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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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侃中國電影( 2 )(菊廬夜話 14 )

(2006-09-21 08:24:53) 下一個

 

                                                               三

        三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縱觀文革結束以後到現在近三十年的中國電影,如同中國的足球一樣,給人以愛恨交加的感覺。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中國的電影之所以難以吸引觀眾的眼球,更難以問鼎國際影壇,我個人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 中國的電影仍然擺脫不了政治的框框。

        建國以後的電影一直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蘇聯電影的影響。在一切“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大背景下,電影藝術同樣學習蘇聯,有一批電影工作者分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學習電影。前蘇聯的電影相當一部分是展示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其代表作有《丹娘》、《團的兒子》、《勇敢的人》、《列寧在十月》、《列寧在 1918 》、《難忘的 1919 》、《莫斯科保衛戰》、《斯大林格勒大血戰》、《靜靜的頓河》、《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等。中國的電影要不要弘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以什麽樣的形式去表現,卻大有學問。可惜的是我們沒有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卻是在邯鄲學步。在學習蘇聯電影的過程中,我們的電影業界也逐漸形成了“英雄不死”、“高大全”和“三突出”的模式——突出正麵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個模式在文革八個樣板戲中發揮到極致。

        使中國電影帶有濃重政治色彩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理論的影響。在“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思想指導下,電影被人為打上了階級鬥爭的烙印。特別是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前夕,推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奪印》、《箭杆河邊》、《青鬆嶺》等一係列影片。而當《柳堡的故事》被指責為小資情調、《英雄島》被批評為“吉普女郎”、《早春二月》被指責為階級鬥爭調和論、《怒潮》被指責為利用電影進行反黨時,則更使電影人膽戰心驚,如履薄冰。試想在那個政治站隊的年月,誰願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個人前途去冒險?為了追求政治的保險係數,電影的政治性越來越強化,而藝術性越來越弱化。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我們的電影完全成了政治教科書,失去了寓教於樂的功能,變成了膚淺庸俗的政治圖解和蒼白無力的政治說教。這種政治圖解的模式不僅明顯地存在於文革剛剛結束後的部分影片中(例如《牧馬人》、《人到中年》、《金光大道》、《天山行》、《戴手銬的旅客》、《高山下的花環》、《今夜星光燦爛》、《焦裕祿》、《天雲山傳奇》、《芙蓉鎮》),而且還綿延在已經進入市場經濟的影片中(如一些領袖人物片、革命曆史巨片《大決戰》和《任長霞》等)。

        電影說到底是一種文化藝術形式,而文藝主要是愉悅身心。特別是在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生存競爭越來越烈的今天,人們看電影是為了獲得感官上的愉悅和精神上的放鬆。如果還是坐在那兒像讀政治教科書一樣,那麽正如許多觀眾所說的那樣,還不如回去讀《老三篇》。畢竟後者比前者在說理上要全麵深刻得多。

        第二,暴露不等於寫實

        如果說以謝晉為代表的第三代導演的影片,還明顯地留有政治的印記,那麽以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的影片則已經基本上沒有政治的印記。但是這些已經沒有政治說教的影片為什麽也是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呢?

        縱觀張藝謀的係列影片,基本上采用寫實的手法,原始的黃土地,貧瘠的山村,質樸憨厚而又落後愚昧的人群,一切都是直露不加任何修飾,顯示著一種原始的野性的美。有人說老謀子把豐富的民族元素調動運用得淋漓盡致,這點我苟同,可惜的是他隻是停留在暴露的階段,而沒有使之升華,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以至在人們看完整部電影以後一頭霧水,不知他要表現一個什麽樣的主題,告訴觀眾一個什麽樣的理念。除了落後還是落後,除了愚昧還是愚昧。本世紀初,我在莫斯科看到一篇《張藝謀出賣了中國人》的文章,大意是他執導的多數影片展示了中國農村的貧窮落後,農民的愚昧無知,在老外的眼裏,中國的農民就是老土,偷情,野地媾和 ------ 。由此文章的作者斷言張藝謀“出賣了中國人”。對張藝謀出賣了中國人的說法,我不能苟同,但他向老外傳遞了一個不完整的信息確是不爭的事實。

        在國際影壇上,有許多優秀的寫實主義影片,《泰坦尼克》就是一例。導演的高明之處就是在影片的前半部極力地渲染氣氛,這種歡樂的、溫馨的氣氛通過男女主人公的愛情達到極致,而這種氣氛越濃烈,越顯示出影片結尾時的悲慘。當整個巨輪就要沉入海底的時候,那支樂隊還在甲板上專心致誌地演出,沒有一個人驚慌失措,在給人們留下最後一組華美樂章以後,坦然地接受死亡。看到這裏有哪個觀眾不為之動容?!

        前蘇聯的《小微拉》、《國際女郎》是寫實主義影片的力作。前者通過小微拉從一個天真爛漫的純情少女墮落為玩世不恭的壞女人,揭示了新生代中普遍存在的貪圖享樂、好逸惡勞、不務正業、自甘墮落的流行病症,從而喚起整個社會關注青少年的成長和重視青少年的教育。後者是前蘇聯第一部暴露社會陰暗麵——妓女現象的影片,導演通過在蘇聯已經普遍存在的賣淫現象的公開揭露,向全社會發出提問:為什麽在蘇聯的國家肌體上出現這個可怕的病灶?從而引發觀眾去探究產生這個病灶的社會根源。

        韓國電影《代理母親》也是一部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影片真實展示了韓國民間存在的借腹生子的陋習。那種欲愛不能,生離痛於死別 的描繪,在催人淚下的同時,呼喚著人們道德和良知的回歸。

        相比之下,我們的電影告訴我們什麽呢?

        在我們的電影觀眾越來越趨於成熟的時下,我們的導演技巧是不是顯得太小兒科?

        以這樣的影片挺進好萊塢,不走滑鐵盧才怪。

        第三, 演員演技的雙重平庸

        演員的平庸和演技的平庸,是使觀眾大跌眼鏡的重要原因。

        文革以前的電影盡管有著太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演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卻是可圈可點。前文所列的明星,哪一個都有自己的藝術形象,他們的名字和他們塑造的人物形象緊緊地聯係在一起,成為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趙丹和聶耳,孫道臨和李俠,張良和董存瑞,張瑞芳和李雙雙,白楊和祥林嫂,秦怡和女籃五號,田華和白毛女,王丹鳳和女理發師,謝芳和林道靜,祝希娟和吳瓊花,楊麗坤和金花,王曉棠和金環銀環,於藍和江姐,梁音和老排長,楊在葆和蕭繼業,仲星火和馬天民,陶玉玲和春妮,以及方化和鬆井,陳強和南霸天,田烈和老和尚,程之和特務連長,項堃和張軍長 ------ 。那時在觀眾的心目中,隻要提到哪一個明星,就會立即在眼前浮現出他們塑造的人物形象,而一說到哪個人物形象立即想到是哪一個演員。

        那麽現在呢?

        現時的中國,明星多得簡直數不過來,幾乎是個演員就是星,而且還要加上令人頭暈目眩的桂冠:著名影星,巨星,天王巨星,國際影星,國際巨星。然而在這耀眼的光環下,演技實在是一般般,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看看那些巨星,給觀眾留下幾個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可你還別說,演技一般,牛皮挺大。名聲小點兒的動不動使點兒小性子,給導演出點兒小難題,上點兒眼藥。那名聲大點兒的那就耍大牌,動不動就是罷演,單方毀約。有人說現在的影視界也是三突出:突出明星,突出主要明星,突出大牌明星。

        一個優秀的演員,必須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換句話說要有敬業精神。可是我們的演員們有多少人把精力放在提高自己的演藝上?有人說現在多數的演員把精力放在追名逐利上。確實,有許多演員在斤斤計較片酬的同時,熱衷於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互相吹捧的有之,捉刀代筆的有之,借梯上樓的有之,雇人包裝的有之,自我毀容製造緋聞讓“狗崽隊”炒作的有之,賣身進階的有之,以性賄賂謀求角色的有之,爭風吃醋的有之。試想把精力都放在這上麵,還能塑造出優秀的人物形象嗎?

        走筆與此,想起一件事來,九十年代,莫斯科電影節在黑海邊的旅遊城市索契舉行,當世界各國的知名演員從紅地毯上走過時,電視機前的毛子哥如數家珍,叫著他們的名字。而當兩個中國演員走過時,人們顯然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問他們:你們知道中國的哪位明星?毛子哥回答:李小龍,成龍。

        二十世紀末,成龍訪問莫斯科,其受到的歡迎規格幾近部長級待遇,莫斯科電視台向莫斯科觀眾做了長達一小時的現場采訪直播。

        盡管心裏有種酸溜溜的感覺,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成龍雖是港人,可也是咱炎黃子孫啊。

        哎,中國電影喲,叫我怎麽說你才好! 
    
      (本文純屬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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