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在創作《我該走了嗎》的過程中，李翊雲十六歲的大兒子自殺了

2017年9月，在創作《我該走了嗎》的過程中，李翊雲十六歲的大兒子自殺了。這年她四十四歲，正忙著從加州舉家搬到新澤西州。兒子死訊傳來的四小時前，她和丈夫剛剛交付普林斯頓新家的定金。“在小說裏，我決不會讓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天。”她寫道。“寫小說時，作家會避免這樣的巧合，因為它的戲劇性流於牽強，傷痛流於粗糙，隱喻過於討巧，場麵過於俗套。然而，生活並不會遵循小說家的原則。我猜想，小說常比生活平淡。”

 

談起大兒子時，李翊雲用的詞不是人們常用的“去世”，“不在了”，“走了”，而是“死了”。和其它形容相比，“死了”更鈍更重，沒有修飾掩藏，最接近事實本質。這個詞響起時，我愣了一秒；麵前的李翊雲臉微微漲紅，但目光沒有退縮。

 

這個瞬間雖短，卻能代表李翊雲的態度。應該如何麵對一位喪子的母親？一部分人，出於好奇或惡意，會選擇追問；另一部分人，出於同情或無措，會選擇沉默。李翊雲對這兩種反應都選擇抵抗。一方麵，她溫和而堅決地拒絕談起她的孩子和丈夫。“我尊重他人的隱私。我可以談論我的感受，但我不會告訴你我丈夫或（我兒子）的感受。我不會告訴你他們的事，因為那是他們的生活。無論我說什麽，都遠遠不夠。”另一方麵，她也拒絕躲在沉默背後，向外界假裝這件事從未發生。曾經，她致力於將自己和生活藏在小說裏，現在她意識到，躲藏沒有意義。她決定以最直接的方式麵對兒子之死。於是就有了2019年出版的《理性終結之處》（Where Reasons End）。

《理性終結之處》是一部虛構作品，但和普通小說不同。在書裏，李翊雲和兒子以最接近他們現實生活中的麵貌出現：失去兒子的母親來自中國，用英文寫作，出版多部作品，其中一部名《千年祈願》。選擇自殺的兒子尼古拉十六歲，敏感早慧，身姿輕盈如鹿，喜歡閱讀、音樂、烘焙、編織，能輕易地用他的蛋糕、鮮花、音樂和活力占滿整個空間。母親想知道，這樣一個富有活力的少年，為什麽會選擇結束生命？死亡究竟意味著什麽？母親是否能夠拯救自己的孩子？死去的人還會痛苦嗎？

 

換作另一個作家，比如瓊·狄迪恩或安妮·埃爾諾，會冷靜地記錄親人死亡的過程，剖析自己哀慟的曆程，回憶與他們共享的過去。李翊雲也這麽做了，但她采取的路徑更具顛覆性，異想天開。死亡是有去無回的未知國度，是時間終結之處，是徹底的沉默，而她選擇打破以上所有認知——動用小說家的想象，她懷著去愛與理解的願望，將死者召回，在昨天與明天的縫隙裏，與兒子進行了一場不可能的對話。

 

這是一段與眾不同的母子關係，他們相處的方式是爭辯。尼古拉極富語言天賦，尤其喜讀詩歌，擁有傲人的詞匯量。母子經常不知疲倦地進行文字遊戲，把舊詞拆解，在顛轉騰挪中將它們賦予新意。如果有noon（中午）和afternoon（下午），有math（數學）和aftermath（後果），那為什麽不能有time（時間）和aftertime（後時間）？兩人就形容詞和名詞的辯論貫穿全書，母親認為形容詞慣於評判、固執己見，兒子則抱怨名詞枯燥乏味，不夠輕盈。借著這些看似不著邊際的對話，母親和尼古拉其實是在交換彼此對人生的看法。孩子渴望掙脫生活的種種束縛，獲得輕盈；而母親希望孩子腳踏實地，接受某種樸素框架的庇護。

 

有一些問題將永遠無法得到解答。在尼古拉自殺當天，從母親送他去學校到得知孩子死訊之間，經過了八個小時。這八個小時裏，尼古拉做了什麽、想了什麽，將永遠成為一個謎。尼古拉生前留下了一個電子文檔，母親在和丈夫商量後，選擇不打開它。“無法知道答案想必最接近人們所說的傷口，”李翊雲寫道，“一個人可以攜著如此性命攸關的不確定性活下去嗎？”臨近書的結尾，她用反問的方式給出了答案，“深淵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人自然棲居的地方？我們是不是可以像接受頭發或眼睛的顏色一樣，接受痛苦？”

 

小說家加斯·格林威爾（Garth Greenwell）是李翊雲的校友、朋友，讀過《理性終結之處》不下十次。在一堂以“文學如何肯定生命”為主題的大師課上，他以《理性終結之處》為例，解讀何為“消極感受力”（negative capacity）。這個概念最早由英國詩人約翰·濟慈提出，指代作家接受“不確定性、神秘、疑惑，不去急躁地追求事實和原因”的能力。書中的母親選擇不打開尼古拉生前創建的文檔。在格林威爾看來，這個決定體現了她的消極感受力，她對兒子自殺之謎的承認和接受。他說，“這本書要想能令人信服地肯定生命，就必須規避一廂情願的自我欺騙。這是一種需要穿過否定才能抵達的肯定。”他認為，盡管李翊雲並不信教，但她所熱愛的許多愛爾蘭作家都有天主教背景，而天主教中提倡以消泯自我而抵達上帝的否定神學（Apophatic Theology），或許通過愛爾蘭文學間接對她產生了影響。

 

我問李翊雲是否對成為母親有過掙紮。與雷切爾·卡斯克、希拉·海蒂、瑪吉·尼爾森等女性同行不同，李翊雲從未直接寫過自己成為母親的決定、過程，或撫育孩子和照料家庭的痛苦。

 

“我沒有掙紮過。有些人知道自己要什麽。我覺得人們有不同的傾向。”她補充道，“我甚至不覺得自己是一名女作家。”

 

“過去二十年裏，女性一直在寫是要生孩子還是不生，好像這些是最重要的決定。它們不是。它們不是！我不這麽認為。”她說。

 

“那什麽是呢？”

 

“我認為你隻需要做出決定，然後承擔它的後果。”

 

她的回答如此雲淡風輕，讓我不禁問出下一個問題：“你怕痛嗎，生理上的或者精神上的？”

 

“生理上的疼痛我還是有點怕的。”她俏皮地笑道， “我以前不怕。”

 

“我覺得你非常堅忍（stoic）。”

 

“沒錯。也許我唯一能篤定斷言的，就是我很stoic。塞內卡，他的書信，都是關於斯多葛主義（Stoicism）的。而我確實很喜歡塞內卡。”

 

“Stoic”這個詞如今多用於描述個體忍受痛苦、鮮少流露感情的特質，這個定義已經大大偏離它的起源，即斯多葛派哲學。這個學派上可追溯到蘇格拉底，其理念在代表人物塞內卡的書信集中得到了全麵的闡述。塞內卡是活躍於羅馬帝國早期的哲學家、政治家，他在生命最後兩年寫給朋友盧西利烏斯的書信涉及廣泛的主題，包括人為何要了解自我，如何明智地把握時間，為什麽我們需要友誼、自然、樸素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麵對失去和死亡。他鼓勵朋友（以及讀者）接受自身無法掌控的事，通過嚴格的自省抵達心智的平和。在關於如何哀悼逝去的朋友的信裏，他寫道：“你想知道我們為什麽會悲形於色、淚流不止嗎？因為我們在通過眼淚尋找喪親之痛的證據，我們不是在屈服於悲傷，而是在炫耀它。” 他總結到，“我們可以流淚，但不能號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