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嗎?

中國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嗎?

作者：伊力哈木·土赫提


烏魯木齊事件發生近四個月，北京今後將如何處理少數民族問題，引起國內外的關注。去年西藏拉薩發生的“3·14事件”，最近烏魯木齊發生的“7·5事件”，包括之前韶關發生“6.26事件”，等等。無論是國人還是外國媒體，都在不停地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出了問題？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於7月29日在廣州對外國記者表示，現在是重新考慮民族政策的時候了，但他沒有具體說，這方麵有什麽錯誤，或者提供解決方案。他說：“這些政策本身肯定需要調整，要隨實際形勢而調整，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如果調整不及時，就會有一些問題。”與國家主席胡錦濤關係密切的汪洋出此言，表明高層在審慎考慮如何處理新疆問題，並調整敏感的少數民族政策。早前，國家民委員會副主任吳仕民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說：“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促進了各民族團結、平等、和諧。 ”

德國《新蘇黎世報》駐北京記者詳細報道了吳仕民介紹的中國民族政策後寫道：“但是，科學性的調查和人們的親身經曆一再表明，在人民富康、醫療衛生和宗教自由等核心問題上，許多維吾爾人和藏人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同。”在新疆，維吾爾人的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城鎮化率、人均收入、就業率等等一些重要指數都比漢人差。維吾爾人的自治和宗教自由實際上受很大限製。例如，自治地區各級政府的行政第一把手雖然大多是少數民族成員，但書記們牢牢地掌控著自治區大權，監督著政策的實際執行，而書記們都是漢人。在新疆，各級各類學校的學生不允許進入清真寺，宗教教育也不允許的。而吳仕民說“經濟危機加重了新疆的失業問題、新疆不屬於中國的發達地區”，他不願正視問題的存在（實際上維吾爾社會的高失業率不是最近幾年才有的現象）。在”3.14事件”、“6.26事件”和“7.5事件”發生之後，有關方麵仍同以往一樣，將矛頭紛紛指向海外藏獨和疆獨勢力。同往常一樣，新疆當局將事件的起因、行為、責任，一律歸結到“三股勢力”頭上。韶關事件是誰煽動的？難道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完美，沒有任何過錯？難道沒有內因？難道沒有社會原因？人民又一次變成不明真相的群眾。民族政策需要反思。

中國的民族政策需要反思

在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內部所發生的越來越多的重大事情可能和主權國家之外的因素相關聯，但這樣一個事實並不表明中國政府可以對國內民族問題無動於衷。事實上，不管海外的因素有多麽重要，最主要的因素還在內部。實則新疆、西藏的族群衝突事件與內地甕安、石首等群體衝突事件此起彼伏，揭露了中國社會潛藏的嚴重危機。既然民族衝突發生了，就表明必須把建立民族和諧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從長遠來看，如果不正視問題，隻能掩蓋問題，民族衝突會隨時爆發出來。重大流血事件，發生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盛世”中國。難道麵對此起彼伏的民族衝突事件，中國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我的回答應當是肯定的。已經到了對中國民族政策進行調整的時候了！

維漢之間的怨恨在加深，實乃積怨已久。漢族人認為政府對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少數民族采取優待政策，日益不滿；而我們維吾爾人認為在新疆，漢族成為很特殊的群體，備受政府優待的群體，維吾爾民族已在各個領域被迫邊緣化。現在問題暴露了，就要反思內部的民族政策。要達到民族和諧，就要從反思建國以後的民族政策做起。

事實上，民族問題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個難題。改革開放30年裏，維吾爾自治區也進入了一個經濟建設的高潮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也存在發展不平衡、重建設輕保護問題，貧富差距在不斷拉大，諸多社會矛盾積聚，如若碰到某些地方官員治理簡單粗暴以及貪瀆，矛盾被激化就不可避免了。

不過，所有的普遍問題，歸結為民族矛盾卻有失偏頗和過於簡單。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滯後，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製約，內地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腐敗嚴重，分配不公導致貧富差距嚴重，相信維吾爾自治區也存在與內地一樣的問題。維吾爾自治區同樣麵臨著如何化解社會分配不公問題、當地環境和資源保護問題、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弘揚問題等，但這不能成為掩蓋事實上存在的民族問題的理由，更不能成為逃脫執政者責任、掩蓋政策和體製存在的問題。當務之急政府應該反思民族政策。現在問題暴露了，就要反思內部的民族政策。要達到民族和諧，就要從反思建國以後的民族政策做起。



民族自治麵臨更大挑戰

一連串發生在民族地區規模不等的事件讓久居內地的民眾多年來第一次意識到，遠離政治生活核心議題多年的民族關係並不如想象中的和諧。在搞經濟中心的同時，隔膜和隱患卻也在累積，對於廣大少數民族群眾來說，這些事件的興起與被平息，將會進入一代人的曆史記憶。民眾開始質疑民族自治政策，對民族政策非議頗多，更有激進者，呼籲當局放棄現行的政策。中國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到了迫切需要調整的地步？

事實上，近年來，學界圍繞現行民族政策已經有過激烈爭論。多民族國家解決內部民族問題，是靠“政治化”的製度安排，還是靠“文化化”的民間消解？2004年馬戎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了學術論文《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提出應該拋棄承襲蘇聯式的將少數族群“政治化”的民族政策，轉而學習美國將少數族群“文化化”的成功做法，建立 “政治一體”和“文化多元”的國家族群框架。這幾個月來，國內外不少人也在討論民族自治體製是否要改，其中絕大多數人提出取消民族自治的餿主意。我發現迄今他們談得相當片麵，視野局限思路也較狹窄陳舊。

我擔心，照他們的那個路子做政策研究和設計，會適得其反，把事情弄得越發糟糕。對民族政策，雖然有強烈的質疑聲，但四中全會說要堅持，堅持民族理論，堅持民族區域自治，也就是說，政府回答了現在不會進行調整。在執政黨60年周年國慶時刻政府還在用老的方式為民族團結作努力，可以說規格非常高，密度也非常大。繼舉辦新疆、內蒙等自治區建設成就展、天安門廣場豎起了民族團結柱後，國家民委就民族政策答記者問，中央新聞辦發布《中國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白皮書。又以最高規格召開全國民族團結表彰大會，胡錦濤對民族團結問題發表講話。這一切，都表明民族問題重新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大事。國家民委楊晶說，民族團結就像空氣，在好的時候誰都不會在意它，但一旦它出了問題，每一個人才會覺得它的珍貴。鑒於目前民族政策麵臨重大危機，民族問題重新成為高層的關注核心。

然而，縱觀相關成就展以及國家民委相關領導答問以及新聞辦的白皮書，卻隻見民族團結問題一片歌舞升平。各民族之間看似和睦共處，繁榮發展，一片欣欣向榮。全國各族人民對民族問題也是滿懷信心的假象。是的，“革命浪漫主義” 給我們描繪出“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萬歲”的圖景。相關的民族政策闡述，仍同以往一樣，缺乏新意。看了以後，很容易產生一個疑問，既然民族政策方向正確，措施得力，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和文化協調發展，那為什麽還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呢？因此，個人認為，對民族問題的正麵宣傳是十分必要的，但嚴肅、深刻的反思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進行深刻的反思，正視民族政策方麵存在的問題進加以係統和徹底糾正，中國的民族問題將會日益嚴重，甚至會造成比我們想象的還嚴重的問題。目前的一些做法和認識都隻是技術上的手段，還沒有從講政治，法律和人文關懷的高度來認識和反思民族工作的問題。

有些問題不能就事論事，應該從更深層次尋找原因，這樣才能對症下藥，使民族政策切合實際。不管將事件的因由歸咎於民族矛盾、分裂主義、民族宗教政策，還是恐怖行為，歸根結底是由於存在的“問題”造成的。正如官方所說新疆問題不是民族問題，不是政策問題，也不是宗教和人權問題，更不是不平等問題，那麽是什麽問題？

我還是想從曆史上尋根朔源，來探討這個民族問題的來龍去脈。

維吾爾和西藏的自治不是在共產黨執政後才有的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維吾爾和西藏的自治不是在共產黨執政後才有的，在曆史的長河裏，在絕大多數時間，新疆和西藏處於獨立或半獨立或高度自治的狀態——這是曆史事實!隻要尊重當地人民, 尊重他們的自治權利的時期，新疆和西藏處於穩定；反過來就是起義、暴亂、戰爭、分裂的狀態。如果你是維吾爾人，麵對一個強勢的民族漢族，你該怎麽辦？漢族的人口有13億，而維吾爾族的人口隻有1000萬。作為任何一個民族，都想保持自己的文化與民族特性，不想被同化，維吾爾族也不例外。有人說維吾爾人最不像中國人的中國民族，指的可能是我們的文化，語言，宗教，種族等特征吧！新疆經濟高速發展，但是維吾爾人依然處於貧困，高失業律的狀態。漢族有句古話叫“將心比心”，意思是要換位思考，要站在對方的立場角度來思考問題。如果我們能多“將心比心”，是不是人世間的矛盾悲劇就會少許多？

之所以維漢之間的民族衝突不斷，就是因為維吾爾人始終認為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語言應該保存，發展，人們要體麵的生活，這就需要公平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民族被得到尊重而不是在自己的家園成為外鄉人的感覺，被迫邊緣化。從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在新疆所發生的大大小小動亂不下幾十起。它們是：大小和卓之亂（1758年）、邁喇木事件（1760年）、烏什起義（1765年）、犯屯暴動（1767年）、孜牙墩事件（1815年）、張格爾之亂（1820-1828年）、浩罕入侵（1830年）、胡完事件（1845 年）、沙木蒙事件（1845年）、七和卓之亂（1847年）、鐵完庫裏事件（1852年）玉散霍卓依善事件（1855年）、貿易圈事件（1855年）、邁買鐵裏事件（1857年）、倭裏罕之亂（1857年）、額帕爾事件（1860年）、楊三腥事件（1863年）、同治年間發生的新疆農民起義（1864 年）、沙俄入侵（1871-1882年）、阿古柏入侵（1865-1877年）、吳勒子事件（1899年）、吐爾巴克事件（1907年）,哈密農民起義 (1911--1914年)等等。這些大大小小動亂事件中雖然起因各異，有些事件還與外部勢力介入有關，但是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這塊與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維吾爾人要被尊嚴，要文化權利，反對壓迫，等等。

1928年被殺的楊增新，之後的金樹仁，對百姓壓榨盤剝，特別是開征屠宰稅以及禁止麥加朝聖遭到穆斯林的反彈，在哈密不顧當地人的反對，一味強行“改土歸流”，最終激起了當地維吾爾穆斯林的反抗，1933年爆發（後席卷全新疆）了哈密起義，這次人們普遍走向獨立，被學者稱為20世紀的第一次“東土耳其斯坦運動的建國運動”。時隔11年後的1944年8月再度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史稱第二次東土耳其斯坦運動建國運動，當地人稱之為“11月革命”，宣布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脫離中國。後來又被中共官方稱之為所謂的“三區革命”。這些悲劇性的曆史事件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記憶的一部分。

“新疆問題”不僅以前存在，而且中共執政後的60年代以來也一直存在。維吾爾自治區不時就會出現暴動，而且暴動的地區越來越大，暴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文革期間不少地區還出現了大規模“越境”他國事件，也就是說，維吾爾人的反抗已經持續了整整好幾代人。如果維吾爾自治區沒有嚴重問題，怎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問題產生的原因和背景，有助於了解問題的症結，窺視問題的解決方案，感受民族的心理和反抗的動機。

既然“維吾爾自治區”經濟高速發展，但為什麽還換不來維吾爾人的支持，反而越來越不滿，不值得我們反省嗎？不就是上麵所說的原因嗎！我們到了反省我們的民族政策的時候了，否則將來的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們應該意識到維吾爾自治區的特殊性。維吾爾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與獨特的語言和文化，人類社會的精彩在於有著多種多樣的宗教與文化，我們不遺餘力地保護珍稀動物，作為一種獨特的人類文化，我們為什麽不能像保護珍稀動物一樣，像保護世界文化遺產一樣，來保護維吾爾人獨特的語言和文化呢？新疆多年來經濟是發展很快，但這種經濟的快速發展，伴隨著大量東部移民人口的湧入（其中絕大部分移民是被政府號召或組織的），並嚴重衝擊著當地獨特的文化，維吾爾人口從1949年約占新疆人口的79%降為約占46%，漢族人口從1949年的約占4.8%提升為約占40%，這還不算幾百萬為登記注冊的流動人口和解放軍，武警部隊指戰員。我們應該反思，這種方式的經濟發展是維吾爾人所需要所歡迎的嗎？


問題的結症--維吾爾人應該依法享有自治


本人認為“7·5”事件絕不單純是境外勢力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民族問題，更不單純是所謂國際反華勢力操縱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過去存在，今天存在，以後也還會長期存在。所以講這三個問題可以，但難以解決當下的實質問題。關鍵是要解決權力問題即法律賦予維吾爾民族的各項權利包括民族區域自治權的問題。也許有人問：質疑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人越來越多，為什麽？是的，根據法律新疆是維吾爾自治區，共產黨建黨初就承諾給予少數民族自決權，1947年國民黨政府與新疆民族代表達成11條協議，也承諾高度自治，共產黨執政後不再提“民族自決”的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自治”製度，維吾爾人接受了民族區域自治模式。 1955年根據黨和政府根據政治承諾依法成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明確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地區有自治權。維吾爾人對自己自治權的落實充滿期待！

所以，現在中國的民族問題說簡單的說成從蘇聯模式沿襲下來的不是很正確，比如根據蘇聯法律民族自治實體可以自決，但中國法律要自決就沒有法律根據。蘇聯始終堅持的正統馬列民族理論政策，使得蘇聯在解體後原先的加盟共和國順利獲得獨立。但是，不管采取什麽樣的民族政策，解決民族問題都要堅持講道理，尊重法律以及不要迷戀暴力這樣幾個原則。靠高壓的手段，那可以一時解決問題，但是根本上是不能解決的嘛。你看看以前蘇聯就沒有這個問題呀，當然處理民族問題更不能推行強製性的同化政策。


中國法律明文規定，民族自治是國家基本製度。法律明確，新疆是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族是自治民族。按照1984年的憲法以及自治法，“少數民族有權使用，發展自己的語言。少數民族成員可以在地方管理機構中擔任要職。有權維護自己的風俗習慣並享有宗教自由。有權用本民族語言發展各級各類學校，政府有責任建立民族學校。按照此法律維吾爾語是自治區各級政府，法院，檢察院，司法機構的工作語言；自治區政府有權審議國家法律，如果法律不適應地方的實際情況，可以加以變通或拒絕。民族區域自治法明確規定企業在民族地區進行經營活動，開發資源應該尊重當地的利益，尊重當地民族的利益。在招聘時要優先錄取當地民族勞動力……”

這些法律和政策在新疆真正落實了嗎？你想，各個自治區的實權，當然主要就是黨權了，一直都掌握在幾乎都掌握在漢人手裏。新疆早先還有一個賽福鼎，後來就所有的自治區第一把手都成了漢人。在先後9個自治區主席中，有兩個人是漢族，即1968年到1972年的龍書金和1978年到1979年的汪鋒。民族地區的類似7.5的衝突，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說，實質上是個製度問題，是不合理的體製所造成的。然我這樣講，不意味著說，民族問題就不存在了，不是這個意思。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點，就是我們1949年以後的建立的這樣一個政治製度和政治體製，對於造成我們今天的這樣一些表現在民族地區的衝突仍然是負有非常大的責任。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形態，文化上強調無神論，政治結構上是一個中央集權下的封閉的體製。這些對於在民族地區實現憲法所規定的民族自治都製造了很多障礙。無神論的意識形態對我們的文化和宗教也造成了很嚴重的打擊。

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政府確實投入很大，維吾爾人不滿的是，幾乎沒有分享到資源被開采所帶來的利益。2002年至2008年，新疆經濟翻了一番，但經濟產值的60%仍依賴能源，特別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氣。1949年漢族人口約隻占4。8%，到2007年約占40%。統計數據也顯示了民族間的不平等。約90%--92%的維吾爾人生活在農村，而新疆的城市化率高於全國城市化水平約10個%。去年，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稱，整個新疆年人均 GDP19000元，農村地區的人均年收入為3,800元（560美元），但南疆農民的收入還要低得多。例如，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和田地區農民的平均年收入僅為2,226元，南疆還有不少鄉村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幹旱程度不太嚴重、可以開墾的土地，條件優越的耕地，以及水源和政府投資興辦的農場，主要是由以漢族人為主的準軍事化組織生產建設兵團控製。

漢人的控製已經超出了能源和大規模農業等領域。比如地方當局在招聘公務員崗位時，絕大多數崗位明確限定招聘漢族。在國有企業經營的各個領域，絕大多數職位招聘漢族似乎早已成為一種“文化”。漢族人甚至還在維吾爾族傳統產業上也取而代之，從傳統市場到穆斯林食品，比如飛往新疆各地和穆斯林國家航班的清真食品供應權，被漢族企業家霍蘭蘭經營的新疆佳雨工貿有限公司(Xinjiang Jiayu Industrial & Trading Co.)所壟斷，提供46種清真食品。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霍蘭蘭承認說，公司的300名員工主要都是漢族；公司裏也有少數維族員工，如一位做清潔的女性，但所有的職位幾乎都是漢人。當然她補充說，所有清真食品公司都要有維族員工，這是一項要求。另外，往返於烏魯木齊和喀什的飛機雖然有許多乘客是維吾爾人，但機艙內廣播使用的卻是中文和英文。文化精神領域傳承仍然還有很多地方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些問題在現實中民族衝突現象而存在。“問題的關鍵就是，民族區域自治仍然沒有真正地落實，對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尊重其實也沒有真的落實。新疆的問題首先是體製問題。顯然，無論是“新疆問題”還是“西藏問題” 的解決，隻能通過改變不合理的體製，才有可能逐步地解決。從根本上依賴於政治改革。可是，從目前的來看，至少我還沒有看出來政府有勇氣、或準備去推動這樣一個改革。

實際上我正力圖說明，如果中國政府早應該兌現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法律和政治承諾，狀況會好很多。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沒有真正落實，維吾爾民族的文化、語言、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公民權利的保障等方麵問題多多。當然我也不認為通過區域現代化能夠根本上解決問題，隻能說會緩解維吾爾人對書記們統治的不滿。因為在這兩個地區，經濟的發展總是伴隨著漢族移民的大量湧入（不要忘記這種移民長期以來主要是政治力所推動的結果，而非工業化、城市化和商業化來推動的，當然這種因素的作用日趨明顯），導致更大的不平等和維吾爾人的越來越邊緣化。維吾爾人不是隻接受地區GDP增長，而自己邊緣化宿命的民族，維吾爾族更不是接受以自由的代價換取經濟繁榮的族群。因此也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隻要經濟發展了，就會走向民族和諧。種種跡象表明，新疆積累的民族不滿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更嚴重的程度。

要問馬戎們，既然在新疆沒有落實民族自治政策和自治製度何來取消民族自治的問題？既然維吾爾人、藏人有保護民族文化、曆史、宗教信仰的需要和堅強的決心，根據中國法律他們有權享受民族區域自治權，那麽，還有什麽力量有理由或有權取消他們的民族自治權利？我覺得恰恰相反，問題不在於民族自治本身的問題，恰恰是沒有實行民族自治的問題。問題的核心也並非絕大多數維吾爾人想要獨立，認為讓新疆獨立是唯一解決問題的人，是極少數。大多數維吾爾人接受中國對新疆擁有主權這個現實，隻是要尋求一種具有真正意義的自治。馬戎提出的“文化化”和“政治化”並不是一對準確的民族政策導向分類。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優惠政策等都是目前解決民族問題的一種選擇，對民族區域自治等政策當今需要關注的不應是它們的存廢問題，而應是如何克服製度障礙或體製問題發展，完善和落實的問題。實踐證明,自治政策麵臨著各種複雜的問題,但認為現行的民族理論完全不合時宜,應另起爐灶,這樣做所要付出的代價是我們負擔不起的。在理論上不僅應當重視他人的成果和經驗，更需要真正落實各項民族政策和民族自治製度，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否則是沒有出路的。在任何國家，不管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民族問題一直都是非常棘手的，也並不存在一個完美的模式來解決和消除民族問題。

中國的民族理論有滯後性，這是肯定的，但也不能簡單地認為都該被扔進曆史的垃圾堆裏，美國是一個移民形成的多民族國家，而中國則是一個世居的多民族國家，各自的民族問題有著本質的不同。”至於美國少數族群“文化化”的做法，不全然認同，美國的民族問題並不是我們看到的那麽美好，美國的印第安保留區問題、非洲裔美國人在都市裏邊緣地位的被製度化，在美國的現實中根深蒂固，隻不過，美國人會透過媒體等各種方式宣揚一些正確的族群平等價值觀，在許多事件發生後，媒體、政治人物、警政首長等都能帶著反省與反思來對事件發表意見，而非激化族群情緒。實踐中，發展一套嶄新的民族理論知識體係迫在眉睫。但是，換一個方法來強化多元一體（如將各少數民族文化化﹑族群化），仍是發自核心﹑固化邊緣的政治安排﹐它仍不能有力說明為何這是一個整體。

在野蠻時代征服異族時，曾采取消滅被殖民者文化的同化政策，這也成為反駁西方媒體的一個理由。現代西方人的先人們確實做得不好，但中國作為正在趨起的大國，在21世紀不應該走殖民者的老路，在對待不同的民族與文化時，理當做的更好。

維吾爾人、藏人，還有其他更多的人看著中國政府，如果能妥善地大智慧地解決新疆和西藏問題，則必定能讓世界對中國人刮目相看。新疆發生的一些列事件表明，積累的民族不滿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更嚴重的程度，曾有意誇大的這個威脅也許正在成為現實。當務之急應該”依法給予維吾爾人民族自治權利，給予平等發展平等機會、消除貪汙、禁止漢人發表侮辱維吾爾人的沙文主義言論，以及貫徹法治。按照我們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根據我們憲法的規定，應該自主地決定涉及到他所在自治區範圍內的、各種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務。

那麽，我們能做到落實自治製度和政策嗎？維吾爾人在問新疆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嗎? 2008年頻繁的民族騷亂已經進入曆史，很多人關心的是，中央政府將會對未來的民族政策做怎樣的調整？至少民族區域自治的主體地位是不能變的。藏獨也好，疆獨也罷，並不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分離主義運動，不能因為這些就說明民族自治是錯誤的。建立一種反思性的學術體係才是最需要的。反思是漢（政府）維雙方的。隻有知識分子的反思有了足夠的空間、足夠的誠意，真正有益於整個中國的國民教育，民族政策調整才可能展開。這樣的反思距離我們多遠？


案例：關於幹部和語言



60年了也培養了很多民族幹部，怎麽就找不出來一個人去當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呢？盡管自己培養了很多民族幹部，但還是覺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還是對自己培養的幹部都不信任，那你想少數民族自己當然能感覺出來了。采取了很多措施對維族的文化和宗教加以限製，包括規定在小學用漢語去代替維語。維吾爾人當然會感到一種限製了。因為有個問題，比如說我就用語言來舉例，這就很清楚了，語言在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重大。在中國漢人占90%以上，所以把漢語規定為官方語言，當然是合理的。其實像維族人也知道，如果到內地去漢語講不好，就會遇到麻煩，這一點倒並不抱怨。現在問題是有大量漢人移入到新疆，而且在絕大部分部門都占據優勢。這樣一來，維族人要在自己的家鄉找工作，不懂漢語都變得有很大困難。很多新疆的招工啟示寫明了就隻招漢人。維族人如果覺得在自己的家鄉都成了邊緣人，都成了少數民族，當然就會引起強烈的不滿。而且這種不滿不僅僅針對政府，而且會對在那裏普通的漢人都會有很多強烈的不滿。問題就是說，很多人不太容易體會到。一般漢人覺得我們到那兒去，這是中國的地方我們為什麽不可以來啊，我們來也沒有白來，我們還在這兒努力工作，也使你們當地的經濟文化更繁榮，那有什麽不對啊？問題就是，他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比如漢人的這些行為，對對方造成什麽樣的效果，會產生一種什麽樣的感覺。


2009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