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科夫：偽造曆史是左棍們的慣用伎倆

雅科夫：偽造曆史是左棍們的慣用伎倆 ----：讀《餓死3000萬是不存在的》有感 作者：雅科夫．伊萬諾維奇．布爾什維科夫 本人最早知道1959——1962餓死人是聽自己的父母說的，聽外公、外婆說的，他們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向我講述那段恐怖的曆史，我當時太小，沒有估計到問題的嚴重性，我想他們不會向我撒謊吧。後來，我接觸了一些資料，特別是1989年我看了當時一本著名雜誌《海南紀實》，提到了“信陽事件”，據稱餓死100萬人，我這才意識到這是一場什麽樣規模的災難，於是開始關注起這件事。正好，我的大姑父當時任《解放軍報》第四版編輯，“信陽事件”後隨紅太陽參加鄭州會議，他的回憶肯定了《海南紀實》的說法。信陽隻不過是一個地區，卻有100萬人餓死，全國餓死3000萬人不算驚天的數字。一個小小的息縣，居然餓死10萬，全國可有2000個縣呀，如果簡單累乘，是2個億，不是3000萬。當然，不能這樣相乘，因為“災情”有輕有重。後來上大學時，看了一個英國學者寫的《1959—1962中國大饑荒》一書，他給了一個數字：3000萬。這也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數字。由於種種原因，我國對那段曆史至今閃爍其辭，我們隻能從“浮腫病”、“非正常死亡”“有的地方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的模糊中去猜測。 但是，含糊其辭不等於沒有發生。舉個例子，1949年我國人口4.75億，1958年6億，這就是說，在建國初期9年中，我國人口淨增1.25 億，平均每年淨增1000多萬，三年應是3000多萬。看看中國人口變化曲線，你會看到1949——1958人口增長直線上揚，到1959持平，到 1960——1962劇烈下挫1000萬。本來應該再增長3000萬，卻下挫1000萬，4000萬人口哪裏去了？考慮到因饑餓引起的出生率下降因素，我們扣除1000萬，還有3000萬人不知去向。因此，餓死3000萬人的說法是非常公正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可是，現在卻有左棍跳出來大聲嚷嚷“餓死3000萬是不存在的”，真讓我詫異。再看他們拿著一些“統計資料”來否認這個常識，而且說得頭頭是道。我覺得他們並不是不懂常識，而是因為出於某種目的而竭力淡化甚至抹殺這段曆史。且不說我國的統計工作自大躍進浮誇風之後變成了“統計統計，胡編亂計”，失去了真實性和權威性，即便是相信他們的所謂“統計資料”，仍有1000萬人難以自圓其說，於是，某些左派拋出了“非正常死亡”論，在《世界政經論壇》中，一位左棍居然宣稱，“非正常死亡”包括被汽車撞死、淹死、自殺而死——真是荒謬絕倫。1959年中國汽車相當少，一個縣城來了汽車都覺得稀罕，怎麽會有 1000萬人在3年內“被汽車撞死”？這個數字連號稱“汽車王國”的美國都不敢想象；至於說“淹死”，不是打了紅太陽的臉嗎？他剛“大修水利”，而且他自稱的“自然災害”恰恰是旱災，以至於旱得“河床見地”，在這樣的見地的河床中淹死了1000萬人？與其說他們淹死在河裏，還不如說淹死在水缸裏讓人信服；至於自殺而死，紅太陽更不會饒恕你們的誹謗，試想，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農民已經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生活得無比幸福，怎麽會有1000萬人突然想不開，要自殺呢？ 左棍們知識水平不高，在論壇上大都是幹嚎兩句文革口號，或把別人的文章轉來轉去，但是他們無中生有、有中生無的本領卻十分高強。但是，比起他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紅太陽來，他們的本事簡直就是小兒科。紅太陽一生讀的曆史書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給左棍們解釋解釋，這是指書非常多的意思，怕你們受知識水平局限看不懂，發出“流汗的牛裝滿了房子和讀書有什麽關係”之類的疑問，嗬嗬），據說他熟讀《資治通鑒》，通讀二十四史，其本人可算半個曆史學家了，和他半個知識分的身份十分相稱。他老人家讀了那麽多書，明白了一個道理——殘暴的統治必須建立在謊言之上。他老人家的老師，蘇聯暴君斯大林現身說法，教導他“謊言重複一千遍即是真理”，於是他學會了這一招數，開始係統地、大規模地偽造曆史，運用的得心應手。他是如此感激他的老師，以至於赫魯曉夫打倒斯大林後，不惜與蘇聯決裂， 這一點可真是講義氣。 紅太陽如何偽造曆史？先從他的出身偽造，他家本有13間半瓦房，明明雇著長工，其父親經常販牲口。要在一般人那裏，絕對是地主加商販成分，屬於地富反壞之類，為了便於“革命”，他老人家授意別人給他劃成“中農”，後來覺得不好意思，又改成“富農”，真是偉大的謙虛。偽造了出身，又開始偽造革命史，自稱是“一大”的正式代表，把自己描繪成黨的創始人之一，可現在查明，他老人家隻不過頂替別人開會罷了。“一大”代表建國後健在的隻有李達和紅太陽二人，李達是見證人，於是紅太陽把他迫害致死，來了個殺人滅口，死無對證。上井岡山時，明明是和朱德會師，可他老人家就能改成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會師，林彪出事後又改回來。等到鞏固了領導地位，迎來抗日戰爭，紅太陽又想把自己描繪成民族英雄，到處寫文章宣傳抗日，罵蔣介石“假抗日、真反共”，說蔣“喪師失地，一潰千裏”，我初中曆史課本上就是這麽寫的，上大學以前，我一直認為蔣介石有戀日情節，隻想著一頭紮入龜田們的懷抱呢，可上了大學，才知道還有台兒莊、淞滬抗戰、昆侖關、出師入緬，日軍絕大部分傷亡，都是老蔣造成的。 又看到彭德懷因組織百團大戰，被紅太陽整了兩年，直到文革時都算老彭的一大罪狀。我心想如果不上大學，興許一輩子就給他蒙了。中蘇決裂，紅太陽說什麽因為“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可看看書才知道，他老人家在斯大林死後想坐社會主義陣營第一把交椅，坐不成就想分家單幹，加上對赫魯曉夫否定他的啟蒙老師斯大林不滿，還有赫魯曉夫嘲笑他的大躍進、因為他好戰不肯再幫助他發展核武器，惱羞成怒罷了。紅太陽還把他一手造成的大饑荒描繪成“自然災害”和 “蘇聯卡脖子”，可經曆過的人都說，1958、1959是兩個大豐收年，莊稼收成好，但是由於壯勞力大煉鋼鐵，很多糧食爛在地裏了，浮誇風帶來高指標征收，公共食堂造成糧食浪費；至於說“蘇聯卡脖子”，周總理在196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的明白：“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不但還清了蘇聯全部外債，而且用比這多得多的錢支援了亞非拉人民的反帝鬥爭”。看看，在全國人民餓死3000萬人的情況下，紅太陽還夢想把他的光輝照耀全世界呢。因為大躍進和“三年災害”，紅太陽被晾在一邊，劉少奇說了算。看著大權旁落，心如刀絞。好在他老人家搞了一輩子陰謀，陰謀詭計隨手拈來，於是搞了一個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的浩劫。直到臨死，還要鎮壓清明節運動。 紅太陽是偽造曆史的高手，所以他對曆史學家特別不放心。於是吳晗被整死了。翦伯讚也挨了整，可是他名氣太大，紅太陽想用他的名聲為自己的虛假曆史做注腳，於是發出最高指示：“像翦伯讚這樣的曆史學家，我們也可以養幾個”。本以為翦伯讚會感恩戴德，會激動得熱淚盈眶，可是，這翦伯讚卻有骨氣，聽到這個“特大喜訊”反而和夫人雙雙自殺，用紅太陽的話，就是“自絕於人民”。吳晗死了，翦伯讚死了，自己親自出馬編造曆史顯然不好，於是他找到了一個沒有一點骨頭的才子——郭沫若做自己的禦用文人。郭老感激的誠惶誠恐，急忙宣布文革以前寫的東西都是放屁的。郭老確實有才，他可以不顧事實，任憑老人家的指示隨意改寫曆史。他老人家喜歡曹操，於是有了《蔡文姬》，裏麵的曹操穿打補丁的衣服，吃糠咽菜，一心為人民服務，活脫脫一個古代勞模，古代焦玉祿。他老人家喜歡李白，討厭杜甫，於是郭老趕緊寫了《李白與杜甫》，裏麵的杜甫成了一個一心做官、仇視人民的地主階級份子，連《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裏“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為對麵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也被說成“惡毒汙蔑勞動人民為盜賊”。當然，老人家對郭沫若所效犬馬之勞還是有回報的，於是丟給他一根骨頭，稱他 “才華橫溢”、“文史學界的泰鬥”，把郭老興奮得直搖尾巴。 翻開文革後期的《人民日報》，你會發現這樣的新聞：“貧下中農聽到《鋼琴伴唱紅燈記》後，激動得熱淚盈眶、奔走相告”。且不說《紅燈記》大家聽得耳朵起繭，單是鋼琴，在那個年代，一個縣城會有幾架？我相信，廣闊天地裏的貧下中農，絕大多數一輩子沒見過鋼琴是何方神聖，何來“熱淚盈眶”？我不敢想象，貧下中農是怎麽“奔走相告”的，因為《紅燈記》不是啥新鮮玩意兒，不用奔走相告也可以，鋼琴又沒見過，也不可能“奔走相告”。可是它白紙黑字印在那裏，虛假又真實。 1988年，我在T縣新華書店處理的舊書中發現了一本《明末農民戰爭史》，覺得好奇，便買回家研究。作者叫顧誠，不是那個自殺的詩人，是另一個禦用“曆史學家”顧誠。厚厚的一本，洋洋幾十萬字，給我的感覺是“滿紙荒唐言”。在談到李自成決黃河大堤淹開封城時，他不顧史籍記載，竟然認為是開封城裏的明軍決了開封黃河大堤，使得這一宋代故都埋於土下20餘米，可在前麵的章節裏說李自成軍把開封城“圍得鐵桶一般”，這就奇了，既然如此，成了甕中之鱉的明軍會長了翅膀飛到黃河大堤上？或是坐了飛機？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祖宗可有五大發明了。可作者就是不交代明軍怎麽跑到大堤上的。而且就是殺出一條血路也沒時間挖開大堤，要知道1938年老蔣炸開花園口大堤，又是飛機、又是大炮忙了大半夜才完事，純粹靠鋤頭鐵鍬的明軍如何完成的？隻有一種解釋，李自成三次圍攻開封，可由於開封城垣堅固，久攻不下，又被明軍射瞎一隻眼睛，惱羞成怒才下令決堤的。可在毛的禦用“曆史學家”手中，卻恰恰相反。 這還不算，更精彩的是在寫到明末清初四川人口死亡98%的原因時，他竟然列出了一條——虎害。這真是千古奇聞，一個地方虎害竟然如此嚴重，以至於吃掉了600萬人口中的98%！看來明代的老虎一定進化成了獵人，人類卻退化成了野獸，由老虎任意捕殺。當然，這位“曆史學家”也覺得說老虎一口氣吃掉了將近600萬人未免牽強附會，又把這汙水往清政府頭上潑，並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為依據說明清政府完全有能力消滅四川人民。事實上，凡熟悉明清史的人都知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因為這一帶處於南明統治下，沒受李自成、張獻忠騷擾，百姓對清軍反抗劇烈才導致清軍的報複的，在受李自成、張獻忠騷擾的地區，往往是望風披靡，所以清軍很快控製了全國，殺人並不多。在四川，幸存的百姓更是“簞食壺漿，跪迎王師於路旁”，清政府幾個月便控製了局麵，何必殺人？事實上，造成四川人口“百不存二”的真正元凶是張獻忠。張獻忠好殺人是出名的，其中他在撤出成都時殺光了全城百姓。 因為有西方傳教士比較客觀的記載，這位“曆史學家”也不得不承認這件事，還要補充說明原因是：張獻忠的幾個謀士“出身於地主階級”。張獻忠進駐四川後還搞了一次著名的“太慈寺屠仕事件”，假裝開科取仕，誘騙各地生員到成都太慈寺考試，一並殺害。這是典型的“引蛇出洞”，紅太陽1957年搞反右，看來是受了張獻忠的啟發。可是，在這位“曆史學家”眼裏，張獻忠的屠殺是有充分理由的——雅安縣令對張獻忠的命令“抗旨不遵”導致張勃然大怒，於是考場變成屠場，隻有雅安生員幸免。這位“曆史學家”為什麽這樣不遺餘力地為張獻忠辯護？以至於漏洞百出、強詞奪理？因為張獻忠是農民起義領袖，既然是地主階級的敵人，他必須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他的一切暴行都必須由地主階級承擔。——這就是“無產階級”曆史觀？！ 在我上小學一年級時，曾經見過一本“文革”中出的小人書，書名叫《一代女傑——呂稚》，書中講呂稚如何如何盡心盡力，在劉邦死後把劉家的江山穩固；可過了一段時間，又出了一本小人書，名叫《呂後篡權覆滅記》，又說呂後如何陰險殘暴（戚夫人被做成“人彘”就是那時知道的），最後被消滅。當時我太小，不解其中的奧妙，現在想起來，前者是江青想當“呂後”，後者是她的滅亡罷了。曆史在這些人眼裏，不過是萬金油，想抹到哪裏是哪裏。 左棍們為什麽總是大規模地、接連不斷地偽造曆史？因為他們的動機很黑暗。根據網上的表現，左棍們大都很無知，層次比較低，即便是有些“理論家”，他們的立論往往很荒謬，比如一位“理論家”常常論證文革、上山下鄉、大躍進的“好處”，比如“鍛煉了人”“激情很高”“提高覺悟”等等，害處一筆帶過或根本不提，把大饑荒歸罪於“沒有石油”——真是荒唐可笑，在沒有運用石油之前“開元盛世”怎麽形成的？靠40年連續不斷的風調雨順麽？實際上，文革是一個罪惡的人為一個罪惡的目的而發動的一場罪惡的運動，沒有任何好處，不但害了當時那一批人，連子孫都要累及，真是貽害無窮。文革是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是一個容納一切罪惡的垃圾堆，左棍“理論家”卻在這垃圾堆裏耐心搜尋，想找出一兩塊變質的麵包屑來證明這堆垃圾的價值，進而讓你吃下去。可是，這是白費心思，即便你找到麵包屑，你也改變不了垃圾的本質，人民不是瞎子，不是傻子，任由你們愚弄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林肯說得好：“你可以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也可以欺騙部分人民於永遠，但你不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遠”。在日益民主的今天，當年的劊子手又紛紛象凍僵的毒蛇複蘇了，它們向人民吐著芯子，居然問道“你說我餓死3000萬，證據呢？”還為文革唱讚歌，就象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說“南京大屠殺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大東亞聖戰是反殖民戰爭”，新納粹說“奧斯維辛是不存在的”“希特勒的就業政策是明智的”如出一轍。這也難怪，他們本來就是一丘之貉，都是法西斯，都是全人類的公敵。對待他們，我們不能講絲毫的“費厄潑賴”，他們人數雖少，但個個深懷巨毒，總是窺視著權力寶座，想再實現他們的天堂，人民的地獄，我們消滅他們時，一定不能心慈手軟，深刻揭露並消滅這種思想——把他們已經和最想對人民做的還給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