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級生”：反右前後的北大zt

　反右前後的北大仿佛是兩個北大，盡管頭頂的天還是同一個天，腳下的地還是同一片地。 之前還有民主、自由、活潑的氣氛，是相對平穩、講理性的時期 。之後便是對人性、人權和文明的蹂躪或摧殘。 記得１９５６年黨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知識和知識分子受到尊重。據說在一些大飯店有幾張鋪著白桌布的餐桌，那是專門供有證的高級知識分子就餐的地方。（這種做法估計是向蘇聯學來的） 很遺憾，這種講理性的日子很短暫。黑格爾說過：“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東西都是理性產生出來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總路線，一直延續到今天，中間沒有熱昏的反右，沒有“三麵紅旗”，沒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國會是多麽強大和繁榮啊！“神舟五號”載人飛船發射的時間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後北大同學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張，都不敢說心裏話。這是全國知識界“驚弓之鳥”狀況的一種反映。當時知識分子顧慮重重，不敢說話是一種普遍現象。因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怎樣才算不離開呢？） 於是天下隻有一種聲音。全來自一個人。一個人的大腦可以代替億萬個大腦嗎？ 當時整個知識分子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過。大學生也不例外。記得每個係每個班級都展開了討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什麽屬於剝削階級？” 這個政治標準或命題是毛澤東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會議上提出來的：我國當前還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 今天來看，對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生）作這樣的總體估計和劃分是錯誤的。這是知識分子日子不好過的總根源。其實黨內不少人並不同意這一評估。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風細雨派。（他們都是留法學生）這個溫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開放也是理性的產物。１９６２年春，國家科委、文化部和戲劇家協會在廣州分別召開會議（合稱“廣州會議”——在當時此次會議精神是很鼓舞知識分子的）。周總理、陳毅元帥在兩個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講話，在調整黨的知識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反右前，大學畢業生一年轉正後的工資是６２元。反右後，工資降為５６元。這大概也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總評估有關。降工資是懲罰。 關於反右後的北大，我想分以下幾個方麵作些回顧： 一、勞動鍛煉是知識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反右前，北大學生也下鄉勞動。反右後，下鄉勞動就更頻繁，而且性質有些不一樣：帶有懲罰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庫和密雲水庫都有我們灑下的汗水。勞動強度特別大，住帳篷，吃窩窩頭和鹹菜。白飯和饅頭的比例較小。 ６年北大時期，我跟隨班級下鄉勞動（每個學期都有一定的天數），足跡遍及北京的不少郊縣。課堂學習時間減少了，直接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多了，畢竟也是件好事。 不過政治學習、討論卻浪費了我的許多青春歲月，內心抵觸情緒很大。比如勞動之餘，晚７點到９點是班級分組學習。討論題目是： 為什麽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兩麵性？ 在脫胎換骨的艱苦過程中，體力勞動為什麽是必要的？ 為什麽強調學生“要在勞動中畢業”？ 為什麽強調學生要拜農民做老師，把農村當作課堂？ 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該如何去看待上述問題呢？首先我不讚成當年學生下鄉參加體力勞動的大前提：帶有強迫、監督和懲罰的性質，因為勞動鍛煉才是知識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種自由、寬鬆、自願自覺的心態和氛圍中去鄉下，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情況會是另一個樣子。這對文科學生的成長是有益的。（不過勞動時間不必過長） 其實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國一有機會就同德國農民交談，拉家常，了解他們的情況。９月，我出於自願，參加一戶農民收割甜菜的田間勞動。其實他一年大半時間是幹別的工作。農活成了他的副業。農忙時，他才請三四個來自波蘭的臨時工作為幫手。作為對我的報酬，我隻要求在他家吃一頓正宗的德國農家飯。在他家，我讀到一份《農民報》。有個標題給了我難忘印象：“農民的貧困是整個民族的不幸！” 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樣適合中國。農民是國家、社會的基礎。農民負擔過重，民不聊生，社會能長治久安嗎？ 中國農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話是對的：“民急則亂”。這也是當代中國最大問題。 二、向黨交心，個個爭做左派 反右後，各種名目繁多的政治運動是一個接一個，我的內心一直很反感，抵觸情緒很大，但不敢流露出來，因為一流露，便會有一頂可怕的帽子扣下來：反黨反社會主義。最輕的一頂是：對社會主義不滿。 許多年，在我頭上一直戴著這頂無形的政治帽子。其實我是對極左路線——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視。不過什麽都深藏在心裏。我深知暴露出來的災難性後果。當年我並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懷悲劇的內幕。 按個性類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後，我漸漸成了內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進舞廳。當然反右後北大周末舞會也少多了。許多學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創傷。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開朗和活潑。--我隻是其中一個例子。不少師生的心理扭曲了，他們在演戲。 漸漸轉為內向型對於我的猛省、成長和走向“世界哲學”也許是一件好事。因為黑格爾說過：“精神的事業就是認識自己。”又說：“在精神解放自身、達到自我意識的途中，須有許多曲折的道路。”當我讀到黑格爾這樣一個哲學命題的時候，我的內界受到了一次極大震動：“哲學開始於一個現實世界的沒落。”（《哲學史講演錄》） 黑格爾還說，古希臘哲學家大都成了偷閑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裏去”。 我不敢把這些說法寫進讀書筆記本，因為政治運動一來，會把它上綱上線，打棍子，扣帽子。何況學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鎖的箱子）都在嚴密監視之下。 比如１９５８年５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飯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樣東西，我驚訝地看見同班同學Ｌ．Ｌ．正在上鋪翻查我的書籍和本子。我在這時候回宿舍是出乎Ｌ．Ｌ．意外的，她連忙對我說： “我是檢查你的鋪位是不是有臭蟲！”說這話時，Ｌ．Ｌ．同學的臉紅了。 我永遠忘不了這件事。在反右後的北大，這種情形決不是個別現象。知道我的處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內心世界的深處。這退，正是哲學。 不久我讀到慧能和尚對傳統“禪定”的新解釋：“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壇經》）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現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該命題是說：內心不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為禪，而內心一片寧靜，不散亂，則叫做“定”。 這樣對“禪定”的解釋便成了我構築我的世界觀——內心堡壘或要塞——的最初幾塊花崗石的基石。我是如獲至寶，活學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１９５８年春，即反右後的第一個春天，北大校園的政治空氣是令人窒息的，壓抑的。人與人的緊張、不正常的病態關係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強烈反差或對比。今天回過頭去看２０多年的階級鬥爭絕大多數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潘漢年是冤假錯案。當然還有對劉伯承元帥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批判，以及對粟裕、鄧子恢和彭德懷的批判。至於發展到十年文革，人與人鬥更是登峰造極，無以複加。 １９５８年是全國衛生工作“大躍進”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園。講衛生其實是件好事，但把它也塗上了一層濃濃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幹部發生衝突。 當時的口號是徹底消滅四害，即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衛生檢查團爬上我的鋪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隻要發現有一點塵埃，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後的北大，凡事都搞群眾運動，不允許有個性存在，不允許有個人自由的時間和空間。——這才是我同外部現實世界最大的矛盾和衝突。 正是這尖銳的衝突和矛盾加上失戀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學”，進一步退向自己的內心。因為現實世界沒落得越多，越徹底，我的哲學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廣大，越深邃。兩者成正比。 記得當年衛生運動提出的口號都是一些不切實際的浮誇： 男女老少，人人動手，天天撲打，早晚行動，各係各班級每周要檢查。 我說，不要搞形成主義，每天搞得學生坐立不安，心靜不下來，到處都是亂哄哄的，哪像個學校？ 我這番言論自然遭到批判。 １９５８年早春，各係各年級要“人人製訂規劃，個個爭做左派”。又是采取群眾運動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訂規劃，不過叫加緊改造好，爭取早日摘掉帽子。 這年３月，北京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一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自我改造促進大會”，號召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上來個大躍進，把知識拿出來，把力量使出來，把心交出來，貢獻給人民，貢獻給黨。不久北大便開展了披肝瀝膽向黨訴衷曲的“向黨交心運動”。 我也被迫“交心”。隻說些表層思想、不痛不癢的問題，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盤托出來。我的根本看法是：學生應以學習為主，不必參加過多的政治運動。因為北大不是黨校，畢業後不是政工幹部。 在我看來，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戲。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隻好沉默，進一步退向自己的內心。我記起英國有位詩人的一句名言：“吾心於我即一王國。”（ＭｙＭｉｎｄｔｏＭｅａ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ｓ）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聖人內求，世人外求。” ６年北大時期，我隻學會了一件事：追隨古今中外聖人，退向自己的內界，看重內求，不講外求。好幾年的閱讀我把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塊塊花崗石，我把它們排列組合起來，構築成我內心的一座堅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擊外界一係列政治運動的幹擾和傷害。 我認為外界是病態的，非理性的，瘋狂的；而我的內界則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三、插紅旗，拔白旗 也是在１９５８年春，學校又開展“興無滅資，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政治運動。有些教授也頭腦發熱，進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罵一頓。係裏和班級提倡既引火燒身，也放火燒別人，大家相互燒，上下一起燒，黨內外一起燒。“燒”，即批判，即人鬥人，既罵自己，也罵別人。 那個年代是政治口號滿天飛。“插紅旗，拔白旗”是當時一句很典型的口號。語言符號係統的作用已達到了瘋狂或登峰造極的地步。全國人民好像可以不種田，不開動機器，不學習文化科學知識，不走進實驗室，隻要高呼政治口號，一個接一個，便可建成共產主義天堂。 不少教授被點名批判，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大白旗”，是躍進大路上的擋道者，要同他們展開不調和的鬥爭。 那是千百萬人的尊嚴被掃地出門、完全喪失的歲月。 當時不僅有“大白旗”，學生中也有“小白旗”。每個班級都有。見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對象。 １９５８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張大字報貼在我的床頭。 “趙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專道路上執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當時，學生用功讀書是有罪的。——這種情形，這種世界，不是病態是什麽？ 反右前，大小圖書館和各閱覽室都是座無虛席，日夜燈火通明。用完早飯，上千名學生往教室、圖書館匆匆趕去，生怕沒有座位。 有不少學生很細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進去作為一個附件掛在書包上，所以隨著匆匆的步伐，便會發出一種響聲，也是燕園一道風景。有的同學不僅在圖書館自己占了個位置，還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個座位。自從“插紅旗，拔白旗”運動開展以來，圖書館一下子變得空蕩蕩的。因為學生怕被扣上一頂政治帽子：隻專不紅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過。 學校裏的學生不敢讀書，怕批，這種現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見的！後來發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這個荒謬透頂的命題：知識越多越反動。 “拔白旗”運動持續了一段時間，非常傷學生。記得大圖書館一個晚上隻有三五個學生。這種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的局麵能說是正常嗎？做學生的不敢念書，農民不敢種地，工人不敢開機器，這種社會不是病態是什麽？ 這是我最痛恨的極左思潮。少數學生頂住了壓力，照樣去圖書館。我是其中一個。今天我還為我當年的行為而自豪。 在這前後各個班級還展開了“紅”與“專”的關係大討論，一個星期占用兩三個晚上。一般有三種觀點：先專後紅，邊專邊紅，先紅後專。 這些觀點，我從不往心裏去，覺得這種討論很無聊。我隻管堅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在這裏，我用了“偷偷”這個副詞）記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書拿在手裏，隻好把書暗藏在棉大衣裏。看書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四、大放衛星，刮浮誇風 科學研究也采取群眾運動的方式。據說僅北京市一萬多名科學工作者苦戰兩個多月便獻出兩千多項科研成果，其中超過世界水平的有６６項，達到世界水平的有一千多項。 北大物理係、化學係和生物係高喊“乘風破浪，趕超英美”的口號。 這又是另一個極端。其精神雖然可嘉，但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理性的，不科學的。科學研究能搞“人海戰術”嗎？發動萬名物理學家，大家一齊上，能提出量子論和相對論嗎？ 晚上１０點，我路過物理係、化學係和生物係的實驗室，還看到那裏燈火通明，這給了我深刻印象。 至於文科，則刮起了三個月寫出《中國文學史》《德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和《英國文學史》的浮誇風。這無疑是受到農業畝產萬斤浮誇風影響的緣故。 我們專業則選拔一些又紅又專的學生去編寫《德國文學史》和《德華大詞典》。教授和學生混合編隊，政治掛帥。全校召開過幾次大會，一些教授也頭腦發熱，走上台去表態，決心要在科研領域“放衛星”。每個係都有代表發言，獅子大開口，不說大話就過不了關。歸根到底是個政治問題：右傾。 那是一個寧左勿右、非理性的時代。 當年的“大躍進”煽動了中華大地的浮誇狂熱。“捷報”、“放衛星”滿天飛。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人民日報》報道：“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同年９月１２日《廣西日報》報道畝產“十三萬四百三十四斤十兩四錢”的記錄。當年的口號我還記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這些熱昏的胡話自然會波及、席卷北大校園。 不久北大又掀起了教學改革運動。該運動持續了兩三個學期。我的抵觸情緒特別大。當時我的看法是：胡來，無聊，窮折騰，民不聊生！ 具體到西方語言係就是貫徹“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方針或原則。 原先我們的教材內容幾乎全是德國文學經典原著，由德國專家講授。教改的結果是大刀闊斧砍掉這些經典，換上《北京周報》（德文版）政治性文章，真是讓人哭笑不得。因為這些社論全是從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譯成德文的，內容不外乎是捍衛“三麵紅旗”和防修反修的長篇大論。其語言是中國式的德語，讀了會誤人子弟。 ４４年後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讀到章含之的新作《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根源。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澤東讀過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師。１９６３年的一天在學完英文後，在吃晚飯時他們發生過一場爭論： 毛主席當時說學外語應當以政治體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說應當是文學題材的。毛主席說那就妥協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學。我說還是倒過來吧，七分文學三分政治。大概那時候毛主席完全把我當一個晚輩，一個他的老朋友的女兒，所以他並不計較我與他的爭議，反而覺得很有意思，他說：“你可真是個‘文學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還記得我是個“文學派”，直到那時，毛主席的記憶力還是驚人的。（第５５－５６頁） 凡是有點理性的人，大概都會讚同章含之的看法，成為一個“文學派”。 那年（即１９７０年），章含之同毛澤東又發生了一場爭論： 之後，毛主席從床上起身，邊披晨衣邊對我說：“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們到外麵去談。”於是，我陪主席走到大會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裏，問我說：“你那個學校停課多久了？”我答：“從１９６６年到現在整整四年了，中間搞過幾次‘複課鬧革命’，都沒搞成。學校打派仗，沒法複課。”毛主席說：“過去就算了！現在我在考慮學生應當回到課堂裏去了，也就是說應當上課了。不過不能像過去那樣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國語也還是要學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來是同你商量外語教學改革的事。你想想怎麽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國語學院搞教育改革，你願不願意去？”我說：“主席派我去我當然願意。我隻是怕搞不好，辜負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說不要緊，什麽事都要試驗。他又問：“你們外國語學院過去有多少外國教師？”我說：“總數我說不清，但每個係都有，英語係最多的時候有十多個。”毛主席說：“這些人現在在哪裏？”我說：“都不在了。多數因為學校鬧革命，停了課，都回國了。也有個別的支持過一派，被抓起來了。”主席說：“喔！要弄清楚再解決。”我本想多談點外國專家被抓走的問題，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談，他轉換話題問我：“你覺得將來還需不需要請外國人來教書？”我說：“至少對外語教學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細地講了我的意見。毛主席點頭說有道理，並說：“學校要開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選擇地請一點外國人來教書。”可是，毛主席卻又說：“不過要請一些外國的工人和農民來。”我的固執勁又冒上來了，我說：“那不行，我們培養的學生將來要搞外交，要教書，培養人才，所以要求教師也應當有比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學以上的。同時還要學文學作品，純粹的外國的工人、農民是教不了的。再說，在口語方麵，尤其是英國人，工人的發音也同受過高等教育的不一樣。所以還要請知識分子。”毛主席望著我興奮地滔滔不絕的樣子，笑著說：“好吧！我們今天不爭論。我的章老師還是一個‘文學派’！”（第５４－５５頁） 那是一個事事講階級鬥爭的瘋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係各年級又開展了反右傾整風運動。在全體師生中開始揭發、批判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不滿和錯誤認識。總的來說就是揭發對階級鬥爭、不斷革命和群眾路線的錯誤看法。晚上本來是自習、溫習功課的時間，一聲令下便要集中學習，不得缺席。我的抵觸、不滿情緒盡管非常大，但還是不敢表露出來，否則有開除學籍的危險，這是不用懷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內心真實嚴嚴實實地掩蓋了起來，但在情緒上還是露了餡，於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這樣說，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這個人一直就是曆次政治運動的靶子。心靈上全身傷疤。我是從一個個傷疤漸漸走向“世界哲學”的。這也叫“事上磨煉”。精神上的苦難玉成了我的世界觀。 (摘自《我是北大留級生》，江蘇文藝出版社200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