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能否算個善良民族？

中華民族能否算個善良民族？


蘆笛


今晚本來想寫《淺探中國對文明世界的挑戰》，其實昨前天就想寫了，可又在看吳冷西的《十年論戰》，今天看了一天的爛小說，實在沒功夫動筆（對了，我那色情小說連載看來又是半截子貨了。如果有人願看我就把它糊弄完，沒人看就拉倒了，迄今為止隻有小衲和阿越兩個色鬼說好，大多數正派同誌都拒絕點擊），現在時間已晚，隻能挑個老金同誌引發的比較簡單的話題簡單說兩句，那就是中華民族是否能算個善良的民族。


一、民族性格是否存在


許多同誌認為，沒有統計資料就不能作出“中華民族是個善良民族”的結論，隻能作個案處理，哪個民族都有好人也有壞人，說老金提出的此類命題是偽命題，雲雲。

對此說法我不能同意。同誌們說得很對，哪個民族都有好人也都有壞人，說某個民族很壞或很善良，似乎是以偏概全，在邏輯上的錯誤非常明顯。但這並不等於可以否認民族間如個人之間一樣，也有性格、智力和道德水平的差異。

過去我說“中華民族是個極度愚昧的民族”，許多愛國誌士就洶洶問我：你蘆笛是不是中國人？你是不是也極度愚昧？似乎這便一舉駁倒了我。但我隨即指出，此話並非全稱判斷而是主體判斷，指的是一種主體傾向，並未一網打盡，不留孑遺，這種主體傾向就反映在民族的曆史裏，也就是如老金說的，看“智慧的結晶”。曆史事實就是作此類主體判斷的充分依據。

因此，要作出“某民族是一個極度愚昧的民族”的判斷，根本就不需要什麽社會統計資料，看看該民族在曆史上做過的事就夠了。敢問敝族從鴉片戰爭以來曾否做過一件聰明事？有哪個重大災難不是咱們的驚天動地的愚昧引出來的？您要否定這判斷很簡單，要麽舉出咱們做過的聰明事來，name but one，要麽證明那些驚天動地的蠢事是聰明事就行了。

若您無法否認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就是白癡行為史，那也起碼得證明樊教授為毛澤東辯護時提出的“樊弓第N大定理”：“白癡行為的發出者未必是白癡”。因此，盡管毛澤東以“土高爐煉鋼”、“畝產萬斤糧”的白癡行為流芳百世，以“雞毛能上天”、“巧婦能為無米之炊”的白癡話語名垂萬古，他老人家仍然不是治國白癡。同理，盡管中華民族在近現代專幹蠢事，它仍然不是一個愚昧至極的民族。如果同誌們一定要同意這條樊弓大定理，那我當然也不便反對，可以將原結論改為“中華民族是一個專幹蠢事坑害自己的天才民族”。

我個人認為，民族性格確實存在，這和該民族的由曆史、地理、生活方式、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特別是宗教）等等決定的民族傳統有關。英國與法國一水之隔，兩國的民族性格就迥然不同。法國人熱情奔放，一衝動起來就喜歡自相殘殺，在這點上很像敝民族。法國的鄰居德國人則極守紀律注重效率，其火車準時到可以用來對表，闖紅燈的人從來就不曾見過，正如在意大利從來見不到一個守交通規則的人一般——您要想守交通規則就永世別想過街。德國人有點像英國人，安靜、冷淡、難以接近，而意大利人則是出了名的gregarious，在公眾場合大聲嚷嚷的分貝數我看並不亞於中國人。這些國家就指甲大的那麽一點，而且就擠在一起，彼此之間交流頻繁，性格還天差地別，這用白癡“唯物史觀”根本就無法解釋，還虧馬恩是歐洲人，連這點都看不出來，也算笨得可以：）

因此，我認為，民族性格確實存在，其實就連同一民族之間都可以有性格差別。東北人和上海人的性格不一樣，應該是大家都能同意的吧？又如廣東人是中國最醜最黑最矮最蠢的人，這一事實已經由正宗老廣加人同誌反複主動承認並廣而告之，我看可以正式寫入憲法總綱了（開玩笑哦，請在座或在站的老廣們勿要認真好伐？我再說一遍：我對老廣毫無成見，並不以為他們比別省的人更糟糕）。

據此，我認為諸位並不能用“缺乏統計基礎”來駁倒老金的“善良”說與“勤勞”說。我個人同意他的“中華民族是個勤勞的民族”，或更準確地說，“中華民族乃是世上第一能苦吃苦做的民族”，無論生存條件是何等惡劣、報酬何等微薄，都能苦撐苦熬下去。

在這上頭，美國少爺兵根本不是咱們的對手。請問他們能穿著單衣，背著炒麵和用來“取暖”的工業酒精，在零下40度的嚴寒中急行軍，像蒼蠅一般在朝鮮的冰天雪地中成批成批地凍死麽？請問西方國家或亞洲國家中有誰吃過觀音土、榆樹葉、草根樹皮？80年代初（或70年代末，記不得了）中國首次參加南極探險，壯士們回來後在報上發表文章，說他們的“鴨絨被”質量太差，有的地方竟然隻有兩層布，可人家就是吃大苦耐大勞熬了下來，而裝備比他們好到不能比的美國探險隊卻叫苦連天逃跑了。

比吃苦耐勞的能力，對生活要求之簡單，默默忍受病痛折磨的能力，我還真沒見過誰是中國人的對手。您若下過鄉，對這點絕不會懷疑。就算您沒見過頭天才從肝髒裏抽出七八百毫升膿液，次日高燒回落、恢複神智立即就出院的農民，也該去結識個把花了幾十萬RMB偷渡出來的福建農民，看看人家是怎麽十幾個人擠在一間鬥室裏的。連鬼子的agents都知道中國人的生活習慣，為此勸告房主不要把房子租給中國人，否則房子將會overloaded。

這還不光是農民，本人耐受病痛折磨的能力同樣是鬼子無法想象的，那並不是出於經濟考慮而是風俗習慣使然，蓋本人有完全的醫療保險，隻是從小習慣了忍受病痛，並把“吃大苦耐大勞”的大無畏精神當成了英雄氣概。

別說是跟歐洲人比，就是跟亞洲人比，咱們在這方麵也毫不含糊，凡是東南亞華僑都可以告訴你，緬甸人、泰國人、印尼人、印度人怎麽怎麽懶。說來也奇怪，中國人信佛教的也不少，為何不會像佛國的人那樣隨遇而安，不求進取？


二、所謂“善良”


邋遢道長引用“人之初性本善”，充分顯示了國人“思維”的一大特點。我已經反複說過了，那就是把前人的教導當成不證自明的真理不假思索地接受下來，形成牢不可破的思維定式，以後便如馬戲團的小狗做算術一樣，見到“2+3”的算式就汪汪汪連叫5聲，卻從來不去想想那究竟是什麽意思，更不會去“驗算”。

這毛病倒不是道長特有的，鐵木同誌也是一個。Light網友在樓下已經告訴他了，隻是說得比較溫柔。用我的難聽話來說便是，他腦膜上結了厚厚的繭殼，或更準確地說是被中學政治課的花崗岩沉積岩徹底覆蓋，哪怕是強酸都無法消解穿透，因此到死那天都隻能是憤青，如同道長到死那天都是嬰兒一般，兩人都永遠無望長大：）

還是來說正經的吧。所謂“善良”咱們早就在本區討論過了，我給出的定義是“善就是有利於群體的共同生存”，其核心是利他主義。論本質，它和生物的自私本能互相矛盾，其發生乃是人類社會特有的智能活動結果。其機製荀子早就講過了：人類作為動物，勇猛不如豺狼虎豹，隻能結成社會，因此必須靠洗腦改塑雕鑿獸性，靠彼此合作來抵禦劍齒虎，捕獲獵物。生產力進步雖然使得人類不必再怕凶猛動物，但內鬥起來造成的災難更可怕萬倍，所以這一套還是不能廢棄，否則就會讓內鬥毀滅了社會甚至全人類。如此簡單的道理，隻有毛澤東那治國白癡至死不懂。

這就是人為何有善惡兩麵，它們其實也就是人的社會性與動物性。貪婪、殘暴、恐懼、仇恨等等，都是人類的原始獸性，而奉獻、自我犧牲、助人為樂等等都是後天培養出來的社會性。


三、中華民族算不得善良民族


明白了道德倫理乃是社會對社會成員的模塑結果，則立刻可以悟出生活在不同社會製度下的民族道德水平必然不同。民族平均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但取決於社會用什麽教義來給成員洗腦以及是否有效，更取決於社會賴以運轉的機製。

如果一種社會是靠利用人類的獸性諸如恐懼、嫉妒、仇恨、殘忍等等來運轉的，那麽，這種社會就是邪惡社會，其中絕對不會有白烏鴉。如所周知，納粹社會是靠“民族恨”立國，而共黨社會則是靠“階級仇”立國，因此這兩種社會都是邪惡社會，要說有區別，也隻是程度區別，共黨社會邪惡之完全徹底，絕非納粹社會可以望其項背。

已經在舊作中說過了，納粹雖然宣揚日耳曼人的優秀，煽動全民對猶太人的仇恨，人家畢竟還沒有像毛共那樣，公開把“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對敵人像嚴冬一般殘酷無情”當成最高級的美德，反複向全民的腦袋裏灌注，以此實行“思想革命化”；把對“階級敵人”的殘暴度當成選拔革命接班人的主要標準；把在整人運動中是否敢於斬盡殺絕當成對人民忠誠度的考驗；把“調和、折中、妥協”和“中庸之道”當成“階級投降”的滔天大罪加以清算，把仁愛、人道主義當成“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痛加批判，直到製造出了足足八億豺狼（蘆某included）而後快。在這種爛汙國家要去找善人，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內頗拍了些反映文革的爛電影，那公式都是某老幹部或是某反四人幫的英雄遭到迫害，怎麽怎麽得到普通民眾的同情和救護。這些無恥捏造令我極度惡心，蓋我在文革中隻見過大眾殘暴無情地痛打落水狗，不是將各式各樣的“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就是“反戈一擊”，出賣配偶，揭發父母，從未見過有哪個辛格勒敢於同情甚至救助倒黴蛋。誰要是認為我坐井觀天，以個人經驗概括全局，這就請給出個中國辛格勒的反例來。

最令人毛發悚然的，還是毛共竟然把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變成利用專業知識為“階級敵人”製造痛苦的豺狼。魚丈人網友已經在其傑作裏抨擊過這一曆史罪惡了。請同誌們去看看劉少奇、賀龍、彭德懷的醫護人員是怎麽利用專業技能迫害甚至謀殺他們的。那都是官方披露的消息，並非階級敵人捏造。這絕非個別現象而是必然出現的普遍現象。蓋共產黨的邪惡理論就是人類隻能有階級感情，不能有超階級的感情。所謂人道主義隻能是“革命人道主義”，也就是階級感情的體現。同情階級敵人就是對革命犯罪，因而也就成了階級敵人。醫護人員若對階級敵人表現出起碼的人道關懷，那就是喪失革命立場，就是與階級敵人同流合汙，就是革命對象。在一個人人充滿恐懼與狂熱的瘋狂時代，革命醫護人員必然要和其他行業的革命戰士一樣，競相比賽對敵人的殘酷無情，以此來顯示自己對偉大領袖的無限熱愛與無限忠誠、無比堅定的革命立場與高度的路線鬥爭覺悟。納粹的醫生還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黨衛軍軍官，他們出於大夫的職業倫理必須救護病人，共黨國家的大夫敢這麽幹、願這麽幹、想到過可以這麽幹麽？

在文革這種勝過納粹屠猶的全民恥辱發生之後，中國人還有臉冒充善良民族麽？莫非有林彪四人幫肩起沉重的鐵閘，大眾就可以歡欣鼓舞地雀躍著跑進光明的天地去，“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難道這隻是我黨犯下的滔天大罪，真的與普通百姓無關？

人當然有好有壞，有善有惡，哪怕在一個村子中都這樣，可為什麽大興縣的農民們要群策群力，人人動手，在1966年紅八月期間把全村地富反壞斬草除根，悉數活活打死，連新生嬰兒都拋進河裏？為什麽那些十來歲的少男少女要用銅頭皮帶把教師活活打死，還那麽坦然，那麽自豪，至今毫無愧色？為什麽馬悲鳴參與整死逼死本校教師，至今不知懺悔，還要出來吹噓“聯動”是什麽人權運動先驅？而對這種毛共賤族的反攻倒算，大眾為何又會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四、沒有人道主義傳統的民族不配談“善良”二字


生活在西方的人都該知道僑居國與母國最大的區別，就是人家對生命價值的尊重簡直到了宗教的高度。咱們有這個傳統麽？看看曆史就夠了。殺人越多的屠夫便越是大英雄。項羽動輒屠城，可他竟然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受人同情的悲劇英雄。在電報中指示“不惜犧牲兩萬人”保衛四平的毛澤東，至今尚是許多國人的崇拜對象。以空前規模屠殺同胞的“大決戰”，成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引為自豪的英雄業績，而和合竟然認為以人海戰術對聯合國軍的火海戰術，乃是落後國家必須采用的克敵製勝之道，更有大批國人包括八九學運的親曆者們堅定地認為，以殺人換取經濟繁榮乃是應該的！

這TMD是善良人說的出來的話麽？光憑這些言行，中國人，起碼是相當比例的中國人，就是一個極度殘忍自私冷血的族群。

記得某雜誌曾登載過一篇外國記者在中國的采訪，為中國人不拿人命當回事而深感震驚，他采訪過的人都認為中國人太多了，死幾個沒關係。據我自己的親身經驗，這的確是國人的堅定的共識之一。99年我回國，適逢台灣地震，我見到的人都喜形於色，奔走相告這特大喜訊，謂老天長眼，給李登輝一個報應，讓我聽了血都涼了。後來又見到大陸紅十字會竟把救災捐贈當成了“統一”的政治文章，讓我把再教育中學會的最髒的髒話都罵了出來。因為有這些經驗教訓，上次四川汶州地震中全民流露出來的反常熱情，不免要讓我這cynic作陰暗猜疑，懷疑那不過是國人中常見的一過性正義衝動，當不得真。

當然，我巴不得汶州地震中百姓流露出來的是對同類命運的真誠關切，但我實在無法理解，既然百姓如此珍惜人命，為何又會視藏民和台民的生命如糞土？如果說那是“民族大義”使然，為什麽又對六四死難者及其遺屬漠不關心？這難道不是附加了政治條件的毛共式“革命人道主義”？除了汶州地震那難得例外，勤勞勇敢智慧善良的中華民族何時何地表現出她確實信奉過“人命關天”的古訓？

總而言之，在學會把人道主義作為壓倒一切、超越一切、裁判一切的終極原則前，中華民族不配談“善良”二字。如果我不到西方來，為西方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濡染，則我絕對就寫不出這篇文章來。光是這個事實，就足以提示若不從西方引入人道主義，則中國人實在沒有可能變成一個善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