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節決定存亡 周恩來鮮為人知的秘戰藝術...

中共的秘密工作，即使放在世界範圍內比較，也堪稱成績一流，特色獨具。其中蘊含的文化基因，更是彌足珍貴。但是，有關專著，卻是少之又少。這是因為，中共的隱蔽戰線向來有嚴格的保密規則，人們很難看到相關文字材料。

筆者長期探尋這個秘密，直接采訪重要當事人，撰寫了《協商建國》和《中國秘密戰》兩書，相對完整地記述了中共統戰、情報、保衛工作的真實曆史。

眾所周知，周恩來是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但他還是鮮為人知的秘密活動家。

周恩來是中共秘密工作的主要創建人，隱蔽戰線的領導人。

“槍杆子”與“刀把子”——弱勢生存，必備利器

密戰、間諜，似乎並不光彩。蘇聯的克格勃、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的軍統，名聲都很臭。外國間諜殺人越貨，國民黨特務無惡不作，而中共的隱蔽戰線，卻是人人敬佩的無名英雄。這是為什麽？中共的隱蔽戰線，具有優良的文化基因，社會形象好。這要從周恩來創建秘密組織談起。

現代中國的第一個“特務”組織

據筆者考證，在中國的情報、保衛界，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最早出現“特務”一詞與最早稱為“特務”的組織，都來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

讓我們看看周恩來1927年的活動日程吧。

3月21日，中共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任總指揮。

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周恩來上門交涉被國民黨部隊扣留，經同誌營救脫身。

5月下半月，周恩來秘密乘英國輪船到武漢，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被任命為中央軍事部部長，同期組建軍委“特務工作科”。

7月26日，周恩來趕往江西九江，準備參與領導南昌起義。

10月上中旬，周恩來率領起義部隊轉戰廣東遇挫，同主力部隊失散後，乘小船到達香港。

11月上旬，周恩來到達上海，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年底，周恩來親自創建情報保衛組織“中央特科”。

1927年，對於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當頭棒喝的年份。國民黨的屠殺教訓共產黨人：在中國，沒有自己的武裝，就沒有生存權。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著重指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中共的“槍杆子”工作，由中央軍事部部長周恩來負責。考察周恩來的工作日程，可以發現，周恩來在負責軍事工作的同時，也緊抓情報保衛工作。在中共的語言中，軍隊稱“槍杆子”，保衛部門稱“刀把子”，周恩來一手舉槍，一手握刀！

這就是現代中國第一個“特務”組織！

國民黨的特務組織的建立，與中共也就是前後腳的一點兒時間差。1928年2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設立黨務調查科，由陳立夫負責，專門捕殺共產黨人。1930年夏，國民黨黨務調查科內部增設一個特務組，專門對付中共活動。

1932年3月，親近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黨”和德國的“褐衫黨”，在中國組織了一個秘密組織“中華民族複興社”，社員身著藍色衣服，又稱“藍衣社”。4月1日，“複興社”之中特設一個特務處，由10個黃埔生組成，戴笠任處長。這個特務處的任務是開展情報工作、策反工作、行動工作，正是標準的特務職能。這個特務處後來成為國民黨最大的特務組織“軍統”。

中共創建特務組織，為何比國民黨早了一步？這是因為，中共長期處於非法地位，在地下狀態活動，必須高度警戒自身安全。

先敵部署

特科的任務，首先是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中共中央機關潛藏於上海，這是中國最大的城市，還有人數最多的工人階級隊伍。上海的外國租界相對自由，潛伏著多國情報人員。國民政府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國、法國租界的巡捕房、包打聽，弄堂碼頭的青幫、紅幫，共產國際的情報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隊……

中共特科成立於1927年11月，組織逐步擴大。一科總務，科長洪揚生，負責中央機構的警衛與其他事務工作。二科情報，科長陳賡，負責打入敵探機關，偵獲情報。三科“紅隊”（打狗隊），主要任務是懲辦叛徒內奸，隊長蔡飛、譚忠餘。四科無線電台，負責籌建無線電，負責人李強、陳壽昌。

　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活動，必須掌握敵人動向。特科一成立，就采取“打進去”和“拉出來”兩種手段。

國民黨在南京成立黨務調查科之初，尋求在上海建立特務組織，選中的駐滬特派員鮑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成員陳養山的密友！經過特科積極爭取，鮑君甫同意為共產黨做事。這樣，國民黨在上海的第一個特務，就被共產黨“拉出來”了。

國民黨黨務調查科擴充特務手段，開辦無線電培訓班，特科派遣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投考。學業出色的三名青年陸續取得要職，李克農在無線電管理局掌控總部，胡底調往天津掌控北方機關，而錢壯飛居然當上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於是，國民黨第一個特務係統建立伊始，就被共產黨暗中掌握。

特科還設法伸入上海灘的幫會，青幫頭子杜月笙聘請的顧問楊度要求進步，周恩來特批將其發展為特別黨員。

先下手為強。中共秘密係統搶先成立，先敵部署，提前掌握敵人動向，這就改變了被動挨打的態勢，可有效地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

白手起家

周恩來創建特科，幾乎是白手起家，從人員到設備到經費，都要自行籌集。在條件極其簡陋的情況下，周恩來創造了多項第一。

開辦第一期培訓班。1928年春，周恩來親自主辦學習班，培訓特科人員20多人。1930年9月，周恩來在上海舉辦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租界警方突襲逮捕了5名教員和15名學員。沒有被捕的李強、毛齊華、伍雲甫、曾三、塗作潮等人立即分散開來，繼續培訓無線電人員。

製定第一個規則。周恩來還規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務一不準”：搞情報、懲處叛徒、執行各種特殊任務（包括籌款），不準在黨內互相偵察。

頒發第一個文件。周恩來與李維漢、任弼時、鄧小平共同研究，擬定《中央通知第四十七號——關於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確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針和方法，要求中共在白區的所有組織，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動的方式。

創建第一部電台。以往，中共傳遞情報的方式主要是郵政通信，要經由國民黨控製的郵檢，很不可靠。由專門的秘密交通員送信，也得通過警察搜查，風險仍大。於是，絕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員背誦下來，到達目的地再複誦出來。穿越山水阻隔，潛過敵人封鎖，這種原始的傳遞方式往往要幾個月才能溝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據國際秘密工作經驗，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聯絡方式還是無線電。可是，上海當局嚴格控製無線電器件，特科搞不到電台。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無線電通信。周恩來指派李強自行裝配電台，指派張沈川考入國民黨的無線電學校，還選送塗作潮等四人到蘇聯伏龍芝軍事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1929年冬，李強在上海英租界裝配出電台設備，1930年初塗作潮回國協助，李強帶著電台潛入九龍，從香港溝通上海，實現了中共首次遠程無線電聯絡，中共的第一部無線電電台悄然誕生。

編製第一部密碼。周恩來還親自編製了中共第一部密碼“豪密”，鄧穎超是第一個譯電員。

中共情報保衛係統的最高領導人，始終是周恩來。作為領袖人物，他親自創建並領導一個龐大的秘密係統，這在世界政治領袖中是極其罕見的。同時，秘密係統運行的複雜性與全麵性，也鍛煉了周恩來主持多方麵工作的能力。

中共情報保衛係統起步早，起點高。一創建就是中央直屬機構，而且統管情報和保衛工作。而國民黨則晚了一步，中統晚了3個月，軍統則晚了5年。這樣，中共雖然處於弱勢，但隱蔽戰線卻始終領先。與國際上比較，各國的情報機關往往與反間諜機關分立，編製在軍隊，而不是在中央。國際上其他主要大國設立管理全國情報機構的中央機關，則是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蘇聯的克格勃成立於1946年，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成立於1947年。可以說，中共開展秘密戰，在國際上也不落後。

巔峰對決——係統效能的極端檢驗

沒有“刀把子”就無法生存，有了“刀把子”也不一定就能生存，因為，敵人也有“刀把子”。共產黨同時展開兩種較量，毛澤東在紅區反“圍剿”，周恩來在白區反搜捕。能不能把刀鋒錘煉得更加銳利，就成為對周恩來的進一步檢驗。

細節決定存亡

重視細節，已經成為現代管理的常識，細節決定成敗。可是，在周恩來這裏，細節決定的豈止是成敗，更是生死存亡！

住處，要找前後都有門的樓房，而且，前門是一條街，後門是另一條街。萬一敵人從前門進來，我可以從後門逃脫。

開會，要事先“踩盤子”，看路線，緊急撤離時不能誤入死胡同。

出門，要精心化裝，30歲的周恩來可以化裝成老人以至婦女。

聯絡，單線聯係，上線知道下線的地址，下線不知上線的地址。

保密，嚴苛的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

“共產黨是鐵的紀律，隱蔽戰線是鋼的紀律。”中共的組織係統，不僅有“紅區黨”和“白區黨”之分，在白區，黨組織又分為兩個係統，情報保衛係統獨立運行，垂直領導，不與同級黨組織發生橫向聯係。這個係統富於秘密活動經驗，相對而言，遭受破壞較少。周恩來、陳雲等人多次曆險，始終沒有被捕。

中共中央曆史上最危險的時刻

密戰，又稱隱蔽戰線，其特點就是隱真示假。職業裝假，容易導致人格扭曲，忠誠度下降，出現對敵裝假對己也裝假的雙重間諜。

叛徒問題，對於弱勢狀態的中共，更是格外嚴重。軍委秘書白鑫叛變，導致彭湃等人被捕犧牲。這個叛徒本是黃埔四期生，周恩來信任的學生。盛忠亮被捕叛變，是因為他妻子叛變的誘導。國民黨掌握政權資源，也就掌握了被捕者的身家性命，做到堅貞不屈很難。

為了防止叛徒指認，特科組織“打狗隊”，刺殺叛徒，震懾敵人。可是，再高明的大俠也不能摧毀國家機器，叛徒還是層出不窮。

巔峰對決意外出現。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從莫斯科歸來的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中央領導層。黨內分歧日趨激化，林育南、李求實等人被捕。4月，顧順章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完成交接後逗留武漢，24日被捕，當晚即叛變。

顧順章一直具體負責特科工作，認識全部特科人員，顧家親屬全在中央“住機關”，掌握幾乎全部秘密地址，隻要顧順章開口，中共中央機關就會被一網打盡！可是，圖謀個人前程的顧順章卻要待價而沽，非要麵見蔣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報。而捕獲顧順章的武漢行營偵緝處也要邀功請賞，急於向黨務調查科直接報告。於是，秘密電報接連發到南京中央黨部徐恩曾處。可是，就在徐恩曾的身邊，潛伏著共產黨員錢壯飛。

共產黨特科負責人投降國民黨，國民黨特務負責人身邊潛伏著共產黨，這是國共特工係統的巔峰對決。

一夜之間，武漢接連發往南京六封緊急電報，封封落入錢壯飛手中。出門逛窯子的徐恩曾，連密碼本都交給錢壯飛保管。錢壯飛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劉杞夫去上海報告李克農，李克農顧不得安排自己的家屬，滿城尋找上線陳賡……

從武漢乘船到達南京的叛徒顧順章，指使國民黨特務撲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看到的隻是空房。周恩來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機關全部轉移！

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中共領袖回顧半生出生入死的經曆，都說：那是中央最危險的時刻！創立奇功的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被中共情報界稱為“龍潭三傑”。

巔峰對決，細節決勝。如果國民黨特務不發電報，如果徐恩曾當晚不外出，如果錢壯飛和李克農先安排自己的親屬再上報，如果周恩來的應急處理不及時，那麽，國共鬥爭的曆史就要改寫。似乎，成敗取決於偶然。

其實，偶然之中有必然——係統素質。

　國民黨特務慣於恃強淩弱，以權謀私，係統效能降低。共產黨以犧牲奉獻為宗旨，忠誠度高。“龍潭三傑”這樣的基層人員個個傑出，最高領導周恩來擅長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是對係統效能的最高檢驗。周恩來處理顧順章事件，也有預先準備。

派遣三傑打入，意味著從保衛轉到情報，又進行反偵察，工作水平上檔次。

預設平行係統，中央軍委情報係統，中央交通局係統，都與特科不發生橫向聯係，顧順章不認識。出事後，立即把軍委係統的幹部調來接管特科，同時用交通係統轉移中央機關。

應急處理不是一日之功，關鍵時刻看執行力，執行力來自“養成”。周恩來培養了大批特殊人才，關鍵時刻一用就靈。周恩來一生多次危機處理，都取得完滿成功。

撒手鐧

盡管周恩來的應急處理非常成功，但是，中央機關在上海還是待不下去了，顧順章太熟悉中共秘密活動的規律了。中共中央機關被迫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留在敵後的秘密情報係統，繼續偵獲敵軍情報，為紅區反“圍剿”作戰作出了重要貢獻。可是，由於領導人的“左”傾錯誤，紅軍被迫放棄蘇區，開始長征。

長征路途艱險，人力交通中斷，電台聯絡中斷。傳統的情報手段無效了，紅軍又創造了撒手鐧——無線電技術偵察。

原來，上海的周恩來和江西的毛澤東，都十分重視無線電電台。

1931年春節，特科培訓的無線電技術員伍雲甫、曾三、塗作潮從上海潛來江西，帶來了與中央通信的密碼。從此，蘇區與中央有了溝通迅捷的無線電聯絡。

曾在國民黨軍隊任職的王諍無線電技術熟練，能夠從發報手法中判斷國民黨軍報務員的所屬部隊，從中判斷出國民黨軍的行動。第二次反“圍剿”作戰，電台為打勝仗立了大功。紅軍專門劃出電台從事技術偵察工作。

曾在上海軍委情報部門工作的曾希聖，到江西後又嚐試破譯國民黨軍密碼。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人，都親自參加破譯工作。

紅軍的無線電技術偵察起步早，成效大，在曆次反“圍剿”作戰中功勳卓著。長征中，人力傳送的白區情報中斷，更是主要依靠無線電技術偵察手段來獲取情報。四渡赤水時，紅軍還偽裝國民黨電台發報，調動國民黨軍就範。

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其實高度重視先進技術手段，在現代情報戰爭中並不落後。

誰掌利劍

一切較量，說到底都是人員素質的較量。

安全工作決定組織生存，屬於至高權力。曆來的最高領袖，都把“刀把子”緊緊抓在自己手裏。軍統是蔣介石個人的暗器，奉行法西斯主義，封建色彩極重。蘇聯的情報保衛係統實行垂直領導，專斷獨行，脫離黨的集體領導。

中共的情報保衛係統，從一創建就是現代組織，始終堅持黨的集體領導。1928年10月，中共中央還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三人中央特別委員會（另外兩個委員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和特科實際負責人顧順章），直接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

秘密工作，常常是獨立行動，需要高度的個人自覺，極其強調忠誠。內功重於外功。周恩來極其重視個人素質修養，對己對人要求極嚴。這就引導了整個係統，從一開始就走上正途。

領導全局，未免外行領導內行，但是，開創新局麵必須親身實踐，重要工作必須成為內行。決定組織生存的工作，更不能假手他人。毛澤東抓軍事搞宣傳，周恩來抓密戰搞統戰，都是內行，而且是行業高手。中共秘密係統出人才，其中有經濟專家陳雲、科學家李強、軍事家陳賡、情報大師李克農、密碼專家曾希聖等人。

國民黨印發的《特務工作理論與實踐》如此評價：“他們雖無經驗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著學習及創造的精神，定出整個的計劃，按照一定的步驟，腳踏實地地向前努力。為時不到三年，竟有驚人的發展與奇異的成績。我們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也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奮鬥精神啊！”

萬事開頭難。難的不僅是外部條件的缺乏，還有內部文化的確立。

正是因為有周恩來這樣高素質的創建者，才保證了中共情報保衛工作起步早，起點高，基因優良。

廣交朋友——合法而幹淨的情報收集方式

秘密戰爭充滿謀略手段，“兵者，詭道也”。“特務”，即特別任務，非常手段。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特務頭子”的形象，往往同恐怖和醜惡聯係在一起。中共隱蔽戰線的名聲卻相當好，中央調查部部長李克農、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等都是人中俊傑。周恩來更是全世界聲譽最高的秘密工作負責人，既是黨性楷模，又是人性楷模，黨內外國內外無不尊敬，舉世罕見，今古罕有。

君子，詭道，這兩種似乎矛盾的形象，怎能結合呢？

化敵為友

世上沒有永遠的敵人，隻有永遠的利益。日本人的步步緊逼，使國民黨和共產黨逐步走向第二次合作。可是，敵友轉換並不容易，就連接觸也缺乏渠道。多年生死相拚，見麵就拔刀，現在要談判談何容易！

此時，國民黨被日本逼得走投無路，也企圖與蘇聯合作。蔣介石試探溝通中共中央，並將此任務委托給宋子文。這時，上海特科係統與中共中央失去了聯係，堅持鬥爭的徐強等人也請求宋慶齡幫助去陝北找中共中央。恰好，宋子文也求助宋慶齡介紹關係聯絡陝北。於是，宋慶齡找孔祥熙，要來財政部的空白通行證，還借了一筆旅費，委托董健吾去陝北送信。宋慶齡叮囑董健吾：此行重要，將來益國匪淺。

曆史應該記載：中國現代史上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從1936年初國共最高領導溝通信息而起步的。曆史也不應忽略，這次國共兩黨溝通，使用了情報網絡。

西北軍統帥楊虎城與中共關係親近，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秘書長南漢宸、警衛團長張漢民，都是秘密共產黨員。東北軍少帥張學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聯係，卻苦於無從著手。1928年，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率領東北軍進占北平，公然開進蘇聯領事館，把共產黨的領袖李大釗捉來絞殺了！後來，日本軍部暗殺張作霖，張學良接掌東北軍，試圖與共產黨建立聯係。

鑒於東北軍抗日願望強烈，中共北方局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就派劉瀾波在東北軍中活動。但是，當時敵軍工作的方針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軍官中沒有發展黨員。

張學良被國民黨委任為“剿共”副總司令，率部開赴陝西。蔣介石強令東北軍不打日本打紅軍，引起東北軍官兵的極大反感。作為外來戶，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關係也不和睦。這種尷尬的狀況，使張學良急於尋找出路。

東北著名愛國人士高崇民早年參加過同盟會，接觸過東北的共產黨人。九一八事變之後，他苦於找不到東北抗日的途徑，經與辛亥革命時的戰友南漢宸長談，高崇民期望與共產黨聯係。1935年，高崇民在中共的支持下，與閻寶航等人創建東北救亡總會。經過高崇民和南漢宸的斡旋，溝通了張學良與楊虎城的關係。

1936年初，張學良派人到上海找共產黨，宋慶齡就向其介紹剛從敵營逃脫尚未恢複組織關係的劉鼎。3月，劉鼎到西安與張學良會談多日，之後赴陝北向中共中央匯報。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西安方向的統戰工作，專門成立中共中央聯絡局（又稱西北聯絡局），局長就是中央特科“龍潭三傑”之首的李克農。

從事過情報和保衛工作的李克農，現在又進入新的領域——統戰工作領域。中共中央聯絡局重點開展東北軍、西北軍工作。李克農首先從東北軍俘虜工作入手。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在戰鬥中被俘，痛惜自己沒有死在抗日戰場，卻要受共產黨羞辱。擅長話劇創作的李克農，親自改寫了一個劇本《你走錯了路》，描寫一個國民黨軍團長被紅軍俘虜之後，掉轉槍口打日本的故事，感動得高福源放聲大哭，表示要勸說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這樣，共產黨與東北軍的聯絡就溝通了。

1936年2月，李克農作為紅軍代表，到東北軍駐地洛川談判。3月5日，達成紅軍與東北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初步協定。3月9日，中共全權代表周恩來抵達東北軍駐守的延安城，與張學良在延安天主教堂旁邊的平房內秘密舉行談判。這次談判為西安事變打下基礎，改變了中國曆史。2001年，百歲老人張學良在夏威夷還說：“周恩來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

敵友轉換，需要黏合劑，需要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周恩來人脈廣泛，到哪裏都能找到朋友。接觸談判，需要管道，需要雙方建立個人信任。周恩來有情有義，總是贏得對手尊敬。國際公認周恩來是談判大師，不僅能夠把談不下去的談判談成，而且特別擅長通過談判實現敵友轉換。

豈不知，周恩來的談判也有藝術！

事以秘成。周恩來推動中美對話，也是秘密進行的，也是通過國際上的朋友關係相助的。

豈不知，周恩來的朋友關係，不止是管道而已。

聚友成軍

化敵為友還要有方法，中共提出新的方針——交朋友。

這個方針的形成並不容易。中共早期“左”傾，王明說“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工作對象“要兵不要官”。周恩來向來不“左”，朱德當過軍閥，楊度當過反動政客，都由周恩來批準入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走向成熟，實行統一戰線政策。周恩來在重慶廣交朋友，工作對象擴展到社會上層、對方核心、外國盟友。

交朋友也要有本錢。蔣介石交朋友可以給官給錢，中共缺少政權經濟資源，何以服人？周恩來依靠的是人文資源，先人後己。讓官，國民參政會爭名額，中共讓出兩名給民盟。讓錢，陶行知貧病而死，周恩來讓人辦公司資助民主人士。雪中送炭，勝過錦上添花。蔣介石送給韓練成五萬大洋，韓練成卻去找周恩來，共產黨能夠給民族和個人提供前途！

交朋友，還要結交善於交朋友的朋友。閻寶航是張學良的幕僚，宋美齡的教友。在西安事變中，宋美齡委托閻寶航從中調解，閻寶航同周恩來結交，1938年秘密加入共產黨，為中共和蘇聯做秘密情報工作。閻寶航在國民黨上層有眾多朋友，從而得到德國進攻蘇聯的戰略情報。

周恩來富於個人魅力，能夠把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同共產主義先進思想完美結合，感化朋友。

交朋友本是傳統的社交方式，周恩來卻有創新。周恩來交友不僅多交，而且深交，能夠把朋友變成同誌。

形象代言人

交朋友也是競爭，而且是國際競爭。

抗日戰爭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蔣介石榮任中國戰區司令。戰區參謀長是美軍少將史迪威。美軍觀察組進駐重慶，電台天線一周才架設完畢。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天線當天就架好。重慶腐敗，延安廉潔，重慶特務政治，延安民主政治。駐華美軍向華盛頓報告：共產黨更接近美國的價值觀。

周恩來在20世紀40年代結交的美國朋友，直到20世紀70年代還為中美建立關係作出努力。周恩來在20世紀70年代結交的美國朋友，40年後還在為中美關係作出努力。

周恩來充分發揮個人魅力。把交友這種常見的公關方式發揮到極致，上升為統一戰線的基本方法，而且巧妙地運用到情報收集中，不僅贏得密戰的勝利，而且贏得國內外的高度尊敬。人們說，周恩來就是中共的形象代言人。

國際間諜——國際密戰的人才競爭

在秘密戰法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內線偵察。列寧有言：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內線偵察無非兩種途徑：“打進去”，“拉出來”。“打進去”很難，入口要通過審查，進去也不一定能達到理想位置。“拉出來”則更有效，對象已經位於那個能夠拿到情報的位置。

但是，“拉出來”的人可靠嗎？雖說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可他在曹營混得很好，何必再冒風險？萬一引進個奸細呢？

如何保證內線的忠誠，正是對係統政治素質的重大考驗。

隱蔽戰線的“黃埔軍校”

延安城南的七裏鋪，有個偏僻的小溝，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裏麵在幹什麽。1938年6月，這裏突然來了36名青年學生，幾孔窯洞，一個班擠住一孔，其中8名女生則住在一間小平房裏，大家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一天24小時都在一起。學員們被告知，不準與外麵聯係，不要互相打聽來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原來，這是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第一期情報偵察幹部訓練班。學員都是抗戰爆發前後入黨的20歲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親是雲南火腿大王，呂璜來自四川學校，解衡是東北流亡學生……一個比一個家庭成分高，一個比一個文化程度高。按計劃，這批學員畢業後將全部派往日軍占領區。派往敵後的間諜，都要有當地的社會關係作為掩護。這樣，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條件。

秘密戰線上的國共相爭，共產黨員本來在品質和意誌上遠超對手，隻是文化程度和社會經驗偏低，但是有了這批知識分子，國民黨在人才方麵一點兒優勢也沒有了，而共產黨方麵則是如虎添翼。

這些從延安窯洞走出的年輕學員，後來做出驚天動地的業績，並成長為新中國情報保衛戰線的領導層。

人才競爭無界限，國內有競爭，國際上也有競爭。中共領袖雖然暫居西北小城，卻把眼光放射到國際上，不僅有斯諾和史沫特萊的“走進來”，還有周恩來的“走出去”。

長期經營

秘密戰爭是最複雜的鬥爭，國家之間尚未開戰，秘密戰爭早已交手。

日本謀華，情報功夫久而細。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第二年，日本在中國上海開設東亞同文書院，招收日本優秀青年到中國官費留學，培養精通漢語的人才，實際上是個間諜學校。

中共對日，情報部署也是早而巧。就在這個日本的間諜學校，1925年就建立了中共秘密黨支部。1929年，特科王學文到同文書院任教，發展一批日籍學生加入共青團，組建“日支鬥爭同盟”。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間諜的培養，也需長期經營，長期考驗。

雙重間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本急需漢語人才，上海同文書院的畢業生紛紛進入日本特務機關高層。這些中共早年培養的日本關係，也就成為雙重間諜。

中西功，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部顧問、日本滿鐵駐滬辦事處調查班長。這身份是日本駐華情報機關的高級特務。還有西裏龍夫、白井行幸等人，都是各地的高級特務。中西功的朋友尾崎秀實，是日本首相近衛的顧問。有了如此特殊的身份，中西功等人才能深入日本政界核心。

核心機密，無不嚴加保密，外人很難竊取。要想拿到核心機密，唯有依靠內線。中西功這個日本人小組，為中共提供了大批日本情報。其中包括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的超級戰略情報。

這故事有些駭人聽聞，日本人團隊意識極強，日本人怎能反對自己的祖國？

克服誤判

美國有個“情報門”。自從尼克鬆出了“水門事件”，美國人就把撲朔迷離的最高機密事件稱做“門”。布什總統有個“伊拉克門”，開戰理由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實子虛烏有。情報部門幹什麽吃的？

這“情報門”還有許多，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至今仍有人質疑：戰前已經獲得情報，羅斯福總統為何不采取備戰行動？

於是有了“輕視說”、“陰謀說”、“誤判說”。

國民黨軍統人員透露：中國特工偵獲情報轉告美方，但美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的情報能力，一笑置之。這種說法不夠全麵，提供情報的不隻中國，還有美國自己的情報渠道，美國總統不信中國人卻不該不信美國人。

美國報刊透露，羅斯福為了克服國內的孤立主義情緒，有意放任美軍遭受損失。這種說法也有疑問，美國提前備戰未必不能喚起民眾，何必遭受那麽大的損失？

最大的可能還是誤判，羅斯福收到的情報，不僅有正方，還有反方，他能信誰？

誤判，是戰略決策的大敵。

德國襲擊蘇聯，斯大林誤判；日本偷襲珍珠港，羅斯福誤判。兩個情報大國都誤判，都造成巨大的損失。

與此同時，毛澤東作出了正確的判斷。

中共情報係統通過多條渠道，提前偵獲兩大戰略情報，毛澤東和周恩來作出準確判斷，及時通知盟友。斯大林調動東線防禦日本的兵力到西線，打贏了莫斯科保衛戰。

中共贏得戰略先機，調整部署，鞏固了國內統一戰線，並開始國際統戰工作。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英雄惜英雄，人才重人才。周恩來同國際人士交往，不是靠金錢，而是靠文化，靠自己的文化修養。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革命文化的精神感召，能夠跨越不同文化的障礙，結交有文化的朋友。

明爭與暗鬥——高明的兩手策略

世間無非敵我友，三種關係中，最複雜的關係還是“友”，非敵非我，亦敵亦我。

就在國共合作期間，蔣介石仍說：日本是皮膚之患，共產黨是心腹之患。國民黨將特務機構升級，鬥爭手段從軍事進攻轉向特務滲透。

合作之下仍有鬥爭，而且鬥爭的手段更加多樣，除了公開的鬥爭，還有秘密鬥爭。不過，對合作夥伴的鬥爭，畢竟不同於對敵鬥爭，其目的是團結而不是消滅。那麽，如何把握這種特殊的鬥爭呢？

　“髒活兒”與“幹淨活兒”

中共中央機關設在延安，國民黨封鎖延安的指揮部在西安，這兩個城市既是兩黨的代稱，也是秘密戰爭的對手。

西安事變後，周恩來抵達西安，在這個國民黨統治區采取三重部署：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半公開的陝西省委、秘密的西安情報站。

共產黨利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這個公開機關，大力開展統戰活動。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辦主任，因為對話的國民黨行營主任程潛是個老相識。八辦還設有大功率秘密電台，李克農的兒子李力是電台台長。

八辦駐地七賢莊一號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的窗口，也成了國民黨的心頭大患。國民黨特務采取全方位的監視措施，大門外設立公開的崗亭，旁邊的小學堆土成山，對麵的中學牆後挖洞，設立隱蔽的監視點。

特務監視雖然嚴密，卻無權禁止八辦人員外出。八路軍代表宣俠父身穿少將軍服，出入於國民黨軍駐地。不久，這個令國民黨特務頭疼的人物失蹤了。

宣俠父失蹤，西安八辦多次找天水行營向蔣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還直接發電國民黨中央向蔣介石要人。國民黨方麵一直推托，胡宗南更是賭咒發誓不知情。最後，吳德峰動用情報關係，才查明宣俠父已被暗殺，指使人就是蔣介石。

原來，宣俠父曾是黃埔一期的學生，與胡宗南等同學來往密切，蔣介石擔心共產黨策反自己的軍隊。

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共關係空前複雜，以前是你死我活，現在卻是合作中有鬥爭。如何鬥爭？蔣介石的慣用手段是殺，敵對關係明殺，合作關係暗殺。暗殺、下毒、爆破，這些行動手段在特工圈內稱為“髒活兒”，不能見天日。

蔣介石做“髒活兒”，中共做什麽活兒呢？

中共西安情報站站長吳德峰租了一座院落，老特科陳養山負責與中共陝西省委和國民黨政府機關聯係，紅軍幹部出身的羅青長負責與國民黨軍隊聯係，東北人陶斯詠負責聯係東北軍，從蘇聯回來的於忠友負責譯電。西安情報站發展了諸多重要關係。胡宗南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偵緝隊長肖德、霍建台等，都秘密為中共服務。周恩來安插到胡宗南身邊任副官的熊向暉，也由西安情報站聯係。

吳德峰組織西安情報站搞調查研究，摸清西安各階層各機關的政治思想狀況，得出左中右“兩頭小中間大”的數字結論。毛澤東據此認為，國民黨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應該團結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少數頑固派。又依據調查研究的數據，提出在根據地政權建設中搞“三三製”，共產黨員、民主人士、群眾團體各占1/3。

調查研究、廣交朋友，這種情報收集方式在圈內稱為“幹淨活兒”。國民黨做“髒活兒”，共產黨做“幹淨活兒”，兩種活兒公開到社會上，蔣介石就丟臉了。民主黨派也紛紛譴責國民黨搞“特務政治”。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派遣情報大師李克農到各大城市創立八辦，各地八辦都選派社會聲望高的老資格負責，不僅名正言順地開展統戰工作，而且帶動了情報工作。

秘密鬥爭也有境界，這種方式合法而幹淨，在任何時期任何環境都可以使用。

“陰謀”和“陽謀”

弱勢起家的共產黨，早已養成重視情報的習慣。抗日戰爭時期，更是展開全麵的情報部署。延安的中央社會部，組織全黨全軍各根據地政權的秘密工作。重慶的南方局，組織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潛入上海、香港，組織對日本占領區的秘密工作。情報觸角不僅伸向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而且伸向國際，深入敵營。很快發現重要動向：美、蘇、英等大國，正在同日本秘密談判。國民黨的特務係統和地方派係，有8條渠道同日本特務密談。這是一個巨大的陰謀，發展下去，中國的抗戰會被國際孤立，共產黨的抗戰會被國內孤立。

毛澤東通知全黨：要準備出現東方大黑暗的局麵！

怎麽應對？中共連續發表聲明，發布新聞，揭露國內外同日本秘密媾和的陰謀。山西，王世英點出閻錫山同日本特務密談的代表名單；香港，潘漢年拿出軍統特務同日本特務密談的協議。八路軍總部，鄧小平告訴美國記者，美國正向日本供應石油和廢鋼等戰略物資。

陰謀最怕曝光，各方同日本的密談，被迫中止。

外部鬥爭需要情報，內部治理也需要情報。延安周圍，綏德的情況最複雜。這裏屬於八路軍的征募區。共產黨的綏德特委就掩護在司令部秘書處，以公開組織“抗敵後援會”的名義活動。國民黨也十分重視綏德地區，特任何紹南為“行政督察專員”。這何紹南是個反共專家，襲擊、暗殺、私販煙土，破壞邊區安全。綏德軍民對何紹南恨之入骨，可礙於合作關係，不好采取強硬手段。

這時，就用上秘密手段了。邊區保安處的李啟明以聯絡參謀的身份活動，陸倫章則在抗敵書店當店員。他們結交了兩個朋友，魯南是國民黨綏德保安司令部上尉書記，龔震是綏德專署的準尉傳達長。通過這些關係，李啟明掌握了何紹南貪汙賑災款10多萬元的證據。

有理有據，八路軍綏德警備司令王震召集萬人大會，公開聲討何紹南。何紹南名譽掃地，灰溜溜地撤回西安。

邊區保安處采取這種方式，驅逐了邊區內部各專區各縣的國民黨政權，有效地鞏固了邊區安全。

秘密情報公開使用，這種手段光明正大，毛澤東笑稱自己是搞“陽謀”的。

和戰之間

抗戰勝利後，國共關係又麵臨轉折。蔣介石表麵鼓吹和平，實際上積極準備內戰，企圖在中國建立獨裁統治。

戰略轉折關頭，秘密鬥爭格外緊張。蔣介石致電延安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同時電令駐延安的國民黨軍聯絡參謀打探毛澤東的對策。兩個聯絡參謀都是特工高手，很快發回密電：毛澤東不會去重慶！蔣介石要的就是這個情報！他一方麵繼續公開催促毛澤東成行，同時暗中調兵遣將搶奪地盤。

沒料到，毛澤東突然乘機到達重慶，重慶被弄了個手忙腳亂。於是，由蔣介石提議的國共和談，卻按著毛澤東的方案推演。造成蔣介石被動的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的那封電報。其實，邊區保安處早已獲取了國民黨聯絡參謀的密電碼，那密電早已失密。

這次政治鬥爭的巨大成功，又是情報工作為戰略服務的傑出範例。通過情報手段，掌握對手的真實企圖，實施戰略佯動，從而取得戰略上的主動地位。共產黨的政治手腕已臻爐火純青，再也不會像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那樣上當丟腦袋了！

重慶的周恩來也適時行動，激活潛伏最深的情報員沈安娜。

沈安娜憑借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於1935年初考入浙江省政府任速記員。1938年，周恩來又派沈安娜抓住時機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在機要處任機要速記員，掌握了國民黨中央會議的重要情報。

1942年，秘密聯絡員徐仲航被捕，沈安娜夫婦同中共黨組織的聯係中斷了。等待，沈安娜堅守崗位，繼續密寫情報密藏家中。1945年5月，國民黨召開六屆一中全會討論戰後反共策略，沈安娜急於上報這個重要情報。

一天晚上，突然響起熟悉的敲門暗號，夫妻兩人忐忑地打開門，竟然是吳克堅同誌！

1946年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決定撕毀《雙十協定》開打內戰。4月，國民黨召開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作出進攻解放區的部署。會後，速記員沈安娜立即將記錄全部抄報延安。6月，國民黨在中原地區向解放軍發起進攻，局部內戰爆發。周恩來預先有安排，中原解放軍得以轉移。

就在這戰與和的轉換關頭，長期埋伏的中共情報員紛紛出手，周恩來準確把握對方動向，處處贏得戰略先機。

鬥爭，總是有公開同秘密的兩手，隻用一手太愚蠢，兩手並用才高明。秘密戰也是科學。多數情報可以通過公開渠道獲得，隻有少數核心機密才需要采用特殊手段。周恩來能夠適時采取合適的手段，拿到公開和秘密的準確信息。拿到情報以後，還要善於運用，揭露陰謀，贏得光明，有理、有利、有節。

小吃大的秘訣——營造以弱勝強的綜合優勢

中國的解放戰爭，堪稱世上規模最大的國內戰爭，解放軍殲敵800萬，取得決戰大勝。這又是一場以弱勝強的戰爭，戰爭開始的時候，國民黨軍隊430萬人，共產黨軍隊126萬人。中共為何能夠以弱勝強？失敗後的蔣介石，不承認軍事不行，卻托詞情報失誤。所謂弱，其實隻是公開兵力之弱而非所有方麵皆弱；強，隻是公開兵力之強而非所有方麵皆強。在秘密較量中，早已是強弱易位。

小而強

內戰爆發，朋友關係變成敵我關係，中共立即改變方針。長期“冷藏”的情報員紛紛啟用，還大力發展內線。

沈安娜在抗戰初期就潛伏國民黨中央黨部，這是個接近領導便於升官的位置。可是，沈安娜卻多次拒絕誘惑，始終當個小速記員。這是因為，隻有這個低級職位，才能參與高級會議，拿到戰略情報。

間諜也有不同的作用。既有戰術偵探，也有戰略間諜。戰略間諜作用更大，又被認為是大間諜。可是，無論戰術間諜還是戰略間諜，都需要掩護身份，這身份就有高有低。在情報圈中，社會身份的高低，同情報作用的大小，並不一定成正比。你的位置好不好，關鍵在於能否接近情報。有時候，小，反而是強勢。

沈安娜證明，小文員能夠拿到大情報。所以，大間諜必須有甘當小人物的心態。國民黨不是沒有間諜人才，可是，其中又有幾個甘當小人物？抗戰初期，沈之嶽等人曾經潛入延安，甚至混入共產黨。可是，延安那艱苦的生活，嚴格的政審，他們卻怎麽也適應不了，主動撤離了，回重慶吹牛升官去了。

為了大局利益，甘願舍棄個人利益，這是共產黨人獨有的精神優勢。所以，在內戰爆發的關頭，蔣介石缺少高級內線，周恩來卻在敵營深處埋伏多人。

小想大

周恩來針對國民黨三大實力集團，在抗戰初期就安插了“三大秘”。

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清華大學畢業，寫得一手好文章。周恩來點名派遣，當上胡宗南的秘書。熊向暉深得信任，參與機要，證婚人居然是“太子”蔣經國。

白崇禧身邊的謝和賡，文采風流，妻子是著名影星王瑩，為長官起草的遊擊戰講稿，得到國民黨全軍激賞。

傅作義身邊的閻又文，北大畢業，又是傅的小同鄉，為長官辦學校，辦報紙，升任少將秘書。起草的傅作義致毛澤東電，舉國震驚。

這樣的臥底，能夠成為長官最信任的人。在這三大集團中，國民黨的軍事計劃，指揮官之外隻有第二人知情，就是共產黨員。胡宗南的軍長師長還沒有看到的作戰計劃，彭德懷已經看到了。

周恩來在武器劣勢的情況下，善於選拔培養人才，形成人才優勢，情報觸角深入虎穴。蔣介石的侍從室，有秘密黨員段氏兄弟。國防部作戰廳長，有恢複聯係的共產黨員郭汝瑰。這些人在國民黨仕途順利，卻甘願為共產黨效力。

長期經營大戰略，共產黨人改變中國的雄心，落實於密戰部署。密戰，又稱為“戰前之戰”，在決戰之前，秘密較量早已定出高下！

小，也許相對安全，但若永遠甘為小，也不會有大出息，甚至會在競爭中毀滅。小，必須想到大，想到將來總有一天要到大戰場去決戰。

小變大

雖然中共在密戰中早已領先，但是，如何化為戰場上的強勢，還需要轉換。戰局轉折時，毛澤東提出：不僅要情報，還要力量。

全麵內戰爆發前，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成立，調停國共衝突，共產黨人堂而皇之走上外交舞台。國民黨方麵的談判代表鄭介民是個高級特務，共產黨方麵的談判代表是情報大師葉劍英和李克農。

蔣介石密謀突襲共產黨的最大城市張家口，為了保守秘密，由第十一戰區作戰處長謝士炎親自起草作戰計劃。這謝士炎是參謀總長陳誠的親信將領，特意安插到司令長官孫連仲的身邊，執行最重要的作戰任務。

就是這個最受信任的將領，把國民黨的作戰計劃送給葉劍英。解放軍提前撤出張家口，沒有遭受損失。

就在特務的嚴密監視下，李克農在國民黨司令部裏發展了一批秘密情報員，編織了一個龐大的情報網。東北“剿總”司令部，起草作戰計劃的作戰參謀趙煒，把計劃先送共產黨，後送蔣介石。

解放戰爭時期的華東地區，國民黨具有優勢兵力。可是，國民黨軍隊起義最多的也是這個地區。萊蕪戰役的關鍵時刻，蔣介石的親信將領韓練成棄軍而走，導致解放軍萊蕪大勝。攻打濟南，堅城難下，吳化文戰場起義撕開防線。淮海戰役膠著階段，長期潛伏國民黨軍的共產黨員張克俠、何基灃戰場起義。

大局已去，國民黨將領不得不考慮自己和部下的前程。在這個時候，中共的開明政策，發揮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巨大效力。

內戰先鋒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四平戰將陳明仁湖南起義，南京談判代表張治中棄暗投明，毅然留在北平……

“要什麽就有什麽！”

人們這樣形容解放戰爭時期的秘密工作，要什麽情報就能有什麽情報，需要打通哪裏，哪裏就有力量策應。

密戰也是綜合較量，周恩來全麵指揮，在戰略部署、長期積蓄、人才使用、應變策略、技術手段等多方麵，取得綜合優勢。在優勢狀態下，大批國民黨力量轉向共產黨，密戰的長期積累也及時從地下走到地上，這就大大加快了公開戰爭勝利的進程。周恩來指揮的秘密作戰，到解放戰爭時已臻化境。

現代戰爭不是純軍事純謀略的較量，而是總體決戰，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實力的較量，最終決戰隻能是以強勝強。中共在弱勢條件下，以較強的密戰能力，配合主戰場從弱轉強，從精神優勢物質弱勢上升為全麵優勢，從而扭轉整體的強弱對比，最終決戰以強勝強。

建國大業——從秘密狀態走上政治舞台

現代民主政治，要求秘密手段也必須符合法治的規則。運用密戰手段失當，乃為政大忌。

周恩來也用密戰手段，為何名譽很好？

對台戲

1948年，內戰已近決戰階段，國共雙方卻同時提出召開大會。國民黨在南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共產黨號召召開新政協會議，決定建立新中國人民政權。這是一場憲政競爭，國共雙方都要爭奪民主政治的大旗。

國共兩黨勢不兩立，爭奪的要角就是中間派民主人士。宋慶齡、李濟深、沈鈞儒等避難香港，張瀾、黃炎培等隱居上海外國租界。

蔣介石的手段是又打又拉，拉不過來就殺！李公樸、聞一多、杜斌丞等相繼被害，民盟被迫宣布解散。白道之爭，居然采用黑道手段，令人不齒。李濟深在香港組建民革，沈鈞儒在香港恢複民盟，響應中共號召。

周恩來同時擔任兩個職務：管軍事的總參謀長和管統戰的城市工作部部長，一手組織戰爭，一手籌備會議。如何把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區，也是難題，國民黨軍警沿途封鎖，馮玉祥乘坐蘇聯客輪失火遇難。周恩來不得不選擇秘密途徑，組織民主人士乘船偷渡。

名人偷渡？這不僅要瞞過英國警察和國民黨特務，還要躲過媒體的追蹤。更難辦的是，這些名人缺乏秘密行動經驗，他們不願走黑道。

過節

毛澤東開列的政協會議邀請名單，第一個就是李濟深。

黃埔三人：校長蔣介石、教育長李濟深、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三人代表中國政壇的三種力量。三人聯合，北伐成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與李濟深聯合抓周恩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李濟深尋求與周恩來聯合反蔣抗日。1937年舉國抗日，三人再次合作。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李濟深支持周恩來反摩擦。內戰爆發，周恩來支持李濟深組建民革。

李濟深和周恩來的關係，有合作，有過節，充滿恩恩怨怨。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怎能說服要李濟深冒險偷渡？

周恩來親自部署，請何香凝出麵說服，派潘漢年保證安全，安頓家屬生活，租用蘇聯客輪，在旅順軍港登陸……就連李濟深下船穿的大衣，周恩來都要求是狐皮裏子水獺皮領子。李濟深到達東北後，聲明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以誠意化解個人恩怨，為民族大義達成共識，中國政治領袖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大營救

迎接香港的民主人士，主要采用偷渡手段。港英當局見風使舵，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有空子可鑽。

上海卻是國民黨的地盤，軍警憲特嚴密監控，民主人士脫身很難。青幫老大杜月笙暗中通知黃炎培，你已經上了老蔣的黑名單！黃炎培以慶賀生日為名，大宴賓客，乘亂脫身，化裝登上中共地下黨安排的船隻潛往香港。黃炎培走後，特務立即加緊對張瀾、羅隆基的監控。

解放軍渡過長江，蔣介石立即直奔上海，召集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海警察局局長毛森和幕後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訓話，嚴令他們把上海的黃金白銀全部運送台灣。同時把宋慶齡、張瀾、羅隆基、劉鴻生、楊虎等知名人士帶到台灣，不去者就地正法！

城外，解放軍重兵圍困;城裏，軍警憲特日夜搜捕。上海成了恐怖的城市。

警察局長毛森是毛人鳳的本家侄子，心狠手辣，上海人稱“毛骨森森”。毛人鳳又加派保密局行動處處長葉翔之到上海督戰。二人在上海展開殺人競賽，街頭巷尾到處張貼通緝令：“一人不報，全家殺絕！一家不報，全裏殺絕！”

就在上海民主人士生死存亡之際，周恩來電令吳克堅:全力保護和營救宋慶齡、張瀾、羅隆基、史良。

吳克堅是中共資深情報幹部，機智過人，為解放戰爭提供了大量高級情報，從沒失手。吳克堅有自己獨特的情報方式:爭取敵人營壘的重要人物，使其整個係統為我服務。這次營救，吳克堅瞄準了楊虎。

楊虎時任國民政府監察委員，又有個擔任上海警備區副司令的女婿周力行，在上海灘還是很有勢力的。但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楊虎是淞滬警備區司令，大屠殺的執行官，現在能為共產黨出力嗎？

周恩來了解楊虎。雖然1927年時楊虎是蔣介石捉拿周恩來的幹將，但蔣介石後來又過河拆橋剝奪這位弟兄的實權，楊虎就與蔣介石離心離德。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楊虎曾當麵警告戴笠不準搞暗害。

宋慶齡那裏，國民黨特務一時還不敢動手——畢竟她是國母啊！對於其他人，特務就沒有多少忌憚。葉翔之追捕史良，毛森看押張瀾、羅隆基，兩大殺手雙管齊下。

偵緝大隊長聶琮憂心忡忡地找到副職閻錦文，自己正安排家眷逃亡，又接到毛森要幹掉張瀾、羅隆基的命令。閻錦文卻豪爽地把這個得罪人的差事攬了下來，楊虎司令已指令自己營救呢。

閻錦文帶人闖進虹橋療養院，把張、羅二人押上囚車。囚車飛速駛向環龍路楊虎住宅，裏麵的守衛者全是解放軍的便衣偵察隊。這裏已經是上海地下黨的秘密指揮部，一個提前解放的小解放區！

周恩來運用多個秘密情報係統，通過秘密交通渠道，把全國各地的民主人士安全接到了解放區。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決定諸多建國事項，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

建國曆程，充滿神秘傳奇。舊中國社會異常複雜，在政壇行走，不通黑白兩道，那是走不下去的。可周恩來不但能夠暢通無阻，而且決不同流合汙。解放後，共產黨喝令青幫停止活動，給予出路。青幫老大黃金榮乖乖地從香港歸來。全國各地那些橫霸一方的黑道，無不銷聲匿跡。

從地下走到地上，從秘密變為公開，中共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中共又麵對新的曆史考驗：秘密係統如何進入現代民主政治的軌道？

反恐先驅——現代法治實踐

奪取政權階段，弱勢一方在暗處，可以放手搞密戰。上升為執政黨後，雖然掌握國家權力機關，卻處於明處，相對被動。密戰手段是“利劍”，也是雙刃劍，運用不當就會傷及自己人。密戰手段是“暗器”，暗器到明處又怎麽用？

如何化被動為主動？如何避免國民黨執政的錯誤？如何探索新的作戰方式？

體製轉軌

新中國成立初期，共產黨的城市政策是全盤接管。舊政權的公務人員包括警察都接下來，維持機構運轉。對那些危險的國民黨軍警憲特，登記備案。

共產黨的情報保衛組織，也從黨的方式轉為政權方式。中央社會部解散，分設公安部和情報總署。

這樣，中國很快就建立起符合現代政治慣例的密戰體製，保證利器不失手。

體製改變，方針明確。1950年全國情報工作會議總結革命經驗，提出三條原則：不搞手槍暗殺、金錢收買、美色誘惑。

繼承發揚做幹淨活兒的傳統，又提前預防國家恐怖主義。中國在世界大國中，第一個提出反對恐怖主義的原則，新中國的情報工作一開步就走上正軌。

反恐鬥爭

新政權剛剛建立，又遇到大範圍破壞活動。戰後殘留的散兵、土匪，不甘心失敗的國民黨特務，紛紛起事，大有呼應朝鮮戰爭之勢。各地社會秩序不穩，老百姓出現恐慌情緒。

北京，外國特務企圖炮打天安門；上海，國民黨特務企圖刺殺陳毅；廣州，國民黨特務企圖刺殺葉劍英。

樹欲靜而風不止。毛澤東決定，在全國開展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很快穩定了全國局勢。

國民黨發動暗戰，台灣特務大搞爆炸破壞。利用港粵通行自由，偷運炸彈潛入大陸，最多的一天有12起！

公安係統大力開展反爆破鬥爭，成功做到：炸彈不進廣州，不過韶關。

反恐怖鬥爭，從20世紀50年代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解放前，是共產黨搞武工隊破壞敵人；解放後，是敵人搞陰謀破壞。麵對新敵情，新中國的公安部門學會了新的戰法，積累了反恐的寶貴經驗。

綜合治理

明暗易位也有規律，敵特在暗處，潛藏的位置多為社會管理的死角。社會管理，那是共產黨的傳統特長，抗戰時期，延安市公安局就大搞綜合治理，實行了社會的高度組織化。

國家公安部製定《社會治安管理條例》，城市基層普遍建立居民委員會，誰家來了個客人警察都知道，國民黨特務無處藏身。

密切聯係群眾的作風，使共產黨獨創了許多管理經驗。

“司法調解”創自陝甘寧邊區，推廣到各地，化解了大量人民內部矛盾，減少了司法成本，得到國際司法界的重視。

人性化管理，獲得了改造俘虜的經驗。新中國成立後成功地改造了大批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包括前清皇帝溥儀。“公安部改造了一個皇帝，調查部爭取了一個總統。”外交、統戰、情報，各係統密切配合，將觸角伸向境外，安全地接回李宗仁。

走出國門

新中國成立後，情報工作的重點轉向國外。抗日戰爭期間打下的基礎，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結交的朋友，幫助新中國保證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的安全。

公安保衛工作效率很高，保衛與情報配合，國內與國外協作。毛澤東訪蘇、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劉少奇訪問東南亞，都粉碎了國民黨特務的暗害陰謀。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中國多個行業，在國際上都處於比較落後的地位。全麵落後，唯有軍事處於第一方陣。反侵略的抗日戰爭、規模最大的國內解放戰爭、對抗超級大軍出境作戰的朝鮮戰爭，輝煌的戰績證明了中國軍隊的實力。

軍事優勝的原因何在？統帥毛澤東題詞：“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是領軍，“知彼”是搞情報，這說明：秘密戰是公開戰的重要輔助方式，密戰藝術也是中華文化的“武林秘籍”！

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各種競爭格外激烈，傳統學術已經不足以概括鬥爭的深度和廣度，於是，人們在商業、軍事、政治鬥爭之上，提出了文化競爭的概念，美國稱之為“巧實力”。

其實，富於文化傳統的中國，最擅長“巧實力”。《孫子兵法》是全世界最早的軍事理論著作，其《用間》篇是最早的間諜專業論文。從1927年到1976年的近50年間，周恩來始終是黨和政府中負責情報保衛工作的領導人，為中國密戰積累了寶貴的成功經驗，確立了優良的文化基因。

創新時代，最高級的創新是“標準創新”、“規則創新”。周恩來的密戰藝術，提供了創新的標準和規則。

一、兩手並用——清醒的輔助鬥爭方式。

確定係統地位，全局工作的輔助部分，防止神秘化、獨立化傾向；確立忠誠於黨和人民的政治原則，符合現代政治製度，防止專斷胡來。

二、廣交朋友——幹淨的信息收集方式。

信息公開化，方式合法化，身份社會化，占領道德高地，進入現代公關，營造和諧社會。

三、調查研究——科學的情報分析方式。

從書報研究、社會調查，發展到專業機構基礎研究。多種渠道，多方信息，互相印證，克服誤判。

四、搶占先機——巧妙的決策運用方式。

日常工作為應急處理準備預案，情報運用為戰略變動準備方案，確保贏得戰略先機。

21世紀的競爭，既有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較量，更有文化特色的較量。周恩來的密戰藝術，正是中國隱蔽戰線的文化優勢。

 

來源：慶陽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