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逝世30周年，馬英九深情緬懷演講(組圖)

1月13日是已故台灣地區前領導人蔣經國逝世30周年紀念日，國民黨以“飛躍30、永懷於心”為主題規劃了係列紀念活動。



1月10日是國民黨紀念活動的開跑日，重頭戲就是邀請前主席馬英九到國民黨中常會舉辦專題演講，談一談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



馬英九曾經擔任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2017年是台灣解嚴30周年，在紀念大會上，馬英九回憶了當時他參與這段曆史的感受，他說，當時他在第一時間聽到蔣經國向訪賓透露解嚴時，當下好像觸電一樣。正因為馬英九和蔣經國有過密切互動，國民黨認為，由馬英九來談蔣經國最適合不過。

10日下午，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應邀做了題為《經國先生與我》的專題演講，回憶了他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期間的經曆，並與在場的人分享了蔣經國的生平事跡以及對台灣的貢獻，借以紀念蔣經國。馬英九說：經國先生對台灣有四大貢獻。第一，是推動“十大建設”；第二，是解除台澎戒嚴；第三，開放大陸探親；第四，力行勤政愛民。

本次專題報告，馬英九作為國民黨有史以來曾任政界職務位階最高的報告人，中常會也充分尊重馬英九，不限定時間，讓馬英九“講好講滿”。報告中馬英九還分享了在“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立法機構改選”這三個曆史節點中，他與蔣經國之間的三個富有意義的小故事，表達自己對蔣經國的尊敬和追思。馬英九說：經國先生逝世三十年了，我們永遠懷念他。



以下是馬英九演講全文：

吳主席、曾副主席、郝副主席、各位中常委、各位黨務主管、各位黨工同誌、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應吳主席之邀，在蔣“故總統”、也是蔣故主席經國先生逝世30周年的前夕，來中常會報告他一生的行誼，我個人至感榮幸。過去30年，各種民調顯示，“中華民國”曆任“總統”中，經國先生始終是最受人民愛戴的一位。他正派、清廉、勤政、愛民的領導風格，大家都耳熟能詳，因此，今天我想換一個角度，從個人與經國先生接觸的幾個小故事，來緬懷經國先生。

1962年，我念台北市大安初中一年級，家裏從萬華搬到長安東路一段八號三樓，經國先生住在一段18號，兩家相距不到80公尺；從我家頂樓陽台，可以看到他家的院子。有一年春節晚上，我們幾個小孩在頂樓陽台放鞭炮，用彈弓夾著最響的大龍炮，點燃引信後射到他家的院子，爆炸聲音很大。才剛射出一發沒多久，立刻有人衝過來查問，知道是小孩放鞭炮後，態度很客氣，也沒罵我們，就走了。我想，應該是經國先生時常告誡身邊的人，要待人有禮。不過，我們幾個小孩也沒再敢往他的寓所放炮了。那年，經國先生52歲，我12歲，這是我對經國先生的第一個的印象——對部屬要求嚴格。

1968年，我高中畢業後到成功嶺受訓，被選為開訓典禮的宣誓代表，帶領一萬二千個受訓的大專學生，向當時主持典禮的“國防部長”經國先生宣誓效忠“國家”。宣誓完我跑上台，將誓詞呈送給經國先生。他收下誓詞，微笑地看著我，握著我的手，輕輕地說：“謝謝你”。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觸到經國先生，他的態度很親切，握手很有力氣。

1970年4月，經國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份訪問美國，在紐約廣場酒店（Plaza Hotel）的大門口遭遇槍擊。刺客是“台獨聯盟”秘書長與盟員二人。黃姓刺客開槍時，他的右手被身邊的紐約警察推高，子彈飛越經國先生頭上，在旋轉門的玻璃上留下一個彈孔。黃姓刺客立刻被警察與經國先生辦公室主任溫哈熊將軍合力製伏，連同另一位鄭姓刺客一起押走。經國先生沒有受傷，也沒有受到驚嚇，反而主動表示願意與刺客見麵一談。但紐約警方認為不宜，沒有同意。經國先生當天對東南亞工商協進會的演講照常舉行，不受影響，展現的鎮定與氣度，令紐約僑界與國際媒體大為歎服。在台灣戒嚴的年代，能有幾個大官做得到？四月底經國先生“回國”時，各界數千人到鬆山機場迎接並致敬。我接到“救國團”的通知前往歡迎。他走過我們身邊，微笑揮手，親切自然，平易近人，毫無官僚氣息，令人印象深刻。

1974年我從預備軍官退伍前，申請到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念碩士，同時考上本黨中山獎學金。出國前，經國先生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請我們10位中山獎學金同學吃早餐。他親切的問我們去哪一國，哪些學校，讀甚麽研究所，希望我們早日學成“回國”服務。那是我有生以來跟他接觸時間最久的一次會麵，也是唯一一次跟他吃飯，我也下定決心，取得學位後，一定要“回國”服務，貢獻所長。

提到中山獎學金，我忍不住要說，最近黨部向黨產會要求解凍辦理中山獎學金的經費被拒絕，因為他們引用據說CIA在1979年的報告說，在美國大學校園有台灣特務學生。我要表達嚴正抗議。民進黨執政過八年，難道沒有去查過嗎？毫無證據就指控汙蔑，我們中山的同學絕不接受。

事實上，2007-2008年我競選“總統”的時候，我的老師孔傑榮特別來信表示，馬英九如果是特務學生，我絕對不讓他進博士班。

言歸正傳。1981年，我在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並在紐約工作半年後，返國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三個月後兼任“總統”英文秘書，開始我追隨經國先生七年的日子。第一天擔任傳譯，我應該就讓經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那時我還是個90公斤的壯漢，那個傳譯的座位，卻是一張在經國先生與外賓之間的小板凳，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塞進去，挺胸坐正，膝蓋一頂，就把茶幾撞得晃了好大一下，茶杯裏的水全都灑出來，相當尷尬。後來“總統秘書室”的盧主任，還特別交代總務人員，要拉開茶幾跟板凳的距離，以容納這位新來的胖秘書。那年經國先生已經71歲，我才31歲。



馬英九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

各位都知道，經國先生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他是當時中國“最有權力的領袖”——蔣中正——的長子，卻在16歲那年，主動要求去蘇聯留學，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共產主義思想與政策，再去列寧格勒的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校深造，還被派到烏拉山冰天雪地的工廠中做工，體驗基層勞工生活。他在當地娶了同事方娜（蔣方良女士）為妻，一度因為“蘇共”的路線之爭，與父親決裂。留俄12年，養成他一生堅強、親民、平實的個性，並充分了解共產主義與共產黨。1937年返國後，經國先生從贛南初試啼聲，到上海奮力打虎，最後在台灣發光發熱。

經國先生對台灣有四大貢獻。第一，是推動十大建設；第二，是解除台澎戒嚴；第三，開放大陸探親；第四，力行勤政愛民。十大建設促成台灣經濟升級；解除戒嚴帶來民主改革；開放探親促成兩岸和解；勤政愛民端正台灣政風。每一項都是曆史性的貢獻。我有幸追隨他7年，來談談其中三件饒富意義的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有關解除戒嚴。

大約在1985年，有一天經國先生收到他的美國好友、二戰英雄、美軍顧問團前團長戚烈拉將軍（Gen. Richard G. Ciccolella）親筆來函，討論戒嚴存廢的事。戚烈拉的論點很簡單，“台灣的戒嚴跟國際社會了解的戒嚴很不同，讓台灣吃了不少悶虧，有理說不清。既是如此，何不解除戒嚴，丟掉這個包袱？”我把這封信翻譯出來呈給經國先生。沒多久，經國先生叫我到辦公室，問我“戒嚴”這個詞的英文是甚麽？外國人的說法是什麽？我說戒嚴的英文就是“martial law”，有些字典或百科全書指的就是“無法無天”（no law at all），或“軍事統治(military control)。經國先生皺起眉頭說，“我們沒有無法無天，也不是軍事統治啊！”我當時感覺，經國先生已經了解，台灣被國際社會誤解得很厲害，戒嚴這個包袱很沉重。

一年後，1986年10月7日下午，經國先生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Katherine Graham）的時候，親自宣布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我當時一個字一個字翻成英文，彷佛有電流通過我的身體，那是一種改寫曆史的感覺，終身難忘。

第二個故事有關開放大陸探親。

1987年三月下旬，接見外賓後，經國先生突然問我：“英九，最近有甚麽特別的事情啊？”我立刻說“有”：最近有一些老兵在西門町遊行抗議，他們穿著白袍，上麵寫著“想家”，想回大陸探親。同時，“立法委員”趙少康、李勝峰與洪昭男在立法院要求政府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我向經國先生報告，實際上每年都已經有近萬人經過香港，偷偷到大陸探親，造成守法的人吃虧，違法的人占便宜的現象，顯然很不公平。

經國先生聽了就說：“你去找張副秘書長，我已經交代他處理了。”原來經國先生已經決定要開放大陸探親。於是在張祖詒副秘書長的指導下，我們草擬方案，初步想法是在堅持與大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前提下，透過民間團體安排，經過香港進入大陸。這個民間團體，就是紅十字會。經過各方反複協商，這個被我私下命名為“穎考”項目的兩岸探親計劃，在6月4日簽出來呈送經國先生核定後，交給“行政院”與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最後在11月2日正式實施。三十年來，兩岸已經有一億以上兩岸人民互相訪問，留學、投資、貿易，兩岸和解，終於默默的展開。經國先生從善如流，真正為兩岸做了很大的功德。

第三個故事有關“國會”全麵改選。

1986年3月，本黨舉行第12屆三中全會，並在會後的中常會決議成立由嚴家淦等12位中常委成立政治革新小組，分別就“國會”改選、省市長民選、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強化治安、加強黨務工作等6個議題研商推動方案。其中第一個就是“國會”改選。當時“國會”老代表意見甚多，進度不快。

當年11月的一個晚上，經國先生突然叫我去他的七海寓所。那是我第一次進到他的臥房，就像一個簡樸的老榮民的臥室。經國先生那時身體已不好，肚子挺得很大，躺在床上說話。他問我“國會”改革的進度如何？我說大致順利，但老代表希望設立大陸代表製，爭議很大。經國先生問我，“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的時候，有沒有宣布我們還是代表“中華民國全國”？”我說沒有這個印象，要回去查一下。

兩天後，我向經國先生回報查詢結果。“中央政府”在1949年12月7日從成都遷到台北時，當年的國民政府公報並未刊載任何“我國政府”仍然代表中國的聲明。經國先生說，“我們的‘國會’隻要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因此，設立大陸代表製並沒有必要。”我聽了之後，大大鬆了一口氣，這顯示他充分了解“中華民國”的法統是靠“憲法”維持，不是靠自然人維持。那天離開官邸時，看見繁星滿天，我深深覺得，“中華民國”能有這樣一位英明睿智的領袖，是多麽的幸運啊！萬一他支持大陸代表製，我們政府要如何向人民交代為甚麽30年前不改選呢？

我最後一次見到經國先生，是1987年的行憲紀念日。他坐著輪椅，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大會。當時民進黨的“國大代表”在台下高舉白布條抗議，大聲鼓噪。經國先生不受影響繼續致詞，離開時，經國先生轉頭，對著台下抗爭者，深深看了一眼。那個眼神好像是說：“我為台灣做了這麽多事，你們怎麽這樣對待我？”那種眼神讓人非常難過與不舍，我這輩子永遠無法忘記。

19天後，經國先生過世了。當時我想，“國會”改革案如果能早一點完成，也許就可以化解這場抗爭。但是這個案子當時拖了整整一年，直到1987年7月李煥先生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後才交給我加速處理。當時李登輝“副總統”是小組召集人，當半年前我第一次向他請示時，他就抱怨說：“這一年多項目小組都沒有開會喔！”主管部門耽誤的後果，也隻有由經國先生概括承受。經國先生逝世後，李秘書長帶我到處去說明這個方案，盡管有些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炮聲隆隆，中常會最後還是通過了改革方案。如果方案早兩個月出爐，也許可以避免行憲日當天的衝突。回想起來，我至今仍感痛心不已。一個月後我到頭寮謁靈，為此在經國先生靈前痛哭，久久不能平複。



馬英九常常去謁陵

最後，請容我做一個總結。經國先生長於“威權時代”，卻能突破自身局限，親手終結“威權時代”，讓“中華民國”在經濟起飛之餘，也能推陳出新，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開五千年實踐民主的先河。這是他為曆史、為“中華民國”、為台灣留下最動人、最持久的貢獻。

經國先生逝世三十年了，我們永遠懷念他。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