，他們對文化具有更敏銳的感受力，更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及其整個族裔在主流社會和文化中的邊緣地位和他者地位。因此在作品中，他們總是以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和雙重文化視角，關注自己族裔在兩種文化中的生存狀態及由此產生的對身份的迷惘和思考。加拿大華裔作家蔡韋森（Wayson Choy）的《玉牡丹》所代表的就是這樣一次探索。小說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溫哥華唐人街為背景，講述了一個華裔移民家庭三個孩子亮、忠心、和朗的成長經曆。小說由三個中篇故事組成，亮、忠心、和朗分別是這三個故事的敘述者，他們從孩子的視角講述了自己的童年和發生在唐人街的故事，展示了自己索求身份的困惑和曆程。 一 “如果不對加拿大華裔作為一個群體生存下來的曆史進行研究，把加拿大華裔文學作為少數族裔話語來研究就沒有根據。”（Lien Chao，1997；5）在過去百年，由於種族歧視1，加拿大華人遊離於主流社會邊緣，表現出群體的沉默。早年的華工因語言和教育等因素製約，無法用中文、更無法用英文記錄下自己的曆史和遭遇。而白人所寫的曆史中很少提及早期華工為建國立國所做的貢獻，尤其是修建太平洋鐵路這段悲壯的曆史。更有甚者，當時的鐵路建築公司在發布事故傷亡人數時，根本不把華工計算在內。他們的存在具有意義，但他們的名字和身份卻毫無意義。他們在現實世界的曆史和文化中從未被關注過（薩義德，2003：86）。華工在曆史上“失語”了，成了薩義德所說的“沒有曆史的人”。 然而，沒有華裔的過去，就沒有他們的現在。對曆史的重新把握，是恢複被破壞了的自我的過程（艾勒克，1995：221）。華裔作家通過回憶華人在加拿大的曆史，尋找和確認自我在現實和精神上的歸屬，使華裔這一身份具有曆史的根基和現實的依托。對於在曆史上“失語”的華工乃至所有華裔而言，“講述曆史就意味著一種掌握和控製——把握過去，把握對自己的界定”。有了曆史的敘述，就成為掌握曆史話語的主體。因此，重寫曆史是華裔身份認同的出發點。 在《玉牡丹》的第一個故事中，作者安排了華工老王這一人物。和許多其他的華工一樣，老王懷著去“金山”發財的夢想，17歲就來到加拿大參加鐵路建設。然而他麵臨的卻是白人的歧視和惡劣的生存條件。通過老王的回憶和敘述，作者再現華工修建太平洋鐵路的悲壯曆史，控訴種族主義對華工的迫害。老王雖是一名普通華工，卻是鐵路建築公司老板約翰遜的救命恩人。西方的“宏大敘述”總把華人醜化成賭徒、惡棍，從而宣揚白人至上論。作者通過老王英雄形象的塑造，質疑白人種族主義的優越論，打破主流文化對華裔的偏見和陳舊印象（stereotype），使華裔擁有人的尊嚴和可敬身份。 二 祖輩的曆史在回憶中得以重現，華裔的身份認同有了曆史的根基。然而，有了根基並不等於就此確立了主流地位和身份。華裔麵臨的更直接的困境莫過於在中西兩種文化中該何去何從。在西方文化霸權、種族主義等意識形態和話語的淫濡下，中國的文化傳統似乎越來越遙遠。尤其對於出生在加國的華裔而言，他們已不是真正的華人。而無論他們西化到何種程度，主流社會仍將他們視為“他者”。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他們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地方，並對自己的身份產生困惑。因此，在更廣泛的含義上，他們“在強勢弱勢文化之間進行身份選擇，由此產生了強烈的思想振蕩和巨大的精神磨難”（陶家俊，2004：38）。這種“振蕩”和“磨難”在華裔不同輩分之間表現得尤為突出。 所謂“中華性”（Chineseness）的意義並非一成不變或是與身俱來的。“中華”和“華人”的含義對於不同區域、不同階層、不同年齡層的人來說是不同的。故事中的祖母是中華民族傳統堅定的守衛者，並依靠她在家中的長輩地位，專製而固執地推行中華式的觀念和做法。父親與中國仍有緊密的聯係，他關心中國的戰爭，為中國的抗戰積極籌款；他更關切華人在加拿大的生存狀況，他為《華人時報》撰寫文章，為爭取華人在加國的合法公民地位、改善華人的生存條件而努力著。故事中的三個主人公是出生在加國的新一代華裔。他們對中國沒有直接的認識和記憶，他們講的是英文，受的是西方教育，更傾向於接受西方的知識與文化。三代人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自然發生了矛盾和衝突。而這些矛盾背後正是中西兩種文化的對立和碰撞。 其中亮和婆婆之間的矛盾最為激烈。亮是家中唯一的女孩。而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婆婆頭腦中根深蒂固。婆婆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女孩無用”。亮每次都想反駁，“這是加拿大，不是舊中國。”亮幼小的心靈敏感地覺察到弟弟比她受到更多的關懷。天真爛漫的亮喜歡跳舞、表演，幻想成為像秀蘭·鄧波兒那樣的小童星。可婆婆不許她做這樣的明星夢，因為在婆婆生活的那個中國，女孩沒有地位，沒有夢想，遭人歧視、打罵。而在另一個世界，女孩卻可以吸引別人的目光，擁有關心和愛護，擁有掌聲和榮耀。因此，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亮自然選擇了代表自由、開放的後者。她幻想著屬於這樣的世界，“有人疼愛，而不受責備，一點一點都不無用”。 然而，即使穿上和秀蘭·鄧波兒一樣的白紗裙，跳著和她一樣優美的踢踏舞，亮知道自己不可能成為秀蘭·鄧波兒。“我看著鏡子，想找到秀蘭·鄧波兒微笑時的酒窩和她那完美的白皮膚的麵容。鏡子裏卻赫然映著一張土黃色的圓臉，兩隻斜長的黑眼睛。我往下看。太大的裙子下麵伸著兩條細細的腿，配上兩隻瘦瘦的胳膊。我的胃冷冷地縮了起來。”亮當然無法明白秀蘭·鄧波兒不止是一尊偶像，一個明星，更是一種代表白人至上的符號，一種宣揚白人優越的話語。在強大的西方話語麵前，少數族裔會不自覺地認同並內化種族主義及白人優越論的觀點，以白人的審美眼光和價值體係來審視自己和周圍的世界，將自己異化為“他者”，從而貶低、否定自我。 中西兩種文化的衝突還集中表現在語言上。法農曾指出，使用一種語言意味著“接受了一種文化”（轉引自艾勒克，1995：237）。和其他許多移民家庭一樣，小說中的父親要求下一代學習中文，以此來保持新一代華裔與故國文化傳統的聯係；而孩子們卻不以為然。他們抱怨中文難學，“又拗口又雜亂”；而英語“直接順口”，更重要的是，英語是“科學的”。 殖民主義者總是將兩種文明的自然差異，如語言、膚色、地域等，人為地分為代表先進和落後的等級。這裏，英文和中文已經不是純粹的語言的差別，而代表著文明/落後，科學/愚昧的區別。在語言這一麵具的背後隱藏著西方文明世界的價值和權力體係。近年來，一些英美學者指出，英語學科作為現代西方知識體係的核心學科是首先在殖民地擴張的曆史進程中獲得動力和合法性的。英語曆來承擔著“教育和馴化殖民對象的帝國使命”（宋明煒，2002：71－72）。而將殖民話語內化的少數族裔相信，隻有掌握英語才能使他們進入這個現代文明的社會，並對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語言產生自卑、甚至厭惡的情結。 正如法農所說，種族主義阻礙黑人的心理健康，使他們屈服於白人的話語而不自知（轉引自朱剛，2001：286）。種族主義也同樣使華裔異化自我，喪失主體性，無法建構完整的身份和人格。這是對人性的扭曲，使人不能發展為一個完整、獨立、自由的人。 三 華裔渴望融入主流社會，成為一名真正的、有身份的加拿大人。可問題是，麵對主流社會的排他和異化，他們該如何建構自己的身份？該以怎樣的形象融入主流社會，實現自己的本土化？顯然，在西/東方二元對立的認知框架中，加拿大華裔永遠無法擺脫自己的他者地位而成為主體。西方長期以來就是在東方的“他者”身份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主體身份，並通過權力話語，將東方作為一個“他者”來進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對照和控製（薩義德，2003）。因此，以為否定、忘卻自己的族裔性，完全認同西方文化，全盤接受強勢話語，就可以成為主流社會的一員，這隻是華裔的一廂情願。其本質是將殖民主義話語完全內化。這樣的做法不但無法得到主流社會的承認和肯定，反而被看作是“仆人對主人的模仿”，是東方人用自身驗證了東方主義話語的正確性。隻有跳出西方既定的西方/東方、主體/他者、文明/愚昧的二元對立框架，直麵自己的族裔性和文化傳統，才能建構自信、明確的加拿大華裔身份。 不管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仍有深深的依戀。三個孩子喜歡聽婆婆講舊中國的故事和充滿鬼怪的傳奇神話。亮第一次見到老王時，把他當成了《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孫悟空曆經磨難，終於取得真經。這正象征著老一輩華裔在加拿大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堅忍不拔，勇敢奮鬥的英雄形象和大無畏的民族精神。忠心幫一個華僑照看一隻老龜，他相信“它（老龜）的祖先是中國的那隻巨龜，那隻背上馱著龍、鳳和整個世界的巨龜”（p.76）。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仍是他們精神上的歸屬。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已經沉澱為集體無意識，不能被輕易抹去或忘卻。不管華裔是否願意，中國傳統文化和華裔這一族裔性已經在其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婆婆去世後，全家人與中國最緊密的紐帶斷了。他們似乎可以就此拋開舊傳統，輕鬆地投入西方文明的懷抱。但是怪事出現了：最小的孫子老是看見婆婆的身影在家裏轉悠。他固執地認為婆婆沒有死，還陪著他、陪著這個家。家裏其他人急於“變得現代化，扔掉老一套”，當然不願相信鬼神之說。最終父親還是決定用中國傳統的拜神儀式祭拜婆婆。拜神之後，婆婆的靈魂再沒出現，家裏呈現出一片祥和的氣氛。 顯然，婆婆的靈魂代表了華裔在文化上與中華民族的緊密紐帶。作者通過拜神這一儀式，表達他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看法：即使現代人已經忘卻或努力忘卻，傳統文化已經沉澱在他們的血液裏，紮根於他們的意識深處，就像婆婆的靈魂，揮散不去。 四 雖然作者在小說中大力書寫中國傳統文化，其目的並不是顛倒弱勢與強勢的關係，建立另一個二元對立。正是這種具有破壞性的二元對立的邏輯導致主體與他者、白人與非白人的對立。作者的目的恰恰在於消解這種對立和衝突，呼喚人性的回歸。作者說過，雙重文化身份既是一種負擔，又是一筆財富。“對像我們這樣掙紮在兩種文化之間人來說，我們其實是在享受一場盛宴，我們可以從各種文化的精華中吸取營養。我們必須選擇，是成為一座連接兩種文化的橋梁，還是一座隔離的牆。”2 中國傳統文化自有其解困能力，而西方的現代性也並非無須反思。稍加注意小說的二戰背景，即會對西方民主、文明及現代性心存疑問。文化本來就沒有強弱、優劣之分，壓製一種文化而宣揚另一種文化隻會導致文化霸權。在文化多元並存的今天，作為一個文化自覺的人，華裔既可從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吸取精華，又可從現代西方文明中吸取養分，從一個沒有歸屬的他者變為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梁。 在對身份的探索過程中，作者跳出了狹隘的種族範疇，從更廣闊的視角審視自己的族裔性和中西文化，表達了對價值和人性的思考和關懷。在第三個故事中，主人公朗走出唐人街，帶領讀者進入一個有著不同種族和文化的廣闊世界。朗遇到了善良公正的英語老師柯南道爾小姐以及來自各個不同種族背景的移民家庭的孩子。其中華裔女子梅和日裔青年之間的愛情悲劇更是催人淚下，發人深省：什麽是種族？它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麽？它似乎已經成為阻擋文化融合的一種人為的障礙，它的破壞性遠遠大於建設性。 其實，不同文化有許多共同之處，這些共性使人類能夠走向理解和融合。對真善美的追求使人類的心靈相通。或許天下大同還隻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作者無疑表達了這樣一種願望：不同種族和文化背景的人能夠在加拿大這片國度上求同存異，和平共處。 在加拿大華裔沉默了百年之久以後，華裔作家開始用英語進行創作，書寫自我，打破沉默，“擔負起重寫華裔曆史、重塑華人形象、展現加拿大華裔身份的曆史使命。”（Lien Chao, 1997）但正如《玉牡丹》所表現的那樣，履行這一使命的華裔作家並不像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黑人作家那樣具有暴力性，而是在溫文爾雅中消解著西/東二元對立，這也體現了中華傳統的中庸之道。 參考文獻： [1] Davis, Roci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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