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新疆六萬邊民叛逃蘇聯內幕

1962年新疆六萬邊民叛逃蘇聯內幕

1962年春夏，地處西北邊睡新疆伊犁、塔城的6萬多中國籍邊民非法越境到蘇聯，經規勸返回有1.3萬多人，這一事件被稱之為“伊塔事件”。

 

對於1962年的新疆邊民外逃事件——伊塔事件，三十多年來，無論是蘇聯、西方，還是中國的學術界和曆史學家，由於有關檔案材料的缺乏，對這個問題或未能展開比較深入的論析，或是隻能通過推斷進行討論。現根據筆者與東方曆史學會沈誌華先生在新疆自治區和伊犁自治州檔案館查閱的材料，以及對當事人和知情人士的采訪錄，對此事件進行新的探討。

 

一、曆史根源：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及邊境問題

 

蘇聯對新疆，特別是伊犁地區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方麵化的影響，可以遠溯至沙俄時代。早在1851年，沙皇政府就通過迫使清政府簽訂《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貿易圈、通商免稅、設立領事館、領事裁判權等特權，將其經濟勢力迅速擴展至中國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後，沙皇政府通過與清政府簽訂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界約，侵吞了中國西部邊疆的大片領土。

 

沙皇的軍隊還曾於1871年進犯伊犁，而且駐軍固爾紮（今伊寧市）達十年之久。沙俄的這種侵略行徑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區曆史上的民族遷徙和分離。1881年2月《中俄伊犁條約》簽訂前後，由於沙俄政府的策劃和裹脅，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時，該地區13萬餘中國維吾爾、回、哈薩克等族居民，已有7萬人左右“遷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五年內，伊犁各族民眾被脅遷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達10餘萬人。

 

由此，伊犁境內的各民族，特別是哈薩克、柯爾克孜、維吾爾等民族，與沙俄境內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緣上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有著共同的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在經濟、思想和文化上保持著長期並且是極為緊密的聯係。

 

上述這種狀況，為以後蘇聯在新疆，特別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曆史基礎。

 

首先，蘇聯長期以來關注新疆，雖然其政策時有變化，但始終不忘對新疆，特別是對伊犁施加政治影響。其次，蘇聯通過發展蘇新貿易和蘇僑企業，不斷加強對新疆的經濟滲透和經濟影響。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蘇聯對新疆，特別是伊犁，有著深厚的思想文化影響。如果說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可以因政策改變而消除，那麽思想文化的影響則是難以揮之即去的。蘇聯對新疆思想文化方麵的影響，突出表現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在伊犁地區，從三區革命時期起，中小學少數民族學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蘇聯版本的教科書。這種情況在新中國成立後繼續沿襲下來。1950年3月，時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賽福鼎參加中蘇條約談判回國途經阿拉木圖時，曾要求蘇方為新疆少數民族提供中小學課本。蘇聯即把他們的學生課本直接翻印後交給中方，而通用的蘇聯課本上寫著“祖國是蘇聯”、“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說成是“東土耳其斯坦”。如此，新疆三區少數民族的中小學生上學伊始，實際上接受的即是蘇聯的國民教育。這種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更換。

 

由於民族語言的翻譯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極少，致使伊犁等地區的民族群眾在既不懂漢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書報的情況下，隻有去看蘇聯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報刊雜誌。塔城地區直至1959年，還有蘇聯的書報、雜誌68種。此外，在50年代，蘇聯方麵還通過新疆各地的蘇僑協會，利用各種手段大力宣傳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加強對中國邊民灌輸“蘇聯優越”的思想。蘇僑協會並開辦蘇僑學校，建立青年夜校，組織蘇籍幹部學習蘇聯的報刊文件和國家建設的方針政策，等等，加強對蘇僑青年、幹部的思想控製。

 

如此10餘年蘇聯教育和思想文化宣傳的結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區少數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隻知有蘇聯、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國是什麽國家、北京是哪個國家的首都；在25歲以上的知識分子中，許多人認為“蘇聯是自己的祖國”，而“中國是自己的第二祖國”；在民族幹部和群眾中還有人說：“中國沒有烏茲別克族，我是蘇聯人，我的黨是蘇聯共產黨，我的祖國是蘇聯，我要回蘇聯去。”這種對祖國觀念混亂、淡薄的狀況，致使伊犁州黨政領導機構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後對全州進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講“一個黨——中國共產黨，一個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條道路——社會主義”，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愛祖國的宣傳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國的領土，維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國的少數民族之一，不是蘇聯人；宣傳祖國的偉大和做中國人的光榮。

 

說到伊塔事件的曆史根源，還有必要說明一下伊犁地區中蘇邊境的曆史狀況。伊犁州與蘇聯接壤的邊界線長約1500公裏，在此漫長的中蘇邊界上，基本情況是有邊無界，有邊無防。

 

所謂有邊無界，即是說在很多邊境地區分界線不清，雙方的人員和牲畜根據多年放牧的習慣，經常來回流動，夏天到北邊，冬天到南邊，曆來如此。所謂有邊無防，指的是在中蘇邊境地區中國方麵長期沒有軍隊駐防。據鄧力群回憶，他在1949年8月從莫斯科到伊犁時，隻需蘇聯駐伊寧領事護送即可，因為在中蘇邊境的重要通道霍爾果斯口岸隻有蘇方設立的邊卡，而中方沒有任何駐軍和邊境檢查人員。  全國解放以後，伊犁州與蘇聯接壤的地區實際仍舊一直處於有邊無防的狀態。直至1962年伊塔事件發生時，伊犁地區隻設有兩個邊防站和一個檢查站，實際邊防線僅300餘公裏，而且隻有30%的地段可以幾天巡邏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邏一次，有的地方則由於交通不便，缺少通訊設備，以及人員有限，巡邏不到或無法巡邏。

 

在這種狀況下，中國方麵長期以來對邊境地區沒有實施全麵地、嚴密地控製，邊界線上留下了許多無人管理的空隙，使邊民能夠經常地、零星甚至小批地自由越過邊界而不被發現。另外，就伊犁州的邊境居民來說，伴隨祖國觀念的混亂，國界觀念也極為淡薄。一些邊民或者出於好奇，越過國界去看看蘇聯究竟是什麽樣子；或者幹脆就到蘇聯境內去打獵、拾鹿角；少量人員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時有發生。

 

中蘇關係緊張以後，新疆自治區方麵發現，蘇方自1960年6月以來積極加強邊防工作，對邊境全線進行實地調查勘測，增設邊防哨所和兵力，加強巡邏，加高崗樓，並從數處地方越過邊界向中方推進，還在毗鄰伊犁地區的霍爾果斯邊防站增設武裝人員，每晚進行射擊訓練。此時，雖然新疆各邊界區縣也已開始調查中蘇邊界情況，但麵對蘇方的新動向，自治區也隻是要求加強邊卡幹部和巡邏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堅持嚴守邊界、不越不退的原則，慎重處理一切邊界糾紛和越界事件。

 

60年代初，由於雙方都開始加強對邊境地區邊民越境問題的管理，除了在邊界模糊地區的習慣性流動放牧外，此期真正非法越境的人隻是極少數。據統計，新疆1961年全年越入蘇境者共82人，蘇方越入中國境內者2人，中蘇雙方為此會晤了154次。

 

在筆者所查閱的有關檔案文獻中，未見有關於1960年冬天至1961年4月大批民眾從新疆西北部，也即伊犁地區非法越境去蘇的記載。

 

通過追尋蘇聯與新疆關係的曆史根源，可以看出：蘇聯不僅對新疆特別是伊犁地區有著深遠的曆史影響，而且還通過這種影響，尤其是利用蘇新在民族、部族上的曆史淵源及密切聯係，造成了當地居民對國家、祖國認識的模糊。這就是邊民外逃事件發生在新疆伊犁而不是其他地區的曆史背景。而伊犁州中蘇邊境地區長期處於半開放狀態，特別是在中蘇友好時期，當地中國政府和中國居民的邊防概念模糊，邊境管理不善，對邊民流動現象習以為常。毫無疑問，伊犁邊境的曆史狀況以及當地居民的邊界概念，是構成中國邊民出走行為的一種心理因素。但是，促成伊塔事件發生的首先還不是非法越境問題，而是伴隨蘇聯對新疆的曆史影響而來，並且在新疆中蘇關係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蘇聯僑民問題。

 

　　

 

二、蘇僑問題：造成中蘇邊民流動的基本前提

 

蘇聯對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響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恢複20-30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蘇聯居民的國籍，同時在新疆的少數民族中間大量發展蘇聯僑民。而曆史上形成的伊犁境內各民族與蘇聯境內一些民族之間的血緣聯係，使得這一地區的蘇聯僑民及其所構成的龐雜的社會關係網，成為蘇聯的影響得以廣泛、深入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也構成了後來大量邊民湧入蘇聯的基本背景。     關於新疆蘇僑的來源和構成。    

 

最初來到新疆的蘇聯僑民，主要有兩部分人，一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逃亡的白俄敗兵和難民；一是在蘇聯30年代驅逐富農時期不堪忍受全盤集體化的農民。中國當地政府向這些蘇僑發放了僑民證，承認其歸化中國，稱為歸化族。戰後，蘇聯急需補充在戰爭中造成的巨大人口損失。1945年11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關於恢複旅居滿洲的原俄羅斯國國民以及失去蘇聯國籍人員為蘇聯公民”的命令，並宣布此項命令也適用於新疆和上海。  1946年2月1日，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發出布告稱：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國和蘇聯國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複蘇聯國籍；在中國境內的原白俄僑民，均有恢複蘇聯國籍的權利。此文稿張貼後，前往登記的人即絡繹不絕。不久，蘇聯又延長入籍登記日期，特別是策動哈薩克、維吾爾和塔塔爾族人加入蘇籍，並許諾加入蘇籍者每月發給布匹一丈六尺，津貼若幹元，還可免費看蘇聯電影。

 

此後蘇聯僑民人數大量增長。1945年11月，據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管理局關於旅居新疆俄羅斯僑民的調查報告說，當時在新疆省居住的俄僑有2.5萬人。  據中國檔案記載的蘇聯領事館發放的護照號碼統計，1946年發展蘇僑2000人，1947年即增加到13000人，1948-1949年更猛增為40000人。 到新疆解放前夕，據蘇聯駐伊犁領事對鄧力群所言，當地的蘇僑及其家屬已發展至6.5萬戶，共20餘萬人。

 

新疆解放後，蘇聯仍然繼續在當地的中國公民中大量散發非法蘇僑證件，鼓動他們加入蘇籍，並移居蘇聯。例如，從1958年2月8日到1959年3月6日，蘇聯領事館共發放4575本僑證，其中隻有15戶是經過伊犁州公安局的批準的。1959年7月，僅在伊犁州的兩個縣中就發現有80多本非法蘇僑證，一些人根本不是蘇僑而是中國人，但也能得到蘇僑證。  解放後蘇僑人數的變化也能說明問題。1953年，新疆外事機構對全疆蘇僑情況進行了一次調查，伊犁地區的調查結果為，伊、塔、阿三個專區共有蘇僑86757人。  1954年遷返蘇僑工作開始後至1959年，伊犁州共遣返去蘇132873人，其中蘇僑86890人。以此言之，如果伊犁州的蘇僑在此期沒有發展，應該已全部遣返完畢。但根據後來的統計，1960至1963年，全州仍有蘇僑11310人。

 

關於新疆蘇僑的遣返問題。

 

蘇聯在戰後積極提出恢複原蘇聯公民的國籍，並在各地大量發展蘇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由於戰爭使人口銳減而造成的勞動力嚴重匱乏的問題。於是，在50年代初便出現了新疆蘇僑回國之事。1954年4月，蘇聯政府單方麵決定遣返在中國的蘇聯僑民。是月23日，蘇聯駐華大使館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蘇聯決定自中國遣送6000戶蘇僑至蘇聯的高加索、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等地開荒。外交部認為，這是一件重大複雜的政治任務，應予以大力協助。確定中國對此次蘇僑回國應采取主動配合，積極協助，適當照顧，給予方便，盡快送走的方針，要求各有關部門共同協助辦理，各地方成立內部的“協助蘇僑回國委員會”，具體工作由外事處、公安局共同抓並設立辦公室。以後，自治州和各地區成立了“遷僑委員會”。

 

據蘇聯駐伊寧領事沈申自北京蘇聯大使館開會回來後對中共新疆分局所談：1954年當年，新疆蘇僑僅從伊犁區遣送500戶，其他地區暫時不動。遣送對象不分民族、職業，主要是有勞動力、適於開荒的人。遣返辦法是，由蘇聯領事館發布公告，讓蘇僑自動報名登記，報名名額不限。然後，由領館從中審查挑選500戶遣返。計劃在6、7、8三個月辦完此項工作，9月1日前全部動身，由蘇聯對外運輸公司負責運送。為此，中共新疆分局發出緊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黨委謹遵中央和外交部關於“此事涉及中蘇友好關係，必須主動積極協助，把協助遣返蘇僑當作一項政治任務去完成，隻準辦好，不準辦壞”的指示，盡全力協助蘇方圓滿地完成此項任務。同時決定在伊犁地委統一領導下成立“協助蘇僑回國委員會”。  這樣，1954年當年伊犁共遣返蘇僑500戶2464人。此後，大規模遣返蘇僑逐年進行，從1954年至1959年11月20日止，伊犁州共遣返蘇僑86890人，蘇僑的中國籍家屬45983人，合計達13萬餘人。

 

伊犁地區的遣返蘇僑工作從1954年開始後，即基本是在每年的春季進行。這一方麵是由於蘇聯最初提出遣返蘇僑的目的就在於增加勞動力，以完成蘇方邊境地區的春耕生產及其後的夏收任務和開墾荒地；一方麵則是由於蘇方強調冬季氣候惡劣，不利於僑民的行動及蘇方的安置工作。這樣，每年的2、3月份，蘇方都有數量大卡車開到伊寧，接蘇僑、拉行李，浩浩蕩蕩。未走的人呼朋喚友前來領館送行，致使當地生產擱置，人心浮動，給伊犁地區的春耕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盡管中方對於這種狀況有意見，但在50年代中期，中蘇兩國關係比較友好，伊犁黨政領導機構還是一直積極配合蘇方的遣返工作，認為應重視蘇方意圖，多聽蘇方意見，不宜過分強調照顧當地的生產問題。1959年，隨中蘇兩黨分歧的加深，伊犁方麵曾幾次向蘇方建議將遣返時間改在每年的11、12月份，或在春耕結束之後進行，盡量不要安排在4-6月份。但蘇方總以冬季天氣寒冷，蘇方提供的是敞篷車，對僑民有困難，以及哈薩克斯坦夏季需要勞動力為由加以回絕。中方提出汽車可以加篷，而且路途並不遠，蘇方仍然堅持在春夏季遣返。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62年。

 

關於新疆的蘇籍幹部問題。

 

如果說，蘇僑是蘇聯在新疆地區影響深厚的社會基礎，那麽，新疆及伊犁黨政領導機關中的蘇籍幹部則是這個基礎的核心，這是三區革命時期遺留的曆史問題。當時，蘇聯派遣了大批聯共（布）黨員和幹部到伊犁發動革命，其中許多人在當地成立的軍政部門擔任重要職務。此外，一方麵當地蘇僑幾乎全部積極地投入了運動，其中一些人後來走上領導崗位；一方麵1947年三區割據後很多少數民族幹部被發展為蘇僑。這樣，三區政府中存在大量蘇籍幹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於蘇聯控製的三區在新疆和平解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全國解放後，原來的三區幹部大多進入了新的政府機構，而三區民族軍則整體編入解放軍序列。

 

對於這個問題，中國政府的意見是，這些蘇籍幹部，尤其是負責幹部盡可能繼續留在中國工作，但需要解決他們的國籍問題，即希望他們放棄蘇聯國籍。當時，蘇聯方麵對此采取了合作態度。1950年初中蘇條約談判時，蘇聯外交部曾通過中國駐蘇大使館邀賽福鼎前往晤談，表示蘇聯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蘇籍負責幹部解決自己的國籍問題，並交付了一份新疆領導幹部中的蘇僑名單，請賽福鼎轉告他們說，這是蘇聯政府的意見。賽福鼎當即將這一情況向周恩來進行了匯報，並表示自已願意放棄蘇聯國籍。周恩來對此舉表示歡迎。以後，中蘇兩國政府還就此事達成協議，盡量動員和爭取蘇籍幹部退出蘇籍，長期留在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中國方麵對此問題的處理原則為：“說服教育，自覺自願，堅決要走的批準”。

 

50年代初，新疆自治區領導幹部中的一些享有蘇籍和持蘇僑證的人退出了蘇聯國籍。但是，大部分蘇籍幹部還是不願意放棄蘇聯國籍。特別是在伊犁地區，由於蘇籍幹部較多，如伊犁直屬縣的許多縣長、科長、部長、公安局長都是蘇僑，而且是蘇僑協會委員，要動員他們全部退籍，涉及的麵也太寬。於是，問題便拖延下來。  盡管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處理蘇籍幹部退籍的期限屢次延長，仍有大量蘇僑在新疆，尤其是伊犁的黨政部門中任職。至1960年以前，伊犁地區綏定、霍城縣的科、部長級以上幹部中有60%以上是蘇僑；伊犁州級軍、政領導人中也有許多是蘇僑，甚至是蘇僑協會委員；在州級機關和直屬縣市區長以上幹部中，蘇僑占22%，另還有25%的人家庭成員是蘇僑。  1958年，蘇聯駐烏魯木齊領事館轄區的蘇籍負責幹部已很少，隻餘幾名，而伊犁州的蘇籍負責幹部卻仍有95人之多。1960年，新疆全疆開始集中力量進行推動蘇籍幹部退籍的工作，但是該年的登記結果是，全自治區依然有蘇籍幹部1047人。由於伊犁州的蘇僑登記工作未搞徹底，故此數字並不準確，蘇籍幹部的實際數量應該還要多些。至1962年，僅就伊犁州而言，即仍有蘇籍幹部1001人。  此外，還有許多幹部隱瞞了他們的蘇籍身份。

 

應該說，在50年代中期中蘇兩國友好階段，乃至末期隨中蘇兩黨分歧的發展，兩國關係出現倒退時，在新疆蘇籍幹部退籍的問題上，蘇聯政府一直基本上是持配合態度的。對於蘇籍幹部回蘇的要求，蘇聯駐新疆領事館大體尊重中國方麵的意見，如中方不同意他們回國，領館即不予批準。對於蘇籍幹部多數願意保留蘇籍的狀況，蘇聯方麵也表示：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十年了，這個問題是解決的時候了。但是，由於極少數蘇籍幹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而蘇聯領事館對這些人又基本持同情態度，因此，新疆蘇籍幹部問題的負麵影響客觀上嚴重存在著。  事實上，也正是這部分人日後成為蘇聯在新疆進行各種非法活動的中堅力量。

 

綜上所述，新疆的蘇僑及其為數眾多的中國籍親屬，實際上為蘇聯在當地構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而且由於曆史的、民族血緣的紐帶聯係，使得新疆蘇僑具有與東北、上海蘇僑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而這種特殊地位為以後伊塔事件的發生確立了基本的前提。不過，從50年代的情況來看，新疆蘇僑回國是自1954年以來由蘇方提出經中蘇雙方政府認可的正常現象，盡管中方對蘇聯采取不正當手段發展僑民有不同意見，但在中蘇友好的背景下，還是服從蘇聯的需要，協助新疆蘇僑定期回國的。同時，對中方關於蘇籍幹部盡量留在中國的要求，蘇聯也是讚同的。這即是說，當時的蘇僑問題並沒有成為影響中蘇關係的一個因素。此外，每年春季有一批伊犁蘇僑舉家遷往蘇聯也是一個曆史現象，而且是蘇方堅持這樣要求和安排的。

 

那麽，為什麽過去時有發生的平常現象到1962年初竟會釀成轟動中外的重大事件呢？眾所周知，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發生了兩件大事，這就是“大躍進”運動和中蘇關係的破裂。問題在於，這兩件事對以後的伊塔事件分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發生了怎樣的作用呢？或者說，導致伊塔事件爆發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裏呢？　

 

三、國內因素：“大躍進”在新疆的經濟後果及其影響

 

1958年，中國大地急風暴雨般地興起了一場席卷全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當時的中國主要領導人從良好的主觀願望出發，憑借群眾高漲的革命熱情，不顧客觀條件，急於求成，盲目冒進。其結果導致全國性經濟嚴重失調，對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破壞，加上1960年的自然災害，引起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劇惡化，甚至在許多省份出現了餓死人和逃荒的現象。那麽，這種狀況是否就構成了1962年新疆邊民外逃的主要原因呢？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對“大躍進”運動在新疆地區，特別是伊犁州的影響進行具體的分析。

 

從有關統計數字和筆者在當地了解的情況看，50年代末那場“天災人禍”對新疆的影響要比全國其他地區小得多。在“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新疆在農業方麵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農業生產在總體上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發展速度。其中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農業勞動力有所增加，1961年有農業勞力262萬人，比1957年增長17%；農田水利建設發展較快，1961年灌溉麵積為4500萬畝，比1952年增長1倍多；耕地麵積和播種麵積擴大，1961年耕地麵積5050萬畝，播種麵積4156萬畝，均比1957年增長61%。在畜牧業方麵，盡管由於實現公社化導致耕畜量大幅度降低（1961年為1957年的73%），但牲畜年末存欄總頭數卻逐年增加，由1957年的1709萬頭增加到1962年的2250萬頭。在農業收成方麵，於棉花、油料出現較大減產的同時，糧食總產量則大幅度增長，1957年為29.1億斤，1960年為39.5億斤。此後有所下降，但1962年仍達到35億斤。1957年至1960年，農業總產值逐年上升，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從6億元增長到7.9億元，以後兩年略有減少，但1962年依然保持在7.5億元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新疆是否發生過饑荒，乃至部分邊民需要出走蘇聯來解決吃飯問題呢？總括而言，從1959年全國進入“困難時期”起至1961年，新疆全區城鄉人民生活雖然緊張一些（人均口糧標準由原來的400多斤減少到300斤左右），但是有飯吃，沒有因缺糧而發生大的問題。新疆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外來人口突然大量增加而造成的。據統計，1960年1月至1961年3月，自流來疆人員達22萬餘人，僅1960年1至10月就流入15.3萬餘人，其中多數為受災地區群眾。1959年至1961年11月，新疆地區收容、安置內地流入人員89萬餘人，接收、安置支邊青年30萬餘人，加上人口自然增長數，新疆人口由1957年的561萬人增加到1961年的730餘萬人，三年增加人口170餘萬人，增長了33%。 這種自流人員不斷湧入，導致人口猛增的狀況，當然給新疆造成了很大壓力。對此，一方麵，中共中央根據新疆的要求，指示各有關省區確實安排好本地人民生活，控製人員外流；一方麵，自治區黨委采取積極措施，妥善收容和安置外來人員，  從而使新疆由於外來人口壓力造成的困難得以緩解。

 

從另一個角度觀之，也正是由於新疆的人民生產生活狀況較內地一些地區為好，才出現了嚴重缺糧省區大批自流人員湧入新疆的情況。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基礎，也在於這些年新疆的農業收成不是下降，而是有所提高。因此，盡管由於人口增加，此期新疆糧食庫存量有所下降，但1961年6月全疆仍有庫存糧2.9億斤。不僅如此，新疆還幫助特別困難的省份解決嚴重缺糧的問題。如1960年底，自治區政府就專門成立了調糧委員會，組織向甘肅省調撥支援該省的糧食。在1960至1962年期間，新疆非但未因困難而要求國家調入糧食，而且還調出糧食30000噸、肉8000噸支援國家。

 

當然，大躍進運動在新疆地區造成的影響並不平衡。與南疆相比，北疆地區糧食不足的現象較嚴重一些。而伊塔事件恰恰發生在地處北疆的伊犁自治州，因此，就有必要對那裏的情況進行專門的分析。顯然，這對於探討伊塔事件的起因，具有更直接的意義。

 

就全州1960年的總體情況而言，農業方麵，糧食總產量達到4.8億斤，比1959年還增產了20-30%，農村牧區每人平均1200斤。與內地許多地區災情極為嚴重不同，伊犁州在是年6月份雖然也有十餘萬畝地遭受冰雹災害，以後又有十餘萬畝糧田發生黃鏽病，但這種災情在全州600餘萬畝播種麵積中，所占比重較小，加之補救措施較及時，造成的損失不大。為使各縣市解決好群眾生活問題，伊犁區黨委還於12月發出指示，要求以食堂為中心全麵安排好人民生活。當時，全州人民公社共有3405個公共食堂，就餐人數達46.4萬人，占農村人口的74.86%。同時，伊犁州還采取了壓低城鄉口糧供應標準，提倡推廣製造代食品等多種應急措施，緩解了糧食供應緊張的矛盾。

 

到1961年，伊犁州的情況進一步好轉。牲畜總頭數增加到700多萬頭，全州糧食供應自足有餘，並且外調支援烏魯木齊市的工業建設和城市居民。當年伊犁州上調自治區的糧食達3000萬斤。  雖然在春季，霍城、特克斯等縣的支邊人員中曾發生浮腫病現象，但其主要原因還在於安置工作不當。為此，伊犁區黨委發出緊急通知，著重要求各級黨委立即組織人員對支邊青壯年的安置工作和生活情況做一次檢查，發現浮腫病人除治療外，要在生活上給予照顧。  總之，在全國三年困難時期，在新疆北部地區並沒有出現饑荒現象。據說，伊犁地區最差的時候，人民生活安排充其量也隻是所謂“三七開”，即吃30%的細糧，70%的雜糧， 根本就沒有惡化到需要外流逃生的地步。全州比較平穩地渡過了困難階段。

 

總之，正如上述資料所表明的，從整體上講，在新疆，包括伊犁、塔城地區，盡管“天災人禍”給人民的生活造成一些困難，但並不存在大批居民由於饑荒而外出謀生的動因。所以，伊犁邊民大規模出走蘇聯應該還另有原因。

 

四、蘇聯因素：中蘇關係惡化及蘇聯在新疆的鼓動

 

1958年下半年以後，中蘇雙方經過在長波電台和共同潛艇艦隊，炮擊金門、馬祖，中印邊境衝突等一係列問題上的碰撞，中蘇兩黨在50年代中期政治路線、外交方針上的分歧逐步發展為國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60年7月，蘇聯政府單方麵決定全部召回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8月，蘇聯邊防人員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中蘇有爭議地區驅趕中國邊民，挑起第一次邊境事件，兩國的邊境糾紛隨之肇始。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以後，中蘇兩國關係又因阿爾巴尼亞問題而進一步惡化。

 

在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的這個大背景下，蘇聯對中國新疆的政策也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與中方協商、配合安排遣僑事務，轉變為積極插手這項工作。從60年代初到伊塔事件發生，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蘇聯駐新疆的領事館開始利用新疆、特別是伊犁地區黨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以及人民生活出現的暫時困難，積極、主動地進行挑撥性、分裂性宣傳，加快在中國公民中非法大量發展蘇僑的步伐，鼓動中國邊民去蘇聯。1960年，在新疆自治區黨委確定該年不大批遣返蘇僑之後，蘇駐伊寧領事館依然做著大規模遣僑的準備工作。蘇聯領事指使、收買一些蘇僑和中國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給領館職員布置任務，在中國的哈薩克、烏茲別克、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公民中進行秘密串聯、非法登記，鼓動他們向領事館要求加入蘇聯國籍。1961年以來，特別是蘇共二十二大後，蘇聯僑民不但自己加緊要求去蘇，而且還在社會上鼓動其他人員申請到蘇聯去。蘇聯領事館通過蘇僑協會非法發展僑民的活動也更加積極。

 

蘇聯方麵的這種活動已經廣泛、深入地展開，在其影響下，中國邊民要求去蘇也已形成一股風氣，問題已不是雙方通過協商就能解決的了。觀伊犁州的蘇僑遣返情況：1954至1959年6年遣返蘇僑86890人，隨返的中國籍家屬45983人；而1960至1962年3年中遣返蘇僑8559人，隨返的中國公民竟達20907人。 這其中還未包括那些持有蘇聯各種證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國人。由此可見，當時蘇方非法發展蘇僑的情況十分嚴重。

 

第二，蘇聯領事館改變了以往在蘇籍幹部退籍問題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類人辭退其在中國黨政機關中所擔任的職務。

 

1960年8月，新疆自治區政府方麵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徹底解決新疆的蘇籍幹部問題，本著爭取他們退出蘇籍留下工作、對堅持回國者予以批準的精神，向蘇籍幹部進行動員。由於多數人仍然要求回蘇，公安部門即陸續給一些人發了出境簽證。但是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卻突然改變了過去的方針，對這些人多方阻撓，勸他們不要急於退職，並給市公安局打電話，表示蘇方不能發給他們入境簽證。

 

同期，蘇聯駐新疆的兩個領事館，即駐烏魯木齊和伊寧領館雖然同意蘇籍幹部加入中國籍長期留在中國工作，但在具體受理蘇籍幹部退籍的問題時卻設法留難，多方了解中國處理蘇籍幹部的方針，試圖在此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以使中方作出讓步，允許蘇籍幹部繼續留在中國的國家機關中。由此，從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蘇領館提出退籍申請者均未獲得批準。

 

此期蘇聯政策發生上述變化，應該說是別有所圖的。畢竟，在中國的黨政軍機構中保留有蘇籍幹部，有利於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和控製。伊犁地區有不少隱瞞自己蘇僑身份的幹部經常與蘇聯領事館聯係，匯報中方內部情況，提供各種情報，包括中共中央絕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幹警還秘密領取蘇聯領事館的工薪。個別上層人士在伊塔事件後還宣稱“領事館撤走了，我們還有地下領事”。  在以後的伊塔事件中，蘇籍幹部成為堅決逃跑的一類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義情緒或對黨和政府不滿者，還成為煽動、組織及脅迫群眾外逃的首要份子。

 

第三，蘇聯方麵開始利用蘇中郵件往來及廣播宣傳，鼓動中國公民去蘇。

 

60年代初，蘇方通過集體農莊、區鄉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遞信件，提供各類非法證件，寄贈報刊雜誌等宣傳品，引誘中國邊民去蘇。蘇聯哈薩克廣播電台對新疆的維語廣播1950年曾自動撤銷，但到1961年上半年又得到恢複，經常播放去蘇人員的錄音講話、訪問記等，讚美蘇聯，煽動民族分裂情緒，且頻率和播出時間都與中方的維語廣播電台相近，很易為新疆地區的聽眾所接收。與此同時，已越境去蘇的人員也頻繁與其中國境內的親友通信，或郵寄米、麵和肥皂、棉布等中國定量供應的物品，宣傳蘇聯生活的優越，勸說他們到蘇聯去。特別是有的人利用親友關係寫信鼓動擔任勸阻外逃工作的幹部去蘇，直接破壞中方進行的這項工作。1961至1962年，蘇方發寄來的信件、郵包猛增。

 

第四，1962年4-5月，蘇聯方麵直接參與了煽動並接應中國邊民外逃的活動。

 

1961年冬和1962年春，蘇聯駐伊寧領事館副領事季托夫（又譯迪道夫）、秘書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後6次到塔城專區進行非法活動，共接見當地居民4743人次，煽動群眾外逃蘇聯。季托夫走後不久，塔城地區即有數百人聯名上書，申請去蘇；成批自稱是蘇僑的人到政府請願，要求去蘇；甚至揚言要大批逃跑。外逃情緒得到渲染，形成一種輿論氣候，邊民非法越境去蘇行動隨即開始。從4月中起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區參加外逃的總人數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蘇的有61361人。

 

在中國邊民外逃的過程中，蘇聯邊防軍一改過去與中國邊防站舉行會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員的做法，於邊界上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口子，接運、安置外逃群眾。當大批群眾逃跑越境時，蘇方在塔城、裕民和霍爾果斯、察布查爾中蘇沿邊境地區的邊界鐵絲網上開了幾處口子，並於夜晚打探照燈、紅綠信號彈或用汽車燈照明，指示逃跑方向；蘇邊防軍還派出大卡車到邊界線上接運外逃人員至集中點，進行登記、發錢、發糧，並很快將他們內送安置於各地的集體農莊；蘇方又在邊界口子上散布“22日關口子”、“25日關口子”等謠言，傳令以後過去的人要多帶牲畜財產，在口子上要等到生產隊大多數人到齊後才放他們過去等等，促成了幾次大批邊民逃蘇的高潮。據伊塔事件後逃蘇被蘇軍捕獲的人回來反映，蘇方對他們說：“你們中國哈族從伊犁、塔城、阿勒泰過來不少人，原因是我們從多處開了邊界口子。現在我們上級通知我們，邊界暫時關閉，可能是你們中國政府提出了不滿的意見。”

 

邊民越境事件發生後，伊犁州各級黨委迅速動員各方麵力量，深入邊境地區，進行了大量的、艱苦的教育和勸阻工作。與此同時，伊犁州還采取政治教育與武裝力量相結合的方式開展工作。由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民兵舉行武裝巡邏警戒，維護社會治安，在中蘇邊境執行巡邏任務，依法懲處少數組織逃跑、謠言惑眾、擾亂治安的為首分子，製止了越境事態的蔓延。

 

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規模外逃行動基本得到控製後，伊寧市的群眾性外逃活動仍在繼續發展。5月14和15日，有100餘人到伊寧蘇聯領館說：中國政府允許我們走了。領館人員則講：“那你們找到中國政府要證明嘛！”5月中下旬，每天不僅有許多人步行外逃，而且還有不少人搭乘客運站班車取道霍城逃蘇，伊寧發往霍城的班車票僅27、28兩日即售出800餘張。5月29日上午，伊寧市客運站聚集了數百名群眾，等候買票去霍城。當蘇聯領館的汽車經過時，副領事季托夫等人探頭向人群示意，即有人高聲呼喊“我們掌櫃的來了”。下午，由於車輛不足，車站暫停售票。未購到車票的人聚集達一千餘人，人聲鼎沸，秩序混亂，發生了毆打客運站幹部，圍逼前來處理問題的州長開證明去蘇的情況。即之，聚集車站的群眾分三路進發，前往州人委、區黨委和蘇聯領事館。麵對要求去蘇的中國邊民，蘇領事塔查爾金別有用心地說：“我們不管賣票，賣票是中國政府的事情，我們隻辦理回蘇的手續。”進一步激化矛盾，使這部分人全部轉往州人委和區黨委。是晚6時許，在一些壞分子、其首要都是持有蘇聯護照或自稱蘇僑的人的煽動下，群眾衝、砸了州人委和區黨委。直接參與這次行動的蘇僑有45人。在5.29事件中，鬧事者曾三次到蘇聯領事館匯報情況和請示辦法，蘇方均把他們推倒中國政府方麵，一再申說：如中國政府同意，就讓他們去蘇聯。促使這些人更堅決地向當地政府鬧事，強迫地方領導人寫出準許他們去蘇的命令書等等。蘇領事、副領事、秘書等還接見了鬧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領館門前的鬧事群眾。此外，衝擊州人委的人有重點地專門搶奪外事分處的文件檔案，事後的次日，蘇領館秘書不經中方許可即帶了一些郵袋回國。

 

5月30日，在中國方麵的強烈抗議下，蘇聯邊防軍被迫停止接運伊犁外逃居民，封鎖了邊界。事件發生後，新疆自治區黨委也迅速加強了伊犁全州的邊防機構。從1962年4月至8月，增設邊防站58個，並由生產建設兵團新設了一批國營農場，以加強邊境控製力量。6月底，大批邊民的外逃行動基本被製止。1963年初，自治區黨委在向各地通報中蘇邊境情況時，指示伊犁區黨委和邊境地區地、州委加強軍事和邊防工作，落實各項戰備措施。是年末，自治區人委頒布了《邊境禁區管理規定》。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州又根據自治區的有關命令和規定，劃定了邊境禁區、邊境管理縣和管理區。 伊犁、塔城地區邊民大規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根據筆者發現的材料以及對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簡單歸納如下：蘇聯在新疆特別是伊犁的深厚影響，以及蘇聯僑民和蘇僑協會的大量存在，構成了中國伊犁邊民出走的曆史根源和社會基礎，這種曆史背景為1962年伊塔事件的發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條件。1958年“大躍進”對新疆的影響，以及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當地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現實，雖然構成了部分邊民向往蘇聯的心理因素，但就其程度而言，並不能成為大規模遷徙蘇聯活動的根本原因。問題的實質還在於60年代初中蘇關係發生了變化，特別是中蘇交惡後蘇聯改變了對新疆蘇僑的遣返政策。盡管尚無證據說明蘇聯方麵具體策劃了這次大規模邊民外逃的事件，但是蘇聯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增加發放蘇僑證的數量，擴大其發放範圍，並千方百計鼓動僑民和中國公民越境前往蘇聯的實際做法，無疑促使了曆史上存在的那種可能性轉化成為一種現實性。這就是伊塔事件產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