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蘇聯遊擊戰爭真相

- 2006-3-25 13:15 (62 reads) 蘇聯遊擊戰爭真相 蘆笛譯 【譯者按】此乃《俄國的戰爭》第五章的一部分。我自己覺得有意 思，便摘譯出來。一切都說得很清楚，似乎沒有必要逐段評論，隻 在最後發兩句個人感慨。文章題目是我加的。 這兒想提醒思雲，很不幸，在你作出關於“遊擊隊乃是違反戰爭法 的恐怖分子”的英明結論前幾十年，納粹就作出了類似結論，並據 此製定了非常符合你的心願的鐵腕措施。我深信，這結論是你自己 獨立思考產物，因為和你的其他主張不同，我至今還沒見到你的日 本右派師父這麽說過，類似教導也無法從你的中學政治教材中找出。 據我所知，這兩個地方乃是你的唯一靈感來源。所以，似乎可以有 相當把握判定，這是你出自強烈的愛國激情、罕見地超越了一次你 本國的右派導師和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進行了絕無僅有的獨 立思考的結果。 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從學術道德的角度來看，你以後再提出這 種說法時，最好講明自己的獨立思考恰與當年的納粹先驅思想家暗 合，以免剽竊之嫌。當然，這隻是我個人建議，僅供參考而已。 －－－－－－－－－－－－－－－－－－－－ 德國在蘇聯的統治並不是沒有受到反抗。有成千成千的人與德國人合作，也有成千成千的人起來抵抗。遊擊武裝進行的遊擊戰爭成了藐視法西斯主義的象征，在蘇聯宣傳中，遊擊隊員成了祖國的突擊隊員，抗擊希特勒主義邪惡威脅的革命鬥爭英雄。 曆史真實卻相當不同。遊擊隊員們常常是勉強為其事業鬥爭的戰士，其造成的軍事影響是有限的，他們的受害人中不但有德國占領軍，而且也有普通的蘇聯人。這些人怕自己一方幾乎和怕敵人一樣。 俄國有著悠久的遊擊戰爭的光榮曆史。在拿破侖１８１２年入侵俄國的災難性戰役中，多股農民武裝襲擊過他的大軍。在內戰中，遊擊隊站在布黨一邊共同和反革命作戰。遊擊戰是俄國軍事傳統的一部分。但在３０年代，著名的內戰遊擊隊指揮員被清洗了。斯大林將遊擊戰看成是一種威脅，因為高度集權並充滿狐疑的國家機器無法控製之。３０年代設立的為遊擊隊幹部提供糧食和武裝的供應點被統統關閉了（蘆按：疑此處有誤。３０年代怎麽還會搞這種名堂？大概是說內戰時期開設的供應點吧）。當德國１９４１年入侵蘇聯時，蘇方並無開展遊擊戰的計劃。這運動是自發地不連貫地開展起來的，其實是環境而非革命精神的產物。 斯大林不久就拋開了他對遊擊戰的不信任。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他在對蘇聯人民作的首次戰時呼籲中，號召遊擊隊員起來與入侵者鬥爭：“必須使環境變得讓敵人及其合作者無法忍受。不管他們去哪兒，都要追擊並消滅他們……”當局給最初的非正規軍單位分發了列寧１９０６年寫的《遊擊戰爭》，在該文中，列寧提出，恐怖主義乃是階級鬥爭的合法手段。在加入遊擊隊前，每個隊員都得宣誓，保證對蘇維埃事業的極度忠誠，並宣誓“向敵人進行可怕的、無情的、絕不寬容的複仇……以血還血！以命抵命！”遊擊隊員們必須保證自己和全家寧死不降，新入伍的隊員被要求事先批準他的死刑判決，如果他“因為害怕、軟弱或個人腐敗”違反了誓言，則他的同誌們就要親手執行該死刑判決。比其他蘇聯公民更甚，遊擊隊員們發現自己給夾在了龍潭與虎穴之間。 第一批遊擊隊員很難被看成是誌願軍。當德軍以令人屏息的速度橫掃過西部蘇聯的城鄉時，大量士兵和共黨官員發現自己陷入敵後。被混亂的潰軍扔下的散兵遊勇逃進了森林和沼澤。害怕德國人清算的黨員或猶太人跟隨其後，躲進了那些難以接近的地域。他們並沒有構成像樣的戰鬥力量，裝備很差，缺乏補充，通常得靠從德軍那兒搶軍火。最令他們絕望的問題還是缺乏糧食。早期許多“遊擊活動”主要是從農民那兒搶糧食，而農民並無養活他們的欲望。這種搶劫無助於培養當地的軍民魚水情。１９４１年後期，約有３萬名黨員和共青團員從東部穿過戰線，滲入敵後或空投到當局認為有遊擊隊活動的地區。因為烏克蘭人民並不熱愛共產黨前主子，這些人中有很多被當地居民出賣給德國當局。以紀律整頓紅軍的散兵遊勇和平民的烏合之眾的努力造成了新的緊張。許多遊擊單位不過是為了尋求生存而不是作戰。 不管早期的遊擊隊活動是何等有限，德國當局仍然對人民革命戰爭的威脅作出了凶殘的反應。德國軍隊將抵抗的平民完全視為戰爭法規不適用的恐怖分子。遊擊隊員及其同夥（這是一個彈性大到很方便的範疇）隻配立即處死。最高當局批準了殘暴的懲罰活動。７月２３日，希特勒下令，他的部隊“播下的那種恐怖”應該“使得居民從此失去一切不服從的念頭”。在整個夏季，陸軍和黨衛軍指揮官們爭相批準最野蠻的消除遊擊戰威脅的方案。９月１６日，希特勒的參謀長最終宣布了那臭名昭著的人質法令：對每個被殺死的德國人，將處死５０到１００個人。沒有寬大餘地，是大棒而不是胡蘿卜才是俄國人明白的東西。他接著說，人命在蘇聯一錢不值（譯按：這家夥倒真是個蘇聯通），因此，為震懾恐怖主義，必須“以異乎尋常的嚴厲”進行懲罰。至此，戰爭舞台便已設好，在這場戰爭中，雙方都毫不留情，以無法形容的恐怖去還擊恐怖，所有的常規道德都廢棄了。遊擊隊員知道將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他們因此也就沒有任何責任用不同的方式去對待敵人。 １９４１年，德軍在Bach-Zalewski（他同時指揮清洗分隊的活動）指揮下開展了反遊擊戰攻勢，它具有兩種顯著的相反效應。在軍事意義上，軍事行動相當成功。三分之二以上的占領區再也沒有明顯的遊擊隊活動。在地形對遊擊隊有利的西北部、密集的森林和無人居住的沼澤地帶，成千成千的遊擊隊員被抓住後或被槍斃，或在脖子上掛上牌子後當眾絞死，作為對其他人的警告。更多的數以千計的人被謀殺，以報複遊擊隊的襲擊。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德軍到來時，村裏的青壯早就在紅軍撤退時逃走或是疏散到後方去了，村裏隻留下老弱婦孺。（德軍）士兵們在當地民兵（local militia）或是樂於效勞的哥薩克經常提供的幫助下，冷血地謀殺整村整村的村民，其借口無比荒誕：某個村莊的雪地上發現了滑雪痕跡；在另一個村莊遭到某個狙擊手的槍擊，等等。駐白俄羅斯的第７０７步兵師在一個月內就槍決了１０，４３１名“遊擊隊員”，以報複他們損失了的兩個士兵。如此規模的暴行，使得當地居民迅速轉而反對德國人。盡管是遊擊隊的活動引來了這些暴行，但當地人民害怕和痛恨當局的綏靖行動超過了對遊擊隊的。到了１９４２年，德國人的所作所為對遊擊戰的促進作用，遠遠超過了莫斯科能散發的任何數量的鼓動傳單。 １９４２年春季，斯大林最終提出遊擊隊的正式組織方式。５月３０日，中央遊擊戰參謀部在莫斯科成立，由白俄羅斯黨書記波諾瑪仁科領導，他本人成了全蘇遊擊隊的總參謀長。遊擊隊員們本來過著一種生死難卜、難以管理的日子，如今卻成了僵死的集中管理的犧牲品。各遊擊隊由地區和前線的參謀人員組織，由當地紅軍軍官或黨官員指揮。每個遊擊單位都有個ＮＫＶＤ小組，以確保他們不偏離黨的路線。在遊擊隊中強行貫徹了類似軍紀的紀律，但許多遊擊組織仍然表現出拒絕整頓的無政府作風。任何人隻要被黨或ＮＫＶＤ認為對士氣構成了危險，或隻不過是太懶惰，或不敢向敵人積極進攻，就會被立即處決。當局鼓勵遊擊隊員爭作恐怖主義的積極分子（按，原文是terrorist Stahkanovites.斯達漢諾夫乃是３０年代頓巴斯煤礦的勞模，當局以他為榜樣開展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們便稱為Stahkanovites，通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但此處無法照搬）。“雅爾塔營”的遊擊隊員們的具體指標是：“每個遊擊隊員必須殺死至少５個德寇或叛徒，每月必須至少參加３次行動。”莫斯科印刷了５萬份遊擊指南，對共產主義自由戰士們的行動詳加指導，從炸毀鐵路直到如何在零下嚴寒中靠樹皮和苔蘚維持生存。 對一隻零星的飄忽的武裝力量實施紀律管束的嚐試，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招募數量確實增加了。因為德國當局的表現，許多新兵們出於真誠的愛國主義或是被親眼目擊的暴行激起的深仇大恨而投身遊擊隊。但許多新兵不過是因為無路可走而給推進了遊擊戰中。從屠夫那兒逃出來的猶太人提供了一個來源。在波蘭和白俄羅斯，他們從猶太人居留地（ghettoes）和小鎮中逃入白俄羅斯密林。在Nowogrodek 附近的樹林中，畢也爾斯基（Bielski）兄弟將逃亡者們集中在一起，把這些男女老少武裝起來。他們並不是蘇聯意義上的遊擊隊，因為他們的主要目標乃是逃過德國人對當地猶太人的屠殺。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把自己的組織命名為“朱可夫”，後者當時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這個組織靠向當地農民乞討或搶劫他們為生，處於持續不斷的流動中，以躲過德軍的反遊擊掃蕩，在同樣活躍在森林中的俄國遊擊隊和波蘭抵抗遊擊隊的夾縫中掙紮求生，後兩者都對猶太人缺乏同情。這些不同的武裝幫派互相偷竊，或是謀殺對方的隊員。有時當地居民向德國當局出賣他們，出賣一次便能領取５０馬克的獎賞。處決奸細和叛徒成了常規。“朱可夫隊”的年輕領袖圖夫亞·畢也爾斯基成功實現了拯救生命的目標。他的隊伍共有１２００人，估計隻有５０人在戰爭中喪生。１９４５年後，畢也爾斯基本人先在巴勒斯坦當出租車司機，後來移居美國，於１９８１年逝世，享齡八十有一。 遊擊隊主要從逃避強製勞動或從囚禁中逃出來的青年男女中招收兵員。成百成百的蘇聯戰俘從德軍戰線後方的戰俘營中逃出，那兒的條件是如此惡劣，以致戰爭頭６個月便死了２百萬戰俘。這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士兵們都知道等待著戰俘們的是什麽命運。被包圍的蘇軍戰士因此拒絕投降而是躲起來，指望以後能找到遊擊隊。是年年底，估計已有３０萬遊擊戰士，但他們的戰鬥意誌和作戰技能很不一樣。他們缺乏裝備，隻有１／１０的遊擊隊與戰線一方的蘇軍保持著經常的無線電聯係。遊擊隊員們依靠森林、山嶺或沼澤地的掩護，這依靠是生死攸關的。在烏克蘭中部和南部的遼闊草原上根本就沒有藏身之地，被派到那兒去發動群眾的幾個遊擊營很快就被德軍找到並殲滅了。 １９４２年８月，斯大林把遊擊隊指揮官們召集到莫斯科去，向他們開課，傳授該職業的責任：活躍的進攻，不斷采取行動，以及反法西斯的警惕性（蘆按，斯大林倒確實有這資格開課，他是恐怖主義元老，十月革命前乃是臭名昭著的武裝搶劫犯）。很容易將遊擊隊生涯浪漫化，蘇聯宣傳正是這麽做的。就連好萊塢也加入進去。１９４３年拍攝的《北方的星》（The North Star）純屬捏造，充滿了與《真理報》如出一轍的英雄主義陳詞濫調。真的遊擊隊員麵臨的是無情的生存環境。他們生活在生怕敵人發現的持續恐懼中──德國當局用很少的金錢即能收買奸細和告密者。他們用簡陋的武器和強大的敵人作戰，後者在“慕尼黑行動”和“Cottbus行動”中動用坦克師和轟炸機群對遊擊隊進行大掃蕩。在白俄羅斯、斯摩棱斯克或Briansk附近的某些地區，遊擊隊最終控製了大片地區，重建了某種原始形式的共黨統治，但他們並不想攻擊敵人，以免危及自己的統治，而是把槍杆子轉過來對準了當地的叛徒們，諸如被迫與德國人合作的領導人，輕易便將穀物交給敵人、或為敵人工作的農民，等等。 在某些地區，農民們歡迎遊擊隊的統治，養活並掩蔽遊擊隊員們。但直到斯大林格勒戰役顯示蘇聯獲勝的希望增加之前，遊擊隊和寄生宿主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一位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活動的青年遊擊隊員在１９４２年初寫的日記泄露了這緊張的根源： “驅車前往Nekasterek去取糧食，沒有成功。我們槍決了一名叛徒。晚上，我前去處決他的老婆。她在身後留下了三個孩子，我們對此感到抱歉，但戰爭就是戰爭！！！” ５天前，他在一次遭遇戰中打死了三名德國人： “俘獲了一個打火機，一個金戒指，一支自來水筆，兩個煙鬥，煙草，一把梳子。” 一周後：“肥肥地搶了一票（a rich loot captured）” 遊擊隊員的行為有時處於戰鬥英雄與土匪之間。遊擊隊的活動必然招來德軍報複。如果一些人是因為目擊德軍暴行而參加了遊擊隊，那麽其他人則因為遊擊隊的存在為他們招來危險而深懷怨恨。遊擊隊開始使用暴力強迫當地男女入伍，這種實踐日盛一日。如果當地人拒絕參軍，就要被自己一方槍決，如果他們參加遊擊隊，則可能在德國人手下遭受同樣命運。他們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主要由抓來的壯丁組成（到１９４３年，抓來的壯丁占絕大多數遊擊營兵員的４０－６０％）的遊擊隊的傷亡率高到異乎尋常的地步，顯著地表明這些遊擊隊比由有經驗的遊擊幹部組成的遊擊隊更無戰鬥力。在留下來的數以百計的照片上，這些為蘇維埃製度而戰的羸弱陰鬱的男人們呆望著鏡頭，衣著襤褸，幾乎沒有什麽裝備。十年前，正是那個製度以無情的意誌強迫他們加入集體農莊，如今它又以同樣無情的意誌，逼迫他們去從事不情願的恐怖活動。 沒有哪個地方比遍及烏克蘭的蘇維埃遊擊隊和當地人民的緊張關係更明顯和更危險。該區的遊擊隊絕大部分是民族主義者，為了爭取烏克蘭獨立，同時與德國人和蘇聯人作戰。戰線呈純粹的無政府狀態。在指揮官（hetman，或許該譯為“酋長”）Bulba-Boravets指揮下的民族主義者們曾在１９４１年和德國人並肩作戰，１９４２年反水，成立了“烏克蘭起義軍”，對德國人作戰，此後又在１９４３年加入斯傑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領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該組織估計共有３０萬之眾，同時對德國人和蘇聯人作戰。臭名昭著的“班德拉的孩子們”懲罰敢於幫助其中任何一方的烏克蘭人。到１９４３年，這隻民族主義的民兵組織（militia）已經強大到足以擊退蘇聯遊擊隊向烏克蘭滲透的嚐試，並破壞了德國交通線。蘇聯遊擊隊根本無法獲得對大饑荒和恐怖記憶猶新的烏克蘭村民的支持。１９４３年，德國當局計算出，烏克蘭西北部的６０％地區已被民族主義遊擊隊控製。德國人已經無法擊敗如此強大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武裝，但他們在放棄森林和山區後，仍然設法守住了主要的交通線。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信心滿滿的班德拉召開了“東歐和亞洲被奴役各民族大會”，韃靼人、格魯吉亞人、阿塞拜疆人、波蘭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哥薩克人出席了大會，濟濟一堂，起草了反對德國和蘇聯的鬥爭共同綱領。 直到戰後很久，這場反對繼德國人撤走而卷土重來的共產黨人的鬥爭還在進行著。 （以下三段講述紅軍哥哥轉入戰略反攻後，遊擊隊如何鹹魚翻身，從略。有興趣的讀者請去聽板胡獨奏《紅軍哥哥回來了》） 從北方的波羅的海三國直到南方的黑海之濱，在遼闊的無人區（按，通常指兩軍戰線之間的無人區，此處指敵後真空地帶），發生了一場至今難以想像的人類悲劇。波羅的海諸國公民、白俄羅斯人民、烏克蘭人民和猶太人身不由己地陷在別人製造出來的戲劇中。為什麽一些人選擇合作而另一些人選擇抵抗？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答案。許多被夾在中間的人並沒有多少選擇，而是被恐懼、投機心理或偶然事件逼得站在這方或另一方。幾百萬人根本就沒有任何選擇自由，他們不過是一種歧視與毀滅的意識形態的受害人。某些合作者因為仇恨共產主義而主動站在德國一方。德國征服的區域有一部分隻被蘇聯統治了十幾個月，那兒並沒有俄國愛國主義或共產主義獻身精神的基礎。毫無疑問，德國人本可以更好地利用這種反蘇情緒，但即使在德國人暴露了帝國主義本來麵目之後，幾百萬民族主義者仍然向蘇方作戰。 抵抗運動異常危險，要理解它並不容易。遊擊隊乃是構成蘇聯戰爭努力的神風特攻隊。一些人因為害怕蘇聯人重返後受到清算而加入，另一些人則出自真誠的信念而參加抵抗。紮哈羅夫市長（注，某遊擊隊老戰士）用簡單的話語解釋了他的選擇：“為了報效祖國而工作。”當人們為那個將如此沉重的負擔強加在自己的人民頭上的製度戰鬥時，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當然容易受到懷疑，但不能輕率否定之。許多遊擊隊員的言行中明顯表露了樸素的愛國主義，對此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 －－－－－－－－－－－－－ 譯者的感慨： 真正的民族英雄，還是那救了一千多人的猶太人畢也爾司機（這家夥後來果然作了司機），簡直比辛格勒還偉大。最英明的是他不去招惹德國人，因此不會為當地居民招來殘酷報複。從這個角度上，他搶點農民的糧食也是可以原諒的──人總要活下去，不可能像我黨革命教育培養出來的億萬白癡那樣，以為可以靠餐風飲露打遊擊。 班德拉同誌也很不錯。如今他的國家總算獨立了，該先烈可以含笑九泉了吧？下次見到烏克蘭來的人，定要問問該國首都是否為他立起了銅像。連彼德留拉“匪幫”都平反了，何況是他？可笑的是我黨還抱殘守缺，幾年前弄了個什麽鳥劇本（《紅罌粟》還是什麽的）歌頌蘇聯十月革命，引起烏克蘭嚴重抗議，說是侮辱了人家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