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社會“大學”

寫在前麵：人老了，變懶了，一直不願動手了。可進入五月份，從朋友們送來的節日信息中得知，今年是大規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五十五周年，很多地區舉辦各種不同形式的活動。由於各種原因，我為自己錯過這樣的機會遺憾。作為曾經的其中經曆者，我覺得有義務把一篇陳舊的記憶再次找出來重發，以此記念那些在那個時代，勇往直前的年輕一代。因為，當國家需要他們（包括我）時，可以說絕大多數是積極樂觀地接受命運的挑戰；絕大多數的青年，不論是在內蒙古的烏梁素海，不論是在北大荒的白山黑水，還是在雲南省的西雙版納叢林，他/她們經曆了從未遇到過的艱難困苦，有的不幸地犧牲了年輕短暫的生命。知識青年在那裏度過了人生最寶貴的時光，他們付出了他們獨特的汗水和艱辛和智慧和創造。不能因為某些“傷痕文學”，就否定了絕大多數人的努力和堅持，那些人裏麵，也包括了當地的老鄉以及各級基層幹部。否則，就是對他們的背叛，更是對失去的生命的褻瀆。

1966年，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國，也衝擊了學校的教育，我的小學6年級後半期的學習也被中斷。運動範圍不斷擴大，曆屆運動都不得安寧的父親也常常被批而不能回家了，母親每天擔驚受怕地照顧並管教著我們沒學可上的日常。所以我想要幫助母親，那些日子裏自己覺得一下子長大了很多很多，燒飯洗衣，無所不會。

以後幾乎沒有上課，沒有像樣的教科書，糊裏糊塗地，就近入校；稀裏糊塗地，“中學”就過去了，就算初中“畢業”了。1969年，父親去了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哥哥已經集體到山西原平插隊，我也在過了生日的第2天就毫不猶豫地去派出所消掉了自己的戶口，而且我甚至都沒有一點為我那因高血壓留在北京的母親擔心一點兒（不孝之女）。幾天後的9月8號，我們69屆中學“畢業生”登上了開往黑龍江的火車。汽笛轟鳴，不記得我們是在哭還是在笑還是在高歌，但確確實實地是心懷“雄心壯誌”的，的的確確是“意氣風發”的，因為那時的我們即不成熟，又十分單純幼稚，自認為我們是響應了國家號召的年輕一代！

正像許多許多報章書籍回憶錄所描寫的那樣，等待我們的真是“北大荒”。我們到達時正是秋季多雨，積水草地上透風的帳篷，蚊蟲小咬先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每個人都被叮得頭大臉腫，本來就不大的眼睛就更是睜不開。緊接著我們自力更生脫草坯蓋房子，挽起褲腿跳到冰涼的泥漿裏擰麻草上牆做壁，還要爬上房頂鋪葉蓋草，即使雙腿顫顫巍巍，也是當仁不讓，更是不肯叫個怕字。

緊接著寒冬來臨，我們又趕著馬車進山伐木，每2個人合拉一個巨大的片鋸，需要先在大樹的下方割開一個口子，然後再在其上方割口後，樹就會倒向下方口子的方向。我們坐在不化的雪地上前仰後合地左推右拉，伴著那“刺啦刺啦”的旋律，不經意中搞錯了上下的刀口，多虧老連長千鈞一個發趕來及時製止了錯誤，我們才活到了今天。

那是一位硬錚錚的抗美援朝的老戰士，即嚴厲又慈祥。我曾經被他用四川話在全連訓得沒鼻子沒臉麵地痛哭流涕，就因為熄燈後，我點蠟燭讀書，睡著了。結果被子燒了一個大洞，一間屋一個炕12個女生也是煙熏火燎一場虛驚。還有一次前往冰凍三尺的鬆花江支流的鴨蛋河上割蘆葦，我隻顧尋找高大的蘆葦，看著那一捆捆齊整整的自己的收獲，那種成就感讓我忘記了返回的時間，日頭落了，周圍一片寂靜，高高的蘆葦也遮住了視線，那瞬間的恐怖襲上心頭！還好，頭腦是冷靜的，我挨個順著自己的收獲“摸著蘆葦過冰河”，終於和前來尋找的戰友們合流。我知道，等待我的又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

北大荒冬天的大煙炮，溫度可以降到零下40度，夜間大家縮著身體當“團長”，早晨起床被子總是被冰和牆凍在了一起。就這樣迎接了第一個新年，我們吃到了盼望已久的大米飯，為了這頓飯，我們早飯都沒吃，然後中午就被那香噴噴，白亮亮的大米飯撐的彎不下腰。我們女孩子還會結伴去食堂嘻嘻哈哈“偷”土豆，用報紙包起來扔到炕洞烤，那是我們最奢侈的零食。

幹燥的冬春，小興安嶺的林海時時會發生山火。聞訊我們就會立即出動去救山火。人海戰術，我們必須先要跳入冰冷湍急的河流，沁濕棉衣棉褲棉鞋，這樣就可以在火上滾從而撲滅火頭。因為沒有任何工具，即使有，也不濟於事，那火的勢頭真的是漫山遍野，烈火炎炎，撲麵而來，燃燒之處，劈啪作響，隨風蔓延。舍身忘我，奮戰之後，站在冒著餘煙的林間山坡，我們互相看著各自的尊容，一個個麵目黢黑，頭發成了卷毛，我的兩根長辮子也是長短不一。

夏天來到了三江大平原，我們又開往了那一望無際的麥田，手握鐮刀，排開陣勢，一個人把兩隴，拚命開割，你追我趕，用盡了力氣，累彎了腰，可太陽都下班了，也看不到地頭。第2天繼續幹，接著向前，向前，終於割到了地頭，我們高興得就如同喜兒見到了紅頭繩，一個金雞獨立般造型摘下帽子，整理那被汗水沁濕的發辮；如同紅色娘子軍見到了紅旗，還不忘學著吳瓊花揮舞鐮刀，飛燕展翅的一個亮相；緊接著就一個接一個地倒在了那黑油油的土地上，賴在那兒半天不起來。早已割到頭等待的副連長（她是本地老知青），用鐮刀柄輕輕地挨個敲著我們說：“小毛丫頭，哪有什麽腰。起來，當心整出病！”於是，我們爬起來，又來到另一次望不到邊的麥田地頭，繼續彎下那沒有了的腰，恭下那個麻木了的腿，左手向前推，右手向後拉，鐮刀匆匆地始始終終（當然，手上的口子，腿上的傷，還有身體的不適，“那都不是事兒”了）。

後來我調到連隊擔任半脫產的文書，搬到連部和衛生員（漂亮的上海知青）作伴。於是我又成了“副”衛生員，她也是“副”文書。她幫我接電話，寫板報；我幫她為病人打針換藥，量體溫出診。說到出診，一怕到男生排宿舍，那髒亂差和聽得見的雖友好卻難堪的玩笑話。最怕還是半夜三更奔赴家屬屯，她雖比我大，但也僅僅18歲，寒風凜冽不說，那可是狼嚎熊叫的地方呀，我們要哆哆嗦嗦，背著衛生保健包，還要拿著木棍和棒子護身壯膽。

更有驚心動魄的記憶，是趕上家屬生產，雖然有產婆主持工作，但我們要幫忙，照顧左右。特別是沒有經過正規的長期培訓，知識有限，臨陣磨槍。再加上那個時代從沒有接受過具體的生理學課程，所以我們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後，仍舊驚魂不散，還一直擔心嘀咕我們兩人也會被傳染有了小孩兒，那該如何是好？！於是拚命地洗手（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聽起來如同天方夜譚，可那時就是那樣愚昧無知，，老大不小的了，還不知結婚為何物）。

於是秋冬春夏過去了一年，我們經曆了從沒有經曆的各種勞動和多樣的訓練，吃過從沒有聽說過的苦難艱辛。但我們仍舊會在星期天工休的炕頭，高聲朗誦合唱兒時的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長征組歌”，當然還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然會到河邊小溪采集百合花別在帽沿不忘記臭美一小會兒。還有不可告人的個人小秘密，就是每每上工/下地/行軍/訓練途中，經過小鎮時，聽到學校傳出的上課鍾聲，我總是悄悄地在心裏羨慕：上學，真好！（就好像賣火柴的小女孩，在那一根根的火柴花火裏看到了夢和希望一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