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園先生與《古書疑義舉例》漫談

來源: 於 2025-06-14 03:37:05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筆者案上常放有一本簡裝書，其貌不揚，遠不如那些陳列在書架，被所謂學者束之高閣的精裝典籍，閑暇而閱每獲殊益，想為此書撰文之緣起是筆者完成《析“周秦之變”考思想史之演化》後，一次偶爾查閱曲園先生簡曆時，驚喜知先生與筆者竟有“同宗異支”之緣。此書非詩文辭賦，亦非經籍注疏，隻是短小條文之合集，這些條文選取於古書中之斷句，幾乎涉及春秋諸子典籍，這也便是筆者作此文的另一原因，諸子典籍雖被視作中華文化思想源頭，但實際早已遠離今人幾千年，若今人還有試圖繼承這一傳統，恐被後人視為笑柄，甚至愚昧。於是乎這本看似孤單無力的薄書放置案頭還有何用？筆者就是在這樣思考和閱讀中逐漸領悟到此書之內涵，其深藏之巨力足以阻遏山崩地裂、狂風海嘯之勢。
 

         此書名曰：《古書疑義舉例》，晚清樸學大師俞樾先生著。此書非宏篇巨製，卻於細微處開掘古人匠心，於疑難處疏通千年淤塞。一卷在手，仿佛得先生親炙，指點迷津。譬如書中“倒文協韻例”，揭示古人行文為求聲律之美，不惜顛倒語序。若無先生拈出示人，吾輩讀《詩》，《書》遇此等句法，或茫然不解或妄生譏議，豈非與古人精意失之交臂？然如何撰寫此文又有糾結之處，是注疏？是論文？若舉經論典逐字解來已不識時務，何況筆者離完全領悟先生之學尚需涉水爬山，身處求知立場，為後學者廣開圓通普門，覺得圍繞先生那兩百字的序文作以“漫談”倒能避重就輕，序文寥寥卻如明燈一盞，照見先生著書之苦心孤詣。
 

          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
       “夫”為發語詞，可解釋為“論起”，“說起”等意，序文第一句不難。而需補充的是，先生為何言“兩漢”而止？筆者認為文中再加“唐，宋”文脈不精，其次宋以後印刷術興起，古書因抄襲而出誤漸少，《古書疑義舉例》所選經籍為春秋諸子百家，兩漢分出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而關於經學之重要注疏如《尚書大傳》，《毛詩詁訓傳》，《鄭箋》，《公羊》，《白虎通》包括《說文解字》都完成於兩漢，唐以後對經學之注疏都是縫縫補補而已。於是乎，論經時代歸於周，秦，兩漢是準確無誤。
 

       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獨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
         此處第一“執”字作“若”“如果”譯，第二“執”作“比如”“好比”解釋：如果以今人逐字逐句、拘泥於字麵意義之語法規則，去閱讀周、秦、兩漢之書籍，就好比和山野村夫談論甘泉宮、建章宮之宏偉壯麗般荒謬。
         曲園先生在序文對如何閱讀兩漢之前古書提出三個困惑，第一困惑為“時代隔閡”，開篇即言“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強調兩漢與現代即晚清之間巨大之年代鴻溝。除了年代久遠，更是語言習慣、文化背景、社會製度乃至思維方式之巨大差異。先生指出，若今人“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即以當時之文法習慣及字麵應用解讀古代文本，必會產生嚴重誤讀。在此先生作比喻闡明這隔閡之荒謬：和一位山野村夫討論西漢皇家宮闕之巨麗有何意義？而化解這一隔閡務必了解古人所處之語境和思想背景，盡量站在古人的視角來解讀古人之古書文字。
 

         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縑素，而紙，其為變也屢矣。
         這裏曲園先生提出閱讀古書之文字演變之困惑和書寫載體更替之困惑。眾所周知，西周晚期至春秋時代流行大篆，因區域各自封閉而文字書寫出入甚大，自秦統一六國後李斯規範文字稱“小篆”雖在國度上完成文字統一，而秦施政僅十六年後即因戰亂而社稷崩塌，同時從曆代簡牘分析，隸書原名“八分”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相比篆書之優美正規，隸書更趨實用。尤其在戰國至漢代篆隸並存，隸書實用廣泛堪稱“篆書之快寫”，同時抄錯疏漏在所難免，而這一時代亦恰逢諸子經典有“焚書坑儒”至“獨尊儒術”之滄桑巨變之際。其次漢代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流派分爭原因亦在於文字之斷層出現，曆代經學尊師通過口耳傳教最後將傳教內容以隸書書寫成文，而古文經學派依照孔廟發掘出篆體經文為標榜，從文本至學術思想和前者出現偏差所致。“真書”即楷書，真書之名源自其“楷式”之義，與“草”“行”相對，非關“真假”。東漢魏晉時期開始采用，雖文字趨向規範易讀，而長篇書寫傳抄引入錯誤累計，皆需校勘而成書。至五胡亂華六朝時代，西域外族發音用語摻入漢學，字之形與意亦參差有誤等。
        在書寫載體之困惑方麵，先生指出“從竹簡、絲帛再到紙張，文字形體和書寫載體的演變已經曆了多次。”古代簡牘為竹簡和木牘之簡稱，從殷商甲骨文中辨認出“冊”字，可見簡牘作為書寫載體與之同一時代，隻是年代久遠而腐爛不可得，戰國秦漢時代簡牘使用依然廣泛，這也造就一成語“學富五車” ，山野之竹用於作冊成“書”，除加工成型還需蒸煮或火烤工序，以至脫水後防變形和蟲蛀，這便有了文人常用之詞“殺青”。 縑素即絲帛，依考古認證絲帛作為書寫載體與簡牘並存千餘年，雖書寫自由而因成本過高隻是在貴族小圈使用。經考古紙張之出現雖源於西漢，隻至東漢宦官蔡倫以之改良放逐步成為書寫載體而取代簡帛，至宋代印刷術之興起以及文人墨客收集碑刻拓貼，這無疑成就了紙張徹底改良。
 

          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獨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簀也。
      “若以今天流傳下來的刻印書籍，就認為那是古人的原始真跡，就好比聽到別人說“筍可以吃”，回家就把竹席拿去煮了<品嚐>一樣可笑。”此文讀來雖感幽默輕鬆，然其意義深遠。竹席即“簀”比作文本之物理載體，而竹筍則似文本之原始內容，將承載內容之載體誤認為是內容本身，或更確切地說，將經過多次物質形態轉換的傳本視為未經改變的原始真跡，這才是荒謬。筆者覺得在這一點上曲園先生不但將古書文本視作一個曆史演變之動態，更是對自身學識之自信。而這動態之中摻入了傳刻過程中訛誤，是導致“古書疑義所以日滋也歟”之核心原因，無論是抄寫者之筆誤、漏字、增字，或是刻工之失誤，抑或是不同版本間之混淆，都使得古籍麵貌日益複雜，疑難叢生。
         寫至此不由想起先生在正文中一條關於“讋”字的校勘例：先生引《戰國策  趙策》：“左師觸讋願見太後。”先生斷曰：“此“讋”字乃“龍言”二字誤合而為一也。古書直行書寫，“龍”字在上，“言”字在下，傳抄誤合為“讋”。”此例精妙揭示了縑素卷軸時代，因行款緊湊、字跡漫漶而造成的“合文”之訛。先生如偵探慧眼，從細微處勘破載體變遷布下的迷陣。在先生成書一百年後即1973年，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策》出土，“觸龍言願見太後”七字赫然在目，實證先生百年之前所斷不誣，校勘學“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典範莫過於此。然新材料之發現謂“可遇不可求”，這才真映先生學識之貴。
         先生用“日滋”即“日益增多”來形容古書疑義絕非簡單修辭，而是對文本訛誤累積過程之精準描述。它暗示了文本的訛誤並非一時一處而是動態之纏繞過程，數世紀以來這每一次的“傳刻”，無論是通過手抄還是刻印，都會在原有文本基礎上增加新的潛在錯誤。這些錯誤隨著時代之推移而不斷疊加，更可怕的是被那一時代的文人視作“真本”，使後來版本與“真本”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對這一累積性問題的認識，促使文本研究者不僅要識別單個錯誤，更要重建文本的完整傳承曆史，通過對所有現存版本的校勘，力求建立最可靠的批判性版本，曲園先生著《古書疑義舉例》正是對這一累積性問題進行早期係統性解決之嚐試。
 

          嗟夫，此古書疑義所以日滋也歟？竊不自揆，刺取九經諸子，為古書疑義舉例七卷，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或亦讀書之一助乎？若夫大雅君子，固無取乎此。俞樾記。
       “嗟夫”為感歎詞，“也歟”作疑問語氣，“竊”為第一人稱謙稱作“私下裏”解。
        唉，這大概是古書中疑難之處日益增多之原因。本人私下不自量力，從九經和諸子百家等著作中摘取材料，編撰《古書疑義舉例》七卷，望能讓初學者熟知這些古書例子，有所依據，或許也能<為他們>閱讀有一點幫助吧？至於那些大學問家，當然就無需要了。俞樾記。”
         文中“九經”專指儒學經典。相傳孔子整理“六藝”指：《詩》《書》《禮》《樂》《易》《春秋》，戰國歸為“六經”。漢武帝“獨尊儒術”規範為“五經”：《詩》《書》《禮》《易》《春秋》，東漢增《論語》《孝經》為“七經”，至唐初又增擴經典，將“三禮”即《儀禮》《周禮》《禮記》和“春秋三傳”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與《詩》《書》《易》並列統稱“九經”，唐文宗開成年間，在“九經”之後又加入了《論語》《孝經》《爾雅》合稱為“十二經”，並刻石立於國學，即著名的“開成石經”。至宋代才確立孟子地位，定“九經”為：《易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論語》《孟子》。宋以後儒家經典分出兩個體係，一方以唐開成十二經再加《孟子》定“十三經”。另一方以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提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地位並被元末定為科舉範本後，《四書》一直影響至晚清。其次清代考據學大師輩出，曆代均對《四書》報以批判態度，所以曲園先生談儒學稱“九經”是合乎情理。
 

        近代為《古書疑義舉例》著書的學者都提出“童蒙之子，習知其例，大雅君子，固無取此。”解讀為曲園先生自謙而已。筆者認為這樣一句帶過，對曲園先生的學問構成和著書詳情略有輕視。先生早年師從揚州學派代表王念孫、王引之兩位訓詁大師，因科舉登殿之主考為曾國藩故按照慣例拜曾公為師。曲園先生於同治元年即1862年先後完成針對儒家經典的校勘訓詁著作《群經平議》和以儒家以外的諸子經典為對象校勘訓詁著作《諸子平議》。而《古書疑義舉例》恰是在這兩本著作成就之上作歸納和精煉，分類古籍中的各種錯誤而糾正之，嚴格的說此為校勘古書錯誤規律的工具書。筆者認為可以將此書看成曲園先生在校勘古籍時簡明扼要的“案頭筆記”，後整理出書而已。這恰似為後學者打造了“一串鑰匙”，遇哪種疑點找哪把鑰匙開哪扇門。所以先生作《古書疑義舉例》之初衷確實以初學者為對象，隻是後世對此書的學術成就評價遠超成書時之本意而已。
 

         若認為讀《古書疑義舉例》之緣初是開啟諸子百家思想，那就過於膚淺。正如筆者上文指出的，曲園先生清點周秦兩漢著作之疑點，幫助後人在閱讀古書時擦亮眼睛，盡量還原出兩千餘年前漢學之真相。筆者不妨以正文再舉一例，如“兩句似異而實同例”條文中：《孟子    滕文公上》：“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先生斷曰：“五十、七十、百畝，皆一夫所受之田，變文避複，非實數有異。”此解一出，曆代關於夏商周田製畝積差異之訟爭頓失根基。先生之法眼如庖丁解牛，直抵古人綴文之“天理”，使後人不必再“以今律古”，若還在執著出自《孟子》典籍實格局過小。然此“法眼”何以練就？筆者以為根柢仍在先生序文所揭之“動態史觀”。先生視古書非僵死之標本，乃流轉不息之活水。每一時代之傳抄刊刻，皆如溪流遇石，或激蕩改道，或裹挾泥沙。校勘者當如河工，既需明辨當下水紋，更需上溯源頭，中察河道變遷，下析地質水文。唯有此四維貫通，方能於紛繁異文中，辨識何為河床本貌，何為風化石屑，何為後人妄添之堤壩。
 

              此“動態史觀”非曲園先生獨創，實植根於戴震“由字通詞，由詞通道”之訓詁綱領，亦與段玉裁“不守章句而求其義理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之警示一脈相承。然先生之功，在將樸學實事求是之精神，凝練為可操作、可傳授之“疑義通例”，使玄虛之“道”化為可觸之“器” 。至上世紀初，雖有甲骨之學興，成就王國維《殷周製度論》、郭店簡，馬王堆帛書，敦煌遺書迭現，然此新材料之釋讀，猶需乾嘉樸學二百餘年鍛鑄之“考據利器”為樞機。彼時學者埋首故紙，或校勘經籍，或摩挲碑拓，於蟲蛀黴蝕之文本廢墟中重建漢學秩序。筆者每讀此書念茲在茲，先生寫下來之字裏行間，其以寸毫為帚掃除千年積塵，以孤燈為炬照徹秦漢洞窟。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