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愚昧的民族？

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愚昧的民族？（一）


蘆笛


老蘆上網，第一不是來辱罵本民族，第二不是來鼓吹民主自由。主要動機很簡單，第一是反對仇外思潮，第二是來作“盛世危言”，告訴大家別看眼下物質繁榮，其實大亂就在眼前，新一輪人民革命正在深重的社會危機中孕育，而仇外思潮和因之而產生的種族主義隻能加深民族矛盾，再度化中華大地為屠場。

要說清這些問題，首先就得打破彌漫於全民之中的虛驕自得心態，指出中華民族的愚昧之處，這就是老蘆最引人痛恨的地方。老蘆不是聖人，給人莫名其妙地罵多了，自然要露出牙齒來。《馬屁之邦》就是這麽給刺激出來的。快兩年了，老蘆天天在網上跟人尋相罵，打相打（滬語），大違初衷，內心早已說不出的厭倦，屢萌戒網之念。

忽一日看見林奸思雲《我們的正義和他們的正義》出籠，在國內讀者中引起了山呼海嘯一般的共鳴。這種禍國殃民的煽情玩意居然引起如此強烈的正麵呼應，給我內心帶來的強烈震撼真是難以盡述。深沉反思之餘，我發現自己寫文章隻求痛快淋漓，“高屋建瓴”，結果隻能引起政見相同者的共鳴，卻喚起意見不同的人的強烈反感，我從此決定痛改前非，把過去的尖嘴利牙收起來，放棄潑辣犀利的文風，和國內網友心平氣和地切磋。天幸《漢奸論壇》出台，提供了這樣一個理性討論的場所，使老蘆的這個願望終於能夠實現，又幸何如也！但願國內當局不要封網。此壇被封之日，也就是老蘆告老還鄉之時了。

前兩天忙著“出差”，沒怎麽細看壇子裏的帖子。今天有空，才拜讀了一下光頭先生對我的批評和伴隨的蟲齧狗咬（老蟲和藏獒）。光頭先生的批評三言兩語即可打發，蟲狗也不值得太花功夫（嘿嘿），我這個帖子，主要還是想說明目前咱們那“民族主義”，幹的實在是世上最愚昧的勾當。

先答光頭先生。先生問我是否中華民族一員，是否愚昧絕倫，是否拍馬屁。在我看來，先生使用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戰法：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愚昧絕倫，而我是中華民族一員，因此，“愚昧絕倫的中華民族”一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惜先生這裏沒弄明白，用中華民族這個集合名詞作的判斷並不都是涵蓋一切的全稱判斷。如果我說：“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這話當然不適合於所有的中國人，起碼不適合於大牢裏關著的那些殺人犯、搶劫犯、強奸犯、販毒犯。因為這些人不偉大就推翻“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這個命題，就跟先生用蘆笛不愚昧來證明中華民族不愚昧是一樣荒謬。

先生問我是否拍過馬屁。我當然拍過，不然怎麽能活到現在？不光是我，毛澤東時代的全體中國人，誰沒喊過“萬歲”，祝過“無疆”，唱過那些無恥的馬屁歌，寫過那些無恥的馬屁文？這是每個人的生存前提。這種無恥的全民拍馬活動，大多數人是自覺進行的，少數人是在恐嚇之下違心進行的。但不管動機如何，那畢竟是拍馬，因為那些無恥話語、詩文、歌曲都是謊言，唯一的作用就是取悅於偉大領袖和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因為老蘆當年拍過馬，就推論出老蘆現在也是個馬屁精，這種錯誤老祖宗韓非子早就指出過了，叫做“刻舟求劍”。正因為老蘆為全民主動或被迫幹過那種無恥的事而臉紅，不希望這種醜事再在中國發生，才寫了那篇讓先生憤怒的文章。先生的心情我當然理解，不過如果沒人出來說難聽話，那種無恥活動便永遠不能斷根，而先生對我的聲討，在效果上似乎也就成了鼓吹“拍馬光榮，反對拍馬可恥”。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奸就是比賊有水平。光頭先生好對付，小狗才真難纏。他才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拋出老蘆的舊作來痛打老蘆，咬得我是沒處走（調寄《菊豆》）。跟諸位說實話，老蘆對這張牙舞爪的小狗還真是有三分頭痛。不過幸虧咱們還知道兩招打狗棒，這裏不妨使出來。

我說“愚昧絕倫的中華民族”，這話確實隱含著“中華民族是世上最愚昧的民族”的意思。或許這最高級的形容詞用得不恰當，但我仔細想了一下，中華民族的愚昧就算不是世界第一，恐怕也是名列前茅，至少，我從來沒見過別的民族幹出咱們那些蠢事來，而這些蠢事絕不是小狗說的刻意鉤沉的個例。

在我看來，造成中華民族的愚昧的根本原因，是敝民族缺乏理性思維能力，由此導致咱們沒有學習能力，沒有原創思維發明能力，沒有應變調適能力，甚至沒有正視現實的能力，等等。因為這些根本的缺陷，咱們在麵臨危機時便隻知痛快一時的感情宣泄，絲毫不考慮自己的行為造成的慘痛後果。於是我們便陷於周期性瘋狂，幹出世上民族之林中少見的蠢事來。依我看，蠢事有兩類，一種是麵臨外來威脅時無所作為，引頸任人屠宰，如非洲和美洲那些野蠻部落然。一種是專幹拆自己的台的蠢事，而這就是咱們的拿手好戲。在我看來，前者是零，後者是負數，比零還更糟糕。

咱們的這一愚昧傳統，使得咱們無論在處理外部或內部危機時。幹出來的多是蠢事。在麵臨外敵威脅時，人民本能的反射必然是根本不考慮強弱對比，隻知道高喊抵抗，把老成謀國的負責人當成漢奸予以打倒。記得我在《馬屁之邦》中說過，中國是世上唯一一個在大敵當前殺掉甚至吃掉國之幹城的國家。嶽飛、於謙、熊廷弼、袁崇煥都是外國曆史上找不到的悲劇英雄。這種驚人的愚蠢以義和團的騷亂最具代表性，以30年代的“逼蔣抗日”造成的禍害最為深廣。前者導致了中國財政破產並喪失許多主權（列強在中國駐軍便從彼時開始），為晚清改革的流產埋下了孽因；後者迫使中國在準備不足時與日本倉促攤牌，導致了中華民族空前的慘痛犧牲，更使中共由此坐大，揭開了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在處理內部危機時又何嚐不是這樣？兩千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不堪壓迫，起來造反作亂，將家園投入周期性的大破壞中。造反頭子們隻想“彼可取而代之”，卻從來沒有能力想到在改良製度上打點主意，突出這種“亂──治”循環，以至一個世上最古老的文明社會曆兩千年而毫無尺寸長進，反而在緩慢退化，讓後起的歐洲人趕了上去。如今這世上的主義與學說有萬萬千千，卻沒有一種是咱們中國人想出來的。

令人無奈的是，今天的中國人絲毫沒有突出這個愚昧的傳統，又回到了一個世紀前的“南革北拳”時代。麵臨國內深重的社會危機，進入絕對貧困化的工農大眾越來越懷念偉大領袖毛澤東，盼望著新的人民救星領導他們起來造反作亂，再來一次“均貧富”，而國外某些喪心病狂之輩如王炳章也在策劃暴力革命。麵對國外祥和友好的大環境，愛國誌士們卻在幻覺中看見的“新八國聯軍”正向中華大地浩浩蕩蕩地開來。

這其間，竟沒有一個革命同誌問過自己：暴力革命難道就是解決社會危機的良方？難道均貧富就隻能靠毛澤東？哪怕隻有億分之一的可能，暴力革命觸發了核內戰怎麽辦？我們敢冒這億分之一的風險麽？也竟然就沒有一個愛國誌士問過自己：那外敵的威脅究竟是想像的還是現實存在的？“新八國聯軍”在哪裏？仇外固然痛快，但它究竟是坑害國家還是幫助國家？如果中國再次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沒有外國的資金和技術，咱們還怎麽實現四個現代化？當年勾踐麵臨吳國的真正威脅，為了國家振興都還能低首事仇，咱們今天卻因為幻覺造成的怒氣，就要去自絕經脈，堵死那股唯一的救命活水！

這難道不是愚昧絕倫的民族？敢問有哪個民族還比它愚昧？


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愚昧的民族？（二）


蘆笛


小狗舉法西斯德國和意大利的全民瘋狂，來證明咱們多次的全民瘋狂不是絕無僅有。他忘記了人家的瘋狂和咱們的瘋狂的本質差別。德國和意大利的全民瘋狂是在極端民族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的一種“科學”勾當，它的鋒刃是向外而不是向內的，是為本民族謀求“生存空間”而不是直接切腹自殺。希特勒治下的德國是30年代第一個從大蕭條中掙紮出來的國家，在短期內即消滅了失業，經濟從崩潰狀態迅速複蘇並進入高漲。在外交上，德國單方麵撕毀了協約國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和平統一了奧地利和捷克境內的蘇台德區。如果英法不在德國入侵波蘭後向德宣戰，世界曆史很可能就會重寫。

總之，第三帝國的瘋狂是一種精心設計的“科學”的瘋狂，它的失敗在於宏觀戰略設想的根本錯誤：這個世上並不是隻認強權不認公理。瘋狂向外擴張必然要受到受害者的合力製裁。但在微觀戰術上，無論是德國人還是意大利人乃至日本人都從來沒幹出對著自己腳背放槍的蠢事。連“最後解決”猶太人的方式都顯示了德國人一貫高效率的縝密作風──人家用的是毒氣室，不是用咱們在暴力土改和文革中慣用的拳腳與棍棒。

相比之下立刻就看出了中國特色的輝煌。這特色並不是我黨從蘇聯帶來而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就是拳亂那並世無雙的天下第一蠢，中華民族善於自殺的英勇表現。

國內長大的人因為官方洗腦，可能不太明白拳亂是怎麽回事。當時列強根本就無權在中國駐軍，中國並無亡國之禍。衝突之起，隻不過是鬧“教案”：當時能進入中國內地的鬼子隻有傳教士，這些人到處宣傳馬列，發展一批階級覺悟高的同誌入了教，成了“二毛子”，因而引起革命群眾的憤怒。因為都姓“二”，二毛子中當然也有二流子混在裏麵，但最根本的衝突還是本地文明對外來文明的排斥。這本來不是什麽壓迫問題，完全可以達成理性妥協。但愚民們在守舊士紳們的鼓動下卻因到處流布的謠言（諸如教堂收養棄嬰是用小孩心肝合藥，教士偷割中國人的眼睛去作藥等等）起來組織義和拳排外造反。

亂事始於山東，因得到巡撫毓賢（就是《老殘遊記》上那個玉賢）的支持而蔓延開來。後來袁世凱調任總督，便大殺拳匪，殺得人頭滾滾。“有壓迫就有屈服”，拳匪於是逃到直隸，在那兒因受到官方庇護而如野火燎原（後來整個華北糜爛，山東獨因袁大頭濫殺拳匪而得保全，證明了根據“革命有害，造反無理”的原理，鎮壓亂民有時也是正確的）。當時慈禧想廢了光緒，已經立了大阿哥（太子）。但列強喜歡光緒的開明，便幹涉內政，表示不同意。慈禧很憤怒，在她看來，廢立是愛新覺羅家的家事，豈容外人置喙？但她被鬼子打怕了，隻得隱忍下這口氣。不料大阿哥他爹某親王（端親王？記不得了）急於讓他兒子登九五大位，乃偽造了各國最後通牒，令老佛爺歸政光緒，自己退休。老佛爺忍無可忍，決定背城借一，和鬼子拚個魚死網破。這背的城，便是北京城，借的一，便是大阿哥推薦的義和團（此時義和拳被政府名義收編，賜名“義和團”，在名義上類似於湘軍那種稱為“團練”的非國防軍的民間武裝力量）。

這義和團和曾文正公率領的民團不同，它真正是人民的武裝。唯其如此，它靠的便不是三韜六略，良帥勇將，而是特異功能和天兵天將，真正感興趣的不是什麽“扶清滅洋”的響亮口號，而是“現實主義”的殺人放火發國難財，最拿手的是打勇敢而安全的太平拳，諸如燒教堂、砍電報線杆、扒鐵路、將落在他們手上的個別一、二毛子圍毆致死，等等。當老佛爺傳旨讓這些匪徒進京去“滅洋”時，災難便降臨到北京城中。京城內人人自危，任何富室隻要被加上個裏通外國的罪名，立刻便被搶掠一空。匪徒們甚至衝進大內去搜索第一名賣國賊光緒皇帝，全靠老佛爺出來戟指大罵作獅子吼，光緒爺才逃過大難。然而德國公使和日本的一個外交官員就沒那麽幸運，被暴民們在街上活活打死了。因為這，更因為慈禧對各國宣戰並派出拳匪和聶、董的正規軍圍攻各國使館，才引得八國聯合出兵，解救被圍困的外交人員。

當災難降臨之日，便是“人民革命”顯出它難以思議的愚蠢之時。彼時馬克辛重機槍已經發明，但拳匪們成竹在胸，因為那不過是鬼子的妖法，可被天上招下來的孫大聖、豬八戒、紅孩兒、關公、張飛、趙子龍等正神毫不費事地破去。刀槍不入的拳匪的屍體狼籍遍地，然而別說東交民巷使館區，就連西什庫教堂那彈丸之地都沒給打下來。等到鬼子的救兵來了，拳爺們便勒令全城軍民早上不許洗臉，晚上不許點燈，道是“三天不點燈，鬼子就吹燈；三天不洗臉，鬼子就玩完。”這種愚昧，老蘆無知，還真是從世界史上找不出第二例來。

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還有林奸思雲那種好同誌出來歌頌它的“正義性”。當然，吞下符章後以為自己神仙附體、刀槍不入，迎著槍林彈雨衝上去，這種大無畏的英雄氣慨或許值得後人激賞，不過我看見的隻是這種空前的愚蠢造成的空前的災難：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每人賠一兩銀子，列強從此在首都駐軍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大沽炮台被炸毀，以便日後鬼子可以隨時揮師撲入北京城來解救同胞的燃眉之急。最令人氣短的是：挨了人家的痛打和侮辱，咱們還在國際社會上輸了理：誰讓你縱容暴民，殺害非武裝的傳教士和受國際公法保護的外交人員？

和法西斯的瘋狂不同，咱們的瘋狂從來是對著自己人的。哪怕打著仇外的幌子的拳亂，真正受害的首先是那些被拳匪搶劫、強奸、殺害的富戶士紳，後來是被迫還債的全國人民。出塵公子說得很對，中國這地方不出產法西斯主義，自相殘殺才是咱們的對口專業，哪怕它是用“滅洋”的名義來進行的。當元昊先生展開他偉大帝國的宏偉藍圖時，我看到的隻是那將被殺害的一億中國人。這從來既是咱們的宏偉誌向也是咱們的行為後果。在希特勒《我的奮鬥》中，你找不到一句殺害同胞的話，而他確實把大半個世界打成了半殘廢。咱們幹的事卻從來是相反的：殺掉一兩億中國人曆來是咱們的“內功”，鬼子的毫毛咱們卻從來就沒本事碰掉一根。

其實，拳亂大概算不得天下第一蠢，因為大躍進和文革決不令它專美於前。小狗生得太晚，沒有老蘆的幸運恭逢其盛：全國到處建起爐溫連鐵的熔點都達不到的“土高爐”來“煉鋼”；用“老虎灶”噴出來的水蒸氣製造萬能的“超聲波”；在報上證明人其實不需要睡覺，可以24小時連續不斷地工作；大搞群眾性技術革新弄出來的“車子化”和“滾珠軸承化”（用手推車代替扁擔，連山區都不例外）；在大車上裝上帆；深耕一米，把生土翻上來；每畝地施萬斤肥；密植到小孩能站在穀子上；放火燒去森林來製“煉鋼”用的“焦炭”；把農家版築牆或土坯牆推倒作“肥料”；在沒有水源的地方修築水庫；建起全國數一數二的大鋼廠來才發現根本沒有電力來源；修起三門峽水庫才發現年年被泥沙塞死；全國所有的街道、企業和商標名字都實行“革命化”；廢除醫院分科和醫護分工，不許醫護人員戴口罩，認為那是看不起工農兵；用《毛主席語錄》治療精神病人和腦部受了不可逆損傷的麥賢德同誌；用針灸“治療”天聾地啞，讓“治好”的聾啞人喊“毛主席萬歲”還拍成電影在全國上映；針刺麻醉；針灸治療近視眼；普及大寨縣，在山區到處修梯田；讓軍墾戰士口誦毛主席語錄，跳進為台風席卷的海浪中，用肉體凡胎去保護大堤……

如果說上麵這些聰明事是政府強迫命令瞎指揮下幹出來的，那麽政府絲毫沒過問，群眾蜂擁而上自動自覺幹的蠢事又如何說？文革高潮中黨組織根本就不存在，人民第一次不受政府管束。彼時有個瘋子出來推廣“雞血療法”，據說可以治療數百種為中西醫束手無策的病。這療法非常簡單，就是抽剛叫的小公雞的血打到人體中去。當時該“療法”風行全國，連小蘆的同學都有幾個去以身試法，弄出了無數的過敏患者。此後又出來什麽“飲水療法”，據說是日本人發明的。這療法更簡單，每天清晨直著脖子愣灌下兩升白開水下去就成了，據說這樣就能有病治病（同樣是治幾百種病），無病防病。該療法同樣也是風靡一時，小蘆也同樣有朋友身體力行。這之後又是“甩手療法”，每天早上起來來回猛甩手臂。這次連未來的蘆娘子都卷進去了。此後類似的把戲層出不窮，每次都在全國形成狂熱風尚：數其大者，計有“磁療手表”（在手腕上帶塊磁鐵，據說能治百病）；紅茶菌（此妖法老蘆不甚知詳）；鶴翔莊催動的群魔亂舞（據說那叫“發功”）；張香玉大師的“宇宙語”、“宇宙歌”；登在《南方周末》上，為全國人民虔誠學習、奔走相告的“全真教最後的傳人”的呼風喚雨、穿牆入室；“水變油”；《易經》熱；風水熱（連老邑都是信徒）……等等，琳琅滿目，蠢不勝舉！

不誇張地說，在神州大地上，你隨便拋個什麽“樂山大佛藏寶案”那種最低等的騙局出去，都會招來無數的善男信女趨之若騖。咱們這個民族，確實是“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說”，偏偏就是不想聽理性的聲音。為什麽？因為咱們從來沒有問“為什麽”的習慣！


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愚昧的民族？（三）


蘆笛


老蘆在上麵列舉咱們幹出來的一係列驚人蠢事，目的不是要證明本民族是個智商低下的劣等民族。智商隻是一種先天素質，它能否充分發揮出來，還得靠社會環境。打個不恰當的比方：金屬的膨脹係數比木材的高，但如果降低氣溫，則金屬不但不能膨脹，反倒要縮得比木材還厲害。

而這似乎就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上發生的事。造成民族愚昧的社會曆史傳統原因有多重，我在過去的許多文章中已經探討過。最重要的是，兩千多年來，與中世紀後的西方不同，中國統治者一直用官方意識形態對人民進行不倦的洗腦，把社會成員的內心世界成功地變成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絕對封閉係統。

到過西方的人立刻就能看出中國社會的這一特征來。不管是什麽事，大到興師打阿富汗，小到國會通過某個社會福利法案，西方的大電視台都要組織持兩種相反觀點的人或多種觀點的人辯論，讓觀眾們仔細聆聽對立麵雙方的理由，作出自己的判斷。

這種作法，在中國，除了春秋戰國那段黃金時代，可以說是未之前聞。在兩千年這麽長的一個時段中，聖賢之道不但是中國人的行為規範，而且竟然成為中國人一切智力活動的唯一靈感來源。所有潛在的對孔孟之道的質疑都被知識分子們自覺地扼殺於萌芽狀態中。任何偏離“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會合力撲殺。漢朝的王充隻不過在《論衡》中對孔孟的說法作了些輕微質疑，千多年後還要遭到李汝珍在《鏡花緣》裏暴烈的“精神鞭屍”。就是這種思想上的自我管製，造成了知識分子的智力自閉症。他們不但心甘情願地放棄對自己大腦的使用權，改用兩三個死人的大腦，而且還剝奪別人的“用腦權”，從而有效地將一切中國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凍結了兩千年。本來，中國是世上的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民族曆來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僅以人口比例而言，中國就該出產最多的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大文學家和大藝術家，可惜，如所周知，中國自秦朝以後再沒出過大思想家，而且根本就沒有上得了台麵的大科學家和大藝術家。

不幸的是，這一傳統被我黨發揮到了極致。在毛澤東時代，洗腦既是強迫的，又是自覺的。在那種社會裏，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包括所謂知識分子，不可能不是頭腦簡單的“馴服工具”（這是敬愛的劉主席的英明號召）。如今隨著時代的進步，原來的官方意識形態馬列主義已經破產，當局便代之以“民族主義”。雖然貨色變了，但它仍然是占絕對統治地位、不容挑戰、不許質疑的官定“聖經”。國內傳媒中從來見不到、聽不到反對者完整地陳述自己的理由，與提倡者進行劇烈活躍的思想交鋒。人總是受社會環境感染和影響的動物，在這種情況下自然要“偏聽則暗”，不但把這種禍國殃民的東西照單全收，而且以後在聽到相反意見時還會不假思索地作出本能的排斥反應，不但不去客觀考慮對方的論點論據是否成立，反而還會將對方恨之如仇讎。在21世紀的中國，居然還會出現全民效法西方中世紀燒死布魯諾，在精神上主動“燒死”反對仇外思潮的漢奸們，實在是本民族的悲哀。

曆史也曾賦予我們衝出思想圍城的機遇。虎門要塞一聲炮響，英國鬼子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思路。兩千年來第一次，我們有了突破精神自閉係統的可能。先進的中國人從此開放了自己的大腦，引進了種種異端邪說，試圖改造自己的國家，迎頭趕上先進的世界文明。

不幸的是，這些假洋鬼子們隻是少數人，敵不過占民族主流的阿Q 們。雖然他們一度在晚清改革、國府十年建國時期占了上風，迎來了近現代史上的兩度輝煌，但這兩次出現的難得曙色卻又兩度被占人口大多數的愚頑痞子們無情地撲滅，使中國從黑暗走向黑暗。在深淵裏苦苦掙紮了一世紀，假洋鬼子們又再度戰勝阿Q 們，開始了國家第三次改革開放。

遺憾的是，如今的假洋鬼子們曆史包袱實在太重，改革起點比起過去來實在太低。於是他們便隻能在保證已是百病叢生的國家不至墮入大亂的前提下進行改革。為了給一個瀕於散板的大國打上“桶箍”。他們便飲鴆止渴，幹起自相矛盾的事來──一麵靠煽動仇外思潮來提供民族內聚力，一麵靠對外開放以推動社會進步。這種倒行逆施製造出一種奇特現象：當年的“北拳南革”再度在政治舞台上出現，不過角色卻反串了。當年的拳匪是無知的華北農民，革命黨是南方的知識分子。如今“扶清滅洋”的拳匪卻是首先被洗腦的知識分子，而潛在的革命黨人卻是備受改革衝擊、渴望“均貧富”的工農大眾。

不難看出，這種愚蠢的政策是改革派自己拆自己的台。仇外與開放不可得而兼之。人民仇外、政府開放的最終結果，隻能是人民與政府的對立。再將這種愚蠢政策推行下去，政府遲早要陷入知識分子新拳匪和工農大眾新革黨從左右兩麵的夾擊，催生新一輪人民革命。這種革命絕不會是爭民主自由的社會革命，隻會是“均貧富”的傳統把戲。就算它不引起核大戰，也隻能再為中國迎來又一個毛澤東。如此一目了然的事，舉國就竟然沒有多少人能看出來。光這個事實就足以說明，時至今日，咱們依然還是那個愚昧到幾乎無藥可醫的民族。

知恥近乎勇，知愚近乎智。認識到自己的愚昧，是智力提高的前提。我想，“療愚方”的第一味藥，是知識分子們停止智力自閉，讓自己的大腦變成一個開放係統，放棄自己的預設立場，壓下內心的本能的反感和惡心，仔細地聽聽那些漢奸們的理由何在，想一想人家說的有沒丁點道理。開放，隻有開放，才是治療愚昧的良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