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討嫌，姚先生與習近平都是-後者在把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信任、信用處於解體邊緣的中國社會，力圖

重新以強力聚攏之，也有意重視兌現建政之初，中共通過共同綱領與億萬中國人訂立的契約，這都是非常西式或現代的做法。但西式政黨政治果真合乎目前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嗎？努力掙脫數十年來，門閥政治、“東林黨”式士大夫政治的現代複辟，回歸君主與庶民共治，也是可圈可點的。

不必妄自菲薄，想想看，一戰之後，財政與外交內政信用都瀕於破產的德國，也不曾“可有可無”過。

關於誰是“君”，君君臣臣有沒有現代意義？我認為有，那就是把“中華民族”當成“君”。

姚先生的“可有可無”感慨，與其說是中國，毋寧說是您意識到海華真正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一種由此滋生的深切情感落寞在語言與觀念上投射向中國，最近的例子，看看趙安吉女士家裏的悲劇便知。

中華民族（不隻是中國）缺什麽？我以為最缺：第一 完整的思想啟蒙--這方麵可謂起大早趕了晚集，本來六朝時期就很有風口與苗頭的，算來可以比西方提早一千年的，但總是被很邪性的曆史事件給打斷，迄今沒有完成。萬一習近平就是類似洛倫佐美第奇、腓特烈大帝那樣的一個狂飆突進啟蒙需要呼喚的專製者呢？

第二 缺少普及邏輯學，外加倫理學、美學來開啟民智的遠見措施，這對於應對安撫AI時代的驚變與恐慌，對於法治建設，降低維穩成本，釋放創造力等都非常有必要。

還有，為什麽要說張愛玲“正常”？她的原生家庭，她筆下的家庭關係、朋友伴侶關係等都是畸形的，不能因為那是彼時滬上的人間常態就視為“正常”，也就是說畸形是可以常態化的，但不是“正常”。若論“怕吵怕鬧”的同時代正常人，半個上海人，半個客家人的陳寅恪比她更有資格，“頌紅妝”係列，盡管有西式八股學究氣的外在，但每一個細節都可以看到有趣且正常的熱愛生活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