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揣支毛筆漂四海.
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反右運動和十年“文革”是兩場不堪回首、而又不能不回首的災難。在這兩場運動中，除了五十萬知識分子成為“右派”以外，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反黨集團”就有“章羅聯盟”、“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三家村”黑店三個，因此而受到株連被打成的“反革命分子”、“黑線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到底有多少則難以統計，因此而斷送前程的知識分子到底有多少也難以統計，因此而使中國的科學技術滯後世界強國的時間和距離則難以估量。
令人無比痛惜的是，在這兩場運動當中，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在承受巨大災難的同時，又作了最為淋漓盡致的表演。在反右和“文革”的政治舞台上，不管願不願意，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出演著各種角色。有史良這樣的乘風飛揚，落井下石；有胡風這樣的相互攻擊，同室操戈；有周揚這樣的按圖索驥，蓄意整人；有郭沫若這樣的見風使舵，左右逢源；有陳伯達這樣的與虎謀皮，助紂為孽；有姚文元這樣的趨炎附勢，賣身投靠；有戚本禹這樣的一闊臉就變，得誌便猖狂；有餘秋雨這樣的投機幫閑，捉刀代筆；有田家英、廖沫沙、吳晗這樣的以死抗爭；有老舍、傅雷這樣的自我解脫；有張誌新、遇羅克這樣以鮮血和生命捍衛真理的誌士 ------ 。而絕大多數在文化藝術、科技教育領域裏的知識分子，則作為“臭老九”在“夾著尾巴做人”，進行著“脫胎換骨的改造”，“徹底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鬥私批修”，“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就連文革的先鋒“紅衛兵”最後也到新疆內蒙、雲貴高原和北大荒去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如果我們站在今天的製高點上去俯瞰那段曆史和那段曆史中的知識分子，覺得不可思議。但是任何一個經曆過這段曆史、從那個歲月走過來的人都知道，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曆史背景下，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知識分子無疑是處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人人都得劃線站隊，人人麵臨著選擇，誰也不能超然度外。在生存和毀滅之間，我相信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像田家英、吳晗、廖沫沙、老舍、傅雷那樣選擇毀滅之後，還要背上“自絕於黨和人民”的十字架，也鮮有人像張誌新、遇羅克那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會選擇生存，即使這種生存對一個個體的知識分子來說，可能是痛苦的、屈辱的、違心的、無奈的甚至是苟活的。要生存，就得自我革命，這就是為什麽在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會投入那場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去編寫語錄歌，去布置紅海洋，去跳忠字舞，去憶苦思甜，去鬥私批修，去口誅筆伐牛鬼蛇神，做著違心的事，說著違心的話。所以我對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在一灑同情之淚的同時，更多的是理解和諒解。
至於那些賣身投靠的禦用文人，投機鑽營的幫閑文人，出賣靈魂的無恥文人，他們所種下的罪孽是不可饒恕的。他們已經被釘立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即使僥幸逃脫，也必將受到懲罰，至少他的靈魂時時接受著正義的審判，他的良心時時接受著道德的拷問。令人可悲的是他們在製造悲劇的同時，也製造著自己的悲劇，他們既是悲劇的始作俑者，也是悲劇的殉葬者，他們是一群真正的悲劇人物！
令人氣憤的是當年的一些“反右英雄”和“文革精英”在沉寂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後，而今又活躍起來，或塗改事實，或歪曲曆史，或文過飾非，或推諉責任，以謊言去蒙騙年輕的一代。作為經曆過文革的人，如果對他們的醜行不予揭露，不予鞭撻，那就無顏麵對那些屈死的冤魂。
由此刻畫文革中文人的各種臉譜，揭示他們的心路曆程，並探究鋪築這條心路的原因，就顯得更有現實意義。為什麽那時的知識分子思想會如此蒼白？為什麽靈魂如此扭曲？為什麽為了自己的生存去出賣良心？為什麽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以最尖刻的語言批判同類？甚至以編造的謊言鑄成從背後射殺同類的子彈？
我怎麽也忘不了章伯鈞先生次女章詒和女士在《往事並不如煙》中那令人振聾發聵而又痛徹肺腑的呼喊：“在父親淒苦而死，母親悲苦無告的時候，誰敢到我那屈死的父親跟前看上一眼，有誰敢對我那可憐的母親，說上幾句哪怕是應酬的話。。。。。。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親相關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附逝，如浮雲飄散。太多太多被扭屈的靈魂，我們又如何能麵對這樣的無情無暖。”
曆史是一麵鏡子，更何況是過去不遠的曆史，我們更是記憶猶新。把真實的曆史記錄下來，剖析給人看，目的自然也要讓讀史的人在讀這段曆史的同時，要“以史為鑒”，放眼未來，不要讓那些曆史的悲劇重演。同時在痛定思痛之後，更使我們認識到徹底肅清文革遺風，打造一個和諧的社會，對於作為四化建設中堅力量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何等地迫切和重要！
往事並不很遠，讓我們時時回望。
（《閑話文人》到此告一段落，向所有關注拙作的朋友鳴謝，歡迎繼續提出寶貴意見。）
奧威爾在《文學和極權主義》中指出：“極權主義廢除了思想自由，其徹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時代聞所未聞的。而且認識到下麵這一點很重要：它的思想控製不僅是負麵的，而且是正麵的。它不僅不許你表達--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規定你應該怎麽思想，
它為你創造一種意識形態，它除了為你規定行為準則以外，還想管製你的感情生活。它盡可能把你與外麵世界隔絕起來，它把你關在一個人造的宇宙裏，你沒有比較的標準。反正，極權主義國家企圖控製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製他們的行動一樣完全徹底。”中國的現實正如奧威爾的描述，極權主義成功地侵入了公民的私人生活，像章魚的吸盤一樣牢牢地控製了公民的思想和感情。你若是做一個勇敢的懷疑者和反抗者，必然遭到無情的鎮壓和迫害。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小平兩首反諷詩，一首題為《善意的勸告：真話應少說》：“既生在中國，真話應少說。須知碗中肉，常賴嘴定奪。”第二首為《理直氣壯說假話》：“誌新因言割喉管，羅克因語腦開花。苟且偷生真要義，理直氣壯說假話。”這就是文革結束三十年後中國的現狀，這是一種令人膽顫心驚的文化暴力，它不僅摧毀了人的意誌更腐蝕了人的良知。正如學者唐逸在《暴力的根源》一文中指出：“執法暴力所摧毀的，不僅僅是抽象的程序正義。首先是不可彌合地摧殘當事者的心靈，摧殘這血肉之軀的個體生命的完整性，在心靈深處以血刃切下不可彌合的累累殘傷，使受害者從此生活在噩夢驚醒之中，再也不能享受自然生活的快樂。哀莫大於心死。心靈的極度傷痛，永不愈合。對於任何人的暴力殘害，皆是對全體人類殘害的預演。能夠施於一個人的，也能施於別的人。人類的血肉之軀在生理上是同樣脆弱，同樣受不了暴力的摧殘。人類在握權的恐怖分子麵前，同樣無力自保。隻要世界上有強權暴力存在，人類就沒有安全。” “即便是風箏，也不準許在人間地獄的上空出現。因為它向往自由。”在這樣一個國度裏，我不得不承認，我已經到了“哀大莫過於心死”的地步，我想我一定沒有勇氣拖著血肉之軀，帶著殘傷累累的身體，去和這樣的極權和暴力抗衡和鬥爭。
是的，這不僅僅是我的悲哀，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盡管有時候我也會像海明威那樣問自己：喪鍾為誰而鳴？盡管我也知道這喪鍾其實為我們每一個人而鳴；我也知道在張誌新，林昭失去安全和自由的時刻，也正是我們所有人都失去安全和自由的時刻——因為我們與她們息息相關。
回首過去，是為了放眼未來。
但願這樣的悲劇不會重演。
讓我們與往事幹杯！
上一代人，在文革都留下了許多陰影。即使豁達樂觀如我的父親，依然有不能碰觸的傷口。
這些曆史資料，我都是長大以後自己雜七雜八看來的。可是因為對於文革有一種強烈的抵觸情緒，所以卷入得那麽多文人政治色彩很濃的文章，我也就草草翻過
在大學的時候，起初非常尊敬我的導師，因為他在學術界實在是很有名氣。可是1年以後，當我得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將他的導師批鬥的體無完膚，身心俱殘的時候，我不由得不寒而栗。尊敬之情也蕩然無存了。
在亂世，才能看到真正的英雄；在一出出鬧劇中，才能看到世態炎涼，複雜人性；也隻有走過這個黑暗的時代，才會倍加珍惜這些生命中曾經錯失的溫暖和美好：）
閣老這一係列很精彩，我很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