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萬潤南回憶錄看周恩來、林彪和胡錦濤（三）

蘆 笛 已發表的老萬回憶錄最精彩的一篇，我個人覺得是《我的學長胡錦濤》，它難得地給大眾提供了今上微時的素描。 看了那篇文字，消極賢甥來勁了，得意洋洋地質問：“老舅，看見了木有？”過去我和他就錦濤同誌的來曆爭論過，因為小胡到時未畢業，我猜他是上了研究生，而消極不知道文革前就有研究生，說胡遲遲未能畢業是因為清華學製長，結果其實最後誰也沒猜對：我不知道清華興用學生作政治輔導員，而他把清華的學製想得太長了。 由此可見我高估了小胡在學術上的智力（≠“與人奮鬥”的本事。國人的一大毛病就是永遠要把這兩者混在一起，死也不懂陰謀大師並不一定就是天才），但低估了他政治上的精明。 國內實行的那套幹部遴選製度，大概誰都知道吧，那就是“積極分子製度”。從小學開始，當局就有意識地把學生按“忠誠度”劃分為不同等級，所謂“積極分子”就是傳統的“忠臣”，其實是寵臣，主要是奸臣（或曰佞臣），極少部分是真正的忠臣。這些同誌如同英國作家奧威爾在《動物農場》裏描寫的獨裁暴君豬玀“拿破侖”豢養的獵犬一樣，不但是當局布在民間的耳目（監視百姓的特務的別稱），更是我黨實行“提綱挈領”式統治的骨幹力量，如同樹木的枝幹脈絡一樣，維持了從樹冠直至樹葉的形狀。隨著年齡增大，這些人也一級級升上去，最後從老師的乖孩子甜囝囝直抵九五之尊。錦濤同誌就是個鮮活榜樣。 這就是老萬轉述的蔣南翔對清華入學新生們訓話的精神實質：文革前能進清華的，當然隻會是積極分子，當然要在未來的黨國中成為棟梁。可見小胡同誌是何等不凡：在清華那富集了全國積極分子的左派大本營中，他還能出人頭地，變成積極分子中的積極分子，這份動心忍性的能力就決非尋常。 在文革前要當上積極分子，講究的是“又紅又專”，或曰“品學兼優”，用老萬的話來說是“聽話出活”，所謂“聽話”也就是“紅”或“品”，而“出活”則是“專”或“學”。“聽話”是“決定矛盾性質的主要方麵”，而“出活”則是“矛盾的次要方麵”，這就是“政治掛帥”的偉大真理，也就是“聽話決定窮通顯微，吉凶禍福”。 這套在文革前倒是簡便易行，因為中央隻有一個聲音，可文革來了，大麻煩也就來了，旦夕之間，中央分裂為兩個司令部，這“聽話”到底聽誰的？正因為“政治掛帥”，聽話決定一切，所以一旦判斷錯誤，轉眼就是牢獄之災；而判斷正確就能指日飛升。聽了正確的話，您就是“最最熱愛，最最忠誠”；聽了錯誤的話，您就是“奴隸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馴服工具”。 因此，文革其實是對積極分子們政治洞察力和自製力的最嚴峻的考驗，對我等落後分子而言反而是坐山觀狗咬的難得假日。 積極分子們的反應大致有三種：第一種就是死心塌地做“老保”，誓死捍衛舊主子，因而被造反派的鐵拳砸得五癆七傷；第二種就是見風使舵，反戈一擊，改換門庭，拋棄舊主投新主，諸如什麽聶元梓、蒯大富（其實蒯大富在文革前就作為貧下中農子弟上大學的樣板上過《人民畫報》，在當時也算風頭人物，老萬大概忘記了），頓時楊柳輕揚直上重霄九，如韓愛晶同誌一樣，至今尚在緬懷他和毛主席“共同策劃決定國家和世界命運的大事”；第三種則是深知凶險，隱忍不發，采取low profile。 在這三種選擇中，作出第一種選擇的同誌在文革中吃了苦頭，雖然老幹部複辟後再度得誌，但畢竟宦途蹭蹬了好幾年。第二種倒是備極富貴，以常人根本無法想象的速度直達“權力最高峰”，用老鄧的話來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坐火箭上來的”。可這也正是他們的禍根所在──人家出生入死打下來的天下，豈容爾等排眾而前，坐火箭上去？所以後來無不粉身碎骨，其升上去與跌下來的速度基本相等，而到達的高度與為時的短暫同樣驚人。第三種才是真正精明的選擇，那就是敬愛的胡總走過的路。 我原來猜想，錦濤同誌文革中肯定是鐵杆老保，看了老萬回憶錄才知，他遠比這聰明多了，其實並非奪目鮮紅，而是暗紅色的，那就是基調是老保，但並不拋頭露麵，取溫和態度，避免在塵埃落定之時卷入無比凶險的“大是大非之爭”中，局勢不明時作微觀的“聽話派”，避免宏觀上的表態，局勢明朗了再在宏觀上旗幟鮮明地亮出旗號來，此所謂“老子平常兒騎牆”。 從這點上來說，他非常像周恩來，同樣具有超凡入聖的自製力，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喜怒不形於色。上次連戰和他會談，台灣記者就觀察到了他那驚人的自製力，說他一直保持了聚精會神聽取對方講話的模樣，那專注的姿勢竟然很長時間就沒變一下，雲雲。 不過，那記者沒提到也不可能看出來，胡主席這超人的耐心，隻是對他力有所不逮、心有所欲求的對象才會使出來。和周恩來一樣，他該忠誠時無限忠誠，該殘酷無情時則決不心慈手軟。周恩來可以在江青召開的針對他的“批林批孔”大會上高呼：“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但文革中針對造反派的最大冤獄“清查五一六”也是他炮製的。同理，胡主席在上台前無論對什麽個人冒犯都不計較，但鎮壓西藏“動亂”時則決不含糊──他當然有足夠勇氣，無論我黨怎麽四分五裂，在這種事上是決不會有爭論的。在這種有驚無險的場合，不顯示他對黨的無限忠誠何待？ 正因為不懂博大精深的黨文化，香港記者們才會在自作多情後碰了一鼻子灰。敬愛的胡總還不是總、隻是國家主席之時，在海外記者團中人望甚高。和傲慢的李鵬、李大牙輩比起來自不用說，就連比劉曉慶劉歪嘴，他也是難得的謙謙君子。在路過香港時，登機前他常常微笑著向記者們道歉：“這次時間太短，來不及和你們細談了，請原諒阿！以後有機會一定好好談！”可到了江總引退，他小人家熬成婆婆時，對記者團立刻就冷若冰霜，害得香港報人如蔡詠梅女士（不敢保證是否記對了）大歎“一闊臉就變”。 這在我看來就是小胡能爬上去的秘訣，這道理正如當初好總理在文革後期變成了老幹部共同擁戴的精神領袖一般：在我黨那種無比險惡的生態環境中，“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絕對是真理，隻有鋒芒深斂，讓競爭各方都不覺得自己是威脅，才有可能作為各方都能接受也都需要的緩衝人物被推出來。 從老萬的回憶錄裏，不難看出胡同誌這門政治藝術功夫修練到了何等爐火純青的地步：他作貴州省委書記時，辦公室極度簡樸，但老萬走時他卻送了兩瓶茅台。這到底是因為他重情念舊，還是出於廣結善緣的長線投資？我看後者更可能：老萬那時畢竟是手眼通天之輩，誰也不知道後來老趙會翻船不是？ 不過，敬愛的胡總和人民的好總理有個最大的區別，那就是他終於熬成了婆婆，而好總理卻不得不戴著偉大領袖的像章淒淒慘慘地死去了，為後人留下了個永遠無法確鑿解決的懸念：如果好總理在與毛的長壽比賽中熬了過來，他會怎樣做？是比老鄧更出色，還是令人大失所望，不過是庸主一個？ 我個人傾向於後一答案，總覺得其實好總理運氣真好，非常及時、完全必要地死去了，而且死得很淒慘，具備了足夠的“悲劇意識悲劇精神”，使得他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心目中成了完美的聖人。如果他outlived偉大領袖，反倒要破壞那完美形像，正如瑪麗蓮•夢露死得其時，永遠成了個不朽的性感肉彈一般。若想知道周執政是什麽樣子，看看小超就知道了，人說“對象對象，越對越像”，“對象”數十年，鄧大姐豈有不像周阿哥之理？ 在這點上，我覺得敬愛的胡總也非常像好總理，注定隻會是庸主一個。這不是說他不會整人，據國內來的同誌說，他終於轉正後，立刻就顯示了辣手，做翻了幾位方麵大員，而是官僚資產階級樹大根深，根本不是他可以動搖毫末的。這些廢話我已經說過多次了，這次隻想指出一個事實：很不幸，胡總並非老鄧、老江那種沒有信念的機會主義者，而是有相當堅定的信念的理想主義者。 胡平同誌繼承孔夫子善惡兩分法的優良傳統，用“具有絕對正義感的理想主義者”和“犬儒”取代了古已有之“君子”與“小人”。為了歌頌“理想主義”，他甚至不惜把毛澤東那種走火入魔的浪漫主義者也要打成“犬儒”，絕對無法相信那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政治道德品質極度敗壞的人可以同時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我覺得這種幼稚直線思維很有代表性，它充分體現了國產“知識分子”那種涇渭分明的世界觀，無法像西方同行（哪怕是俄羅斯同行也罷）那樣去把握複雜多變的真實人性。 其實我早就說了無數次了，如果毛隻是個張戎（她也是善惡兩分法大師）筆下的陰謀家，那中國就有福了。吊詭的是，毛之所以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大的罪犯，恰在於他固執地要以“善”毀國，而他畢生追求的“善”就是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平等”，除了他本人和“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外，任何人不得享受特權。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確實是真誠相信中共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勤務員的，雖然堅定的信念並不妨礙他實行雙重標準，更不妨礙他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陰謀家。這道理絲毫不難明白：他和胡平一樣，都相信“世上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是大道理管著的”，胡平的近作不過是把這話重新表述為“一個用來衡量和判定各種原則輕重先後順序的”“第一原則”罷了。在毛看來，隻要符合他那“解放人民”的“絕對正義”，便幹出什麽肮髒勾當來也無損於他的絕對道德立場。 正因為此，中國需要的政客恰好是老鄧、老江那種沒有什麽執著信念、奉行實用主義的政客。不幸的是，敬愛的胡總恰好不是這種人物，始終是一個信念相當明確堅定的政工幹部，其精神世界的框架早就在５０年代鑄定了。從內心理念來說，他更認同毛而不認同鄧。 所以，老萬在胡轉正伊始處理薩斯案時燃起了無限希望，乃是因為不明白胡主席是怎麽回事：那不過是他出自於毛的“親民”信念，和朝拜西柏坡的舉動完全是一個硬幣的兩麵。所以，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老萬一廂情願地心動。 毛和胡的共同認識誤區，是以為共產黨在執政後還能是“人民勤務員”，而不是壓迫剝削人民的奴隸主。因為缺乏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沒有在世界框架上通過比較去認識中華文明的機會，所以他們根本無法看到：要這麽作，共黨就不能是終身領導者，就隻能作隨時隨地可以被人民解雇的臨時工。隻有白癡，才會天真到以為一個非但無法解雇、而且不能指責、隻能聽話服從的領導者可以同時是“人民的勤務員”。 說起來，這正是胡總的致命缺點：因為是暗紅色老保，始終處於安全地帶，他不曾像知青一樣從社會底層打滾上來。如果他有過我等的遭遇，就不難看出毛的空中樓閣是何等荒唐：文革中，所有的同誌都是奴隸，但服務行業的奴隸們同時又是眾人的主子。見識過售貨員、公車駕售員的晚娘臉的同誌都知道，那些人乃是大眾當仁不讓的主子。其所以如此，乃是眾人都有求於他們，而眾人都奈何不了他們。無論是受了何等虐待，都得受人家拿捏，頂撞她們隻有自己吃虧的。 唯一能對付那些刁婦惡婆的隻有小蘆那種頑劣分子。那時我若在櫃台前受了窩囊氣，立刻就是鋪天蓋地一通惡罵，用匪夷所思的髒話把對方砸懵了。趁她還沒反應過來，我便一道煙溜之乎也，她反正在櫃台裏，又不能出來追我，於是便失去了還擊機會，隻能在那兒越想越氣。此後我便永遠不再上那家商店去，讓她一輩子也無法出那口氣。 可就連這種病態地“行使當家作主權利”，那前提也是有其他的商店供我選擇。如果全城就那家商店，那我就隻有乖乖接受售貨員蹂躪的份兒，讓對方侮辱死了也不敢回嘴。 反過來，後來我回國去，服務人員的態度都非常好，跟西方的也差不多了，那並非什麽“社會主義教育”的結果，而是因為她們再不是終身雇員了，隨時有被炒的危險，得罪顧客就可能招致這種災難。而老板之所以會因為顧客抗議懲罰售貨員，並不是他毛著學得特別好，用得特別活，乃是他有求於顧客，更必須在嚴峻的競爭中求生。 哪怕是從這個市井例子中，也能看出西方民主的設計原理來：要逼近“領導並非統治者而是人民的勤務員”的理想境界，就必須使得統治者對人民有所求，有所忌憚，能隨時被百姓炒了；反過來，人民必須具有選擇其他政治勢力作領袖的自由，這才不會使得執政黨如同當年的國營商店一樣，“皇帝的女兒不愁嫁”──隻此一家，別無分店，你不買是你自己倒黴。 可惜毛到死也不明白這些市井常識，這才會在建起“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天堂”來之後，痛苦地發現那其實是“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天堂，與人民沒多少相幹。他解決一切難題的手段隻有一個：暴力革命，於是便認定“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據說是控製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這結果便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毀黨造黨，毀國建國，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小胡雖然可能在手段上對文革的極端行為有所保留，但他的心其實是和毛主席相通的，不信請諸位去看老邢轉貼來的香港《爭鳴》雜誌披露的胡的近期講話。我個人認為那可靠性很高，《爭鳴》記者大概認識國內的高幹子弟，消息非常靈通而且準確。早在１９８８年，記者羅冰就在《北行放語》專欄中披露了老趙地位不穩的消息，六四後我把那些舊雜誌刨出來重讀，發現那些預言驚人地準確。所以，個人認為同誌們應該仔細學習那通過非常途徑傳達的中央首長講話。 根據那講話，胡主席似乎再度作出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在６０年代的發現，那就是偉大祖國已經變色了（他用的術語似乎是“變質”），我們的幹部們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騎在人民的頭上做官當老爺（他用的術語是“統治者”）。既然如此，那邏輯結論當然是毛式“反修防修”。 可惜敬愛的胡總沒意識到，他小人家根本不該說這些話。毛和劉的根本分歧，乃是在１９６４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製定“２３條”時明顯化的。劉不同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提法，用他的話來說是“一提‘派’，那就不是一兩個人的事了”，因此得罪了毛，使得毛終於下了決心搞掉劉。兩人腦袋在這上頭都很清醒，都認識到了毛繼續革命的對象再不是傳統階級敵人而是黨本身，所以劉要挺身而出衛黨，而毛則下定決心毀黨，最後毛雖然整死了劉和一大批老幹部，但畢竟敗給了樹大根深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屍骨未寒就不但妻離子散，而且“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噩夢果然成真，“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連老毛那創業英主都奈何不了那個多頭凶龍，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兒童團長胡錦濤又有什麽能耐？說這些大而無當的P話，除了得罪既得利益集團之外還能有什麽作用？ 更何況論氣質，小胡同誌乃是最不適合領導咱們進行新長征的人選。上麵已經說了，他小人家的長處和好總理一樣，都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在強勢方眼中顯得格外聽話，但具有這種氣質的同誌精於風險計算，喜歡立於安全之地，缺乏毛鄧那種不顧一切帶頭搞革命的強悍的光棍魄力。所以，我吃準了他頂多隻能有雷無雨地嚷嚷幾聲，最後頂多隻能落實到毫無抵抗力的文化界頭上去，讓隨著他上台而變得萬籟俱寂的文化界更加沉寂，他自己卻死不會意識到，越是去捏那些軟柿子，越是去割除人民抱怨叫苦的喉舌，則中共從統治者變為“人民勤務員”的希望也就越渺茫。 總而言之，愚以為，“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歲月功”，從周到胡，都不過是中國整個走錯了路的悲劇時代出的悲劇人物，不可能有什麽作為。如果中國真有可能實行民主化（已經說過了，這還有待於咱們摸著石頭過河去親身驗證，並不是什麽客觀規律決定的必然結果），那在我看來也得等到今天這些“小犬”們執了國柄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