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電報》（1957年1月24日，摘錄）

《周恩來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電報》（1957年1月24日，摘錄）

送交者: 伯鈞

        關於蘇共領導，對他們的成績已經在公開的演說中做足夠的估計，現再將他們錯誤中的幾個主要問題說明如下： *****

 

        “(一)據我看來，蘇共黨內領導同誌的錯誤基本上是思想問題。 他們常常把蘇共黨的利益同各兄弟黨的利益對立起來；常常把個人領導的利益同黨的利益對立起來；常常把蘇聯的利益同世界人民利益對立起來。這樣就使得他們常常主觀地、片麵地、衝動地設想問題和解決問題，而不能客觀地、全麵地、 冷靜地把上述兩方麵的利益結合起來。 這樣他們即使糾正了一個錯誤，也不能保證不犯另一個錯誤。 他們有時承認這是自己的錯誤，也隻是為著應付一時，而並非徹底的覺悟。……譬如兵臨華沙實行威脅，這顯然是武力幹涉兄弟國家兄弟黨內部事務， 而並非鎮壓反革命。這種嚴重錯誤他們曾經承認過，甚至就在這一次談話中他們也承認幹涉兄弟黨內部事務是不許可的。 但是他們卻又狡辯這不是錯誤。”“當我們對斯大林進行全麵分析，提到思想根源社會根源等問題，他們屢次卻不願接觸。至於提到對斯大林功過評價的分量時，似乎他們的看法較過去有些改變。但是我看這隻是為了一時的需要，並非出自深刻的認識”。 “這個問題，我們一到莫斯科就感覺到了。17 日劉曉宴會上，赫魯曉夫又提到斯大林問題，……有很多不恰當的話，也並無自我批評。當我們逼問他們20年來助長斯大林個人專斷、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錯誤的發展，難道同斯大林共事的同誌，特別是蘇共政治局的同誌不負有一定責任問題的時候，……他們也承認斯大林的錯誤是逐漸增長的，如果不怕殺頭的話，他們至少也可以少作些助長斯大林錯誤的發展的事，而多做些約束斯大林的事。在會談時候，他們不肯公開承認。”“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說，他們都是第三代的人，根本說不進去，似乎對約束斯大林的錯誤無能為力。 我當時還是強調斯大林錯誤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指出他們這些當時的領導人在助長斯大林錯誤的逐漸增長這一問題上總是要負一定責任的。同時我還提到中國黨認為公開地進行自我批評隻能給黨帶來好處，提高黨的威信。赫魯曉夫在已到機場臨下汽車的時候告訴我說，他們不能像我們那樣作自我批評，如果那樣做，他們現在的領導就成問題了。”“關於波蘭問題，波蘭事件明明是由於曆史上俄、波之間民族隔閡很深，戰後多年來工作又未做好，最近兵臨華沙一舉更是影響很壞，所以目前波蘭不便提出‘以蘇為首’的說法。波蘭同誌也承認同蘇聯同誌間互相信任不夠，而哥穆爾卡正盡力挽回這些不利的情況，盡力調整波蘇關係，表示堅決鎮壓反蘇的挑釁行動。但是蘇聯同誌……不願意接受大國 主義的批評，持這種態度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說服波蘭同誌。”"因此，關於改善同各兄弟黨、 兄弟國家關係的問題在10月30日宣言發表後，雖然在曆次同兄弟國家的公開聲明中都一再提到它，但是在具體問題上仍然表示畏縮， 而且常常喜歡和習慣於指導和幹涉兄弟黨、兄弟國家內部事務。” *****

 

        “(二)中蘇關係問題。現在正是大敵當前，所以蘇聯同誌對於中蘇團結態度甚殷。但是，我看蘇聯領導者並非心悅誠服和赤懇無間。 譬如對於《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許多蘇共領導同誌公開舉杯慶賀，但是他們最負責的三位同誌(指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 ——引者)對此文卻隻字不提。並且當我們同他們爭論該文中關於批判斯大林問題一段的時候，他們說這是使他們不愉快的 (或者是使他們感到為難的，我記不清楚了)。……因此，我認為在中蘇關係問題上，蘇共某些領導同誌表現功利主義思想，所以我在會談的最後一天中關於撤銷五年計劃長期供貨合同問題、關於顧問專家問題 、關於原子能導彈事業合作和援助問題，都根本未提。不僅是因為時間不夠，主要的為了不使他們感到我們是在乘人之危同他們討價還價。 這些事可以留在以後再提或者不提。” *****

 

        “(三)在國際局勢問題上，我覺得他們考慮或者應付具體的現實問題多缺乏對於整個局勢的全麵分析和預見，考慮和討論世界戰略和遠景問題很差。……另一方麵，在策略問題上，由於原則性不夠明確，故有時靈活無邊，常常不能通過具體策略的正確運用去圓滿地實現總的戰略方針。……所以在國際事務中也常有發生使人擔心的事件的可能。譬如，他們這次一般地承認我們關於目前世界上存在兩個陣營和三種力量(社會主義力量、帝國主義力量、民族主義力量)的提法，同意我們的這種分析，但是他們在起草的公報中又有蘇、中、印三國團結的籠統的提法，有中蘇在原子武器和氫武器製造方麵進行合作的說法。 我們認為這是虛張聲勢，不好，後來都取消了。蘇方起草的公報稿未用，簽字的公報稿是在我們起草稿件的基礎上的。” *****

 

        “(四)雖然如此，中蘇關係較斯大林在世時畢竟是不同了。 第一，現在是大敵當前，急需加強中蘇的團結互助，這個最高原則雙方認識到的，也是都承認了的。第二，中蘇兩國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開始討論問題了，即使蘇聯同誌對某些重大問題持不同意見，但不能不同我們討論。中國黨的文章正在影響著蘇聯的幹部和人民，乃至某些領導人員。第三，各兄弟國家和兄弟黨之間也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一塘死水不能爭論了，現在不同的意見可以講了，這有助於推進團結和進步。 第四，蘇聯廣大人民是熱愛中國的，對中國人民的成就和力量的壯大感到高興的，對中國人民的友愛是與日俱增的，但是人民的驕傲自大並未全去，而且又增長了 自由主義氣氛。這次對我們的接待是十分隆重的 ,這也表示蘇共領導同誌是想在人民麵前和全世界麵前搞好。第五，一方麵他們領導人中有些唯我獨尊，利令智昏，既缺乏遠見，又不懂人情世故。 一年來雖然碰了不少釘子，但是受益還不大。另一方麵，他們卻也有時表現信心不足，內心有些恐懼，所以在對外事務中和兄弟黨的關係中常常采取一些嚇人的手段。 他們同我們談話中有時也談些真心話，但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 總結一句，我覺得對他們不做工作已經勢在不許，但是又絕不能求成太急。 因此，恐非有計劃有步驟長期而耐心地進行這個工作不可。” *****

 

 《周恩來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電報》，1957年1月24日，摘錄參見石仲泉：《我觀周恩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228-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