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鄧小平與北京農大的回遷

周恩來、鄧小平與北京農大的回遷

作者：王立誠    發布時間：2016-04-01    來源：中國共產黨曆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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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一貫關懷我國的文化、科技教育事業和廣大的知識分子，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瘋狂的破壞中，他也是盡可能地予以保護。原北京農業大學本來是全國重點農業大學，在“文革”中後期已處於崩潰的邊緣，也是周總理費盡心血把這所名牌大學保全下來的，其中有一些人所不知的細節，不可不加以介紹。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據此，原中央各部所屬高等學校大都下放地方領導。10月至12月，全國一些高校被裁並，許多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高校被外遷，大批師生員工及家屬下放農村。按當時的理論，文科院校應以社會為工廠，便於知識分子更廣泛地接觸工農兵群眾，接受再教育，加速世界觀的改造。因此，作為農業院校的北京農業大學更是理所當然地被下放農村。

1969年12月，駐農林部軍代表在北京飯店召集原北京農大革委會代表和駐校軍宣隊隊長等，宣布北京農大為撤銷單位，在北京馬連窪的校舍和在涿縣的農場都要交出，分別移交國防科委和4973部隊，立即執行。

1970年5月初，駐農林部首席軍代表傳達國務院決定：農大還要辦，應遷往陝西省。同月，農林部會同駐校軍宣隊、校革委會代表去延安選擇校址。

5月26日，農林部軍代表向國務院報送：《關於農業大學遷往南泥灣的選點報告》，報告列舉了在延安地區建校的諸多困難，建議下放給陝西省管，另選校址。

6月30日，駐農大軍宣隊和農大革委會向國務院科教組呈送報告並附給周總理的信請代為轉呈。大意是請中央批準農大留在華北地區辦學，以免搬遷造成損失。但信被扣壓。後農大接到某中央領導人的批示：“……農大仍然搬遷陝西，這對農大是個很好的鍛煉，希農大同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做好工作，使其順利搬遷……”

7月中旬，農大校革委會代表和駐校軍宣隊長再次去陝西選點，最後根據陝西省革委會意見選點在延安地區甘泉縣清泉鎮，這是一條40裏長的大山溝（原來是一個勞改農場）。8月中旬召開全校大會動員搬遷。9月5日第一批教職工101戶295人乘專列赴陝西西安，9月10日第二批173戶682人乘專列赴西安，先後用卡車轉運至陝北，分別居住在洛川以北至延安市一線，主要集居在清泉溝。

這以後的2年是北農大最艱難的2年。在清泉溝裏，水質不純，含有有害物質，一些進口優良品種的種馬、種牛、種羊、種雞、種鴨陸續死去，在勞動中還有3位教師被山火燒死，一些教師、職工受傷骨折。教職工在繁重勞動之餘，營養不足，體質普遍下降。同時地方病也開始在教職工中蔓延。主要是克山病，大骨節病，如1971年4月6日統計，教職工及家屬中克山病患者46人，小孩15人，大骨節病27人。經批準去西安治療的教職工72人，確診為地方病的67人，以後情況更為嚴重，據陝西省衛生局醫療隊1972年在清泉溝對教職工病情的普查結果，約有9-10%的人們患有不同程度的地方病。一時人心惶惶，不少教職工經學校批準因病請假離校，赴外地投親靠友，清泉溝校部人員大大減少，農大已接近崩潰的邊緣。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張春橋、遲群等人的操縱下，會議《紀要》胡說“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高校是資產階級專政，培養出來的學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兩個估計”當即受到了周總理的明確批評。周總理在接見會議領導小組成員時指出：“毛主席的紅線也是照耀了教育路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證地看問題。”

這個時候，農大的教職工，無論是留守陝北或者流浪到外地的，都眼睜睜地盼望著有一天雲開霧散，一線陽光重新照耀到農業大學。

這一線陽光終於來了。

 

1972年10月，周總理特派王震視察陝北革命老區。

王震當時任國務院業務組成員。他原任農墾部長時，對北京農大十分關照，曾撥出在河北涿縣約2萬畝的農場給農大作為半農半讀勞動實驗基地。作為戰功赫赫的名將，他很尊重知識分子。他和農大的許多教授都交上了朋友，曾經邀請孫渠、陳道等教授附乘他的專列赴東北墾區考查、指導，並邀請他們一起品嚐自己最愛吃的狗肉。孫渠教授在北京農大遷回北京後病逝，王震還親臨八寶山向孫老告別。

在王震赴陝前夕，當時是國務院業務組列席成員的王觀瀾（“文革”前任國務院農辦副主任兼北京農大校長、黨委書記）向他說：“到了陝西，希望您能關心一下農業大學。”王震立即答應了。

消息很快傳到西安，當時作為農大副校長、中國農學會副理事長的沈其益教授和我正在西安，他也是王震的熟人，我們就商量如何能晉見王震，反映農大遷校的困難處境。辦法是由我以沈其益先生的名義寫一封信給王震，要求接見。這封信我交給了省革委交際處長，當天下午4點王震的專機飛抵西安時就轉交給王震的秘書伍紹祖了。6點鍾我接到了伍紹祖秘書的電話，約好7點在丈八溝招待所接見。

我陪同沈副校長來到丈八溝招待所。當時王震正在接見關中一帶駐軍首長黎原，我們就在另一個會議室坐了一會兒。

不一會兒，王震過來了，他穿著黑布棉襖，外罩一件黃卡其軍裝，模樣十分樸素。沈先生講了農大所處的困境，中心是說在陝北辦學是不行的了。王震最後說要親自去陝北看看，回來再和我們談。

幾天以後，王震乘汽車來到了延安，召開了部分農大教職工的座談會，聽取了一些教師的反映。後來又回到了西安，並且接見了沈副校長，也是我陪同沈先生去的。

“農大在陝西是辦不下去了，”王震說：“我回去第一件事便是向周總理匯報農大的問題。”然後他掉過頭來問坐在一邊的霍士廉（他是原陝西省省長，此前不久才解放出來任省革委會副主任兼農委主任），“你們省裏有什麽意見？”霍回答：“沒有意見，按中央的指示辦。”王震說：“好啊！省裏也沒有意見了。”他囑咐我們盡量安定人心，等待他回北京以後研究的結果。

以後的情況就很少為人所知了，據知情人透露，王震回京以後見了周總理，第一件事就是說農大在陝西辦不下去了，這時，周總理問：“那你說在哪裏辦？”

王震回答：“可以遷回河北涿縣，那邊有個2萬多畝地的農場，還是我給他們的，他們也可以勞動建校嗎！”

周總理同意了，還指示由王震、王觀瀾二同誌主持召開了一個有關各部門的會，寫成個意見，向總理報告，正式批一下。

參加這個會的有計委、農林部、科教組的負責人。王震首先講他去陝北考查農大的情況，指明農大在陝北辦不下去了，並具體建議遷到河北涿縣。但是空氣十分沉悶，在座的人沒有一個敢大膽發言表態。持續了幾十分鍾，王震忍不住了，大吼道：“總理已經同意了！”

這些人跟著說：“總理同意的事我們堅決擁護！”當即公推王觀瀾起草給總理的報告。然後立刻派機要員把已寫好的報告送到了中南海。

根據周總理的批示，1973年1月13日，國務院科教組以（73）科教計字013號文再次向周總理報送了《關於北京農業大學改為華北農大的請示報告》，提出把北京農大遷到河北涿縣，並承認在陝西清泉溝40華裏長的山溝裏，缺水，又是克山病區“建校確有困難”。1月14日，周總理批示：“同意”。

至當年9月份，北京農大全部遷到河北涿縣，並接管了原已移交給4793部隊的農場。

從1973年至1978年的5年間，原北京農大在涿縣並未能安靜地建校辦學，“四人幫”在保定地區和涿縣的爪牙千方百計地破壞學校的環境，以派遣工宣隊為名打亂學校的組織係統和思想政治工作，1974年還煽動周邊農民哄搶農場。計搶去稻穀126萬斤，生產設備2000餘種，毀麥田1000餘畝，並破壞了良種試驗田和庫存良種。1976年4月2日工宣隊擅自聲明成立所謂“華北農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領導小組”，私刻公章。宣布學校及各單位公章統統由他們掌握，成立“工人糾察隊”在校內設卡、監視、毆打幹部，師生被迫步行到河北各基點辦學。遲群在“朝農現場會”上公開攻擊國務院批準農大搬遷涿縣的決定，聲言：“不管是誰批的，這筆賬都要算。”矛頭直指敬愛的周總理。

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8月，鄧小平出來主持國務院工作，才逐步製止了圍攻農大的5年混亂局麵。鄧小平上任伊始，就召開了有30位老科學家出席的座談會。在這個會上，農大的沈其益教授力陳農大在涿縣所受的幫派勢力的欺淩，並且麵呈鄧小平一份書麵報告。第三天鄧小平就批示農林部和科教組派工作組下來調查，工作組報告了真實情況，建議農大遷回北京原校址。在鄧小平的指示下，在葉劍英、聶榮臻、羅瑞卿等老首長的一再批示和農林部的關懷下，國務院排除種種阻力，於1978年11月29日發出了國發（1978）248號文件，批準華北農大遷回馬連窪原校址並恢複北京農業大學校名。農大又獲得了新生。

至今，原北農大教職工對敬愛的周總理和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在萬難中保全農大之恩感念不盡。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