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尼婭這人二十幾,臉蛋兒微圓,身段微胖,再過十年,身段恐怕逃脫不掉俄羅斯水桶化的宿命。她英文好,為人熱情,比機場咖啡廳櫃台那位擠兌被拒簽入境的加拿大魁北克佬的女服務員熱情。她給我介紹如何去紅場,如何去莫大列寧山。有天晚上九點多,窗外夕陽紅似火,我問她現在還能去紅場嗎?她頭一歪,泛起滿臉紅暈,可勁兒捏著我的手說:Why not 呢? Why not呢 ......趁沒人不忙的時候,冬尼婭願意在前台教我俄語,教我說我是中國人,她告訴我有兩種說法,一種念做“丫幾大爺妾?- Я китаец!”,另一種稍微長點兒:“丫疑似幾大爺?- Я из Китая!”
走進餐廳時,餐廳已改成了舞廳。很多人穿著工作服或牛仔褲在跳交際舞,還有很多人圍坐在餐桌旁喝酒。點菜吃飯的隻有我一人,點的什麽記不太清了,好像就給了一盤子,盛了些蔬菜土豆幾塊肉,沒滋沒味兒。有滋有味兒的倒是周圍的人們在跳舞,在喝酒,在換匯。很多俄羅斯婦女瞄著老外們換匯,為換匯而陪酒,陪舞。一位三十多歲的俄姐兒拿著一瓶白酒(伏特加還是二鍋頭?)來到我桌前,用英文問能否陪我說說話。我說 OK 。她邊喝酒邊東聊西侃,還問我如果願意跳舞的話,她盡可陪我。說來說去最後說到目的就是為了換點外匯, even one US dollar 。過後,我很為謝絕和她換匯的事感到內疚,如果不是我頭一回在那個陌生環境下身陷老毛子人堆裏心存緊張顧慮的話,我會痛痛快快地換給她幾美子的。記得當時一美子能兌 100-200 盧布,在酒店或銀行隻能兌出 100 多,在私人那裏就可能換到 200多 。 那位俄姐兒為換哪怕一個美子,在我吃飯時就那麽一直坐在一旁陪聊,前後聊了有半個多小時,臨了麵對我的回絕,她仍然顯得挺有教養地說 It is ok, you are welcome。
客房裏沒有 TV ,牆壁上嵌了個廣播喇叭,自己無法控製,隻能是它播什麽聽什麽。晚上 11 點不到就沒聲了,天方亮還沒醒它就開始叫早,播放著莊嚴厚重的蘇聯衛國戰爭歌曲大合唱,聽著像是紅旗歌舞團那幫老爺們兒唱的。後來我問過來自紐約的莫尼卡,你看這房間多簡陋,酒店門外那麽髒。莫尼卡衝我一笑,說:New York City is more dirty! 幾年以後,當我首次赴美,下榻在舊金山城裏Union Square附近的加利福尼亞人酒店時,她那句話在三藩市得到了全麵的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