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民：反細菌戰不是一場虛驚——質疑《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

《炎黃春秋》雜誌2013年第11期發表了一篇據稱是原誌願軍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吳之理同誌的遺作——《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似乎給一些慣於替美國說話的人士打了一針強心劑，甚至有人以為朝鮮戰爭中美軍曾實施細菌戰這樁曆史公案可以蓋棺論定了。

 

 

然而，這篇文章的真實性不能不使人懷疑。

 

 

 

首先，如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堅持唯物史觀 曆史不容篡改 ——質疑<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所質疑的：此文末署寫於1997年，當時所涉及的最重要人物、吳之理的頂頭上司、誌願軍副司令、後勤部司令員，參加了抗美援朝全過程的洪學智同誌尚健在，為什麽那時不公開發表？如果文中所言確為“事實”，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與洪學智當麵對質，為什麽非等到洪學智逝世後才拿出來？

 

 

 

而且，1995年5月16日，洪學智曾經第三次來丹東視察抗美援朝紀念館，對整個陳列內容看得非常認真、仔細，不時提出一些重要的具體修改意見。其中，對《粉碎敵人細菌戰》這一單元展出的大量曆史照片、實物以及文字說明，也看得仔細認真。如果真如《虛驚》所說，洪學智當年就已經在周總理麵前承認對細菌戰證物“作了手腳”，而且當麵聽到了總理指示， “之後我國再不提此事”，那麽，洪學智就應該而且有權提出撤掉這一單元的陳列。可是，洪學智沒有否定這段曆史，沒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讓其照樣對外公開展出。洪學智視察之後，在有遼寧省委、省政府、沈陽軍區主要領導及建館指揮部、紀念館同誌參加的座談會上，還發表了一段講話：

 

 

 

【“我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全過程，我對這段曆史全都了解，對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細節我全都清楚。現在我還活著，有人不敢瞎說亂說；等我死了，有人就會胡說八道，胡編濫造，甚至歪曲、篡改那段曆史，這是決不允許的！”】

 

 

 

他的話好像不幸而言中，《虛驚》在洪學智去世後竟然說他承認對細菌戰證據“做了手腳”，這是對他黨性的褻瀆，人格的侮辱，聲譽的損害[1]。

 

 

 

其次，我們就此還可進一步質疑：吳之理同誌2008年逝世，為什麽文章寫成後11年間都不發表，而等到其去世5年後的2013年才發表？此時距細菌戰發生已經60多年，不僅涉及的當事人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早已逝世，就連黃克誠、鄧華（誌願軍副司令兼防疫辦公室主任）、洪學智、吳瑞林（誌願軍42軍軍長）、賀誠（主持國家衛生部工作的副部長兼中央軍委衛生部長）、朱直光（誌願軍衛生部第一副部長）、陳文貴（誌願軍衛生部顧問、檢驗隊長）、李哲範（衛生防疫隊長）等均已去世，即使親自發現美軍投撒帶菌媒介物的見證人，也罕有在世者。可以說，不僅《虛驚》所述“事實”的真偽，已“死無對證”，即使文章本身的可信度也無法與作者求證了。

 

 

 

其三，《虛驚》對美軍投撒物的描述輕描淡寫，與當時見證人及文獻記載嚴重不符。《在朝鮮的各國記者報道調查美國進行細菌戰經過的聯合聲明》（1952年3月28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關於美國在朝鮮的罪行的報告》（1952年3月31日）、“美帝國主義細菌戰調查團”的《關於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撒布細菌罪行調查報告書》（1952年4月25日）等，對發現美軍投撒細菌媒介物的過程都作了清晰準確的記述。大家所熟知的《誌願軍一日》也收錄的戰士陸樹民、秦祖楙、張玉山、劉慶岐、孫建華等所親見親曆的美軍投撒細菌彈的記述。這些指戰員，無意間見證了這一重要曆史事件，所以多少年後仍然記憶猶新。為了使我們多少能感受一點66年前朝鮮戰地的情景，除了上列記述之外，再舉一些有關文獻記載和回憶錄——

 

 

 

最早發現美軍投撒細菌媒介物的是誌願軍42軍375團戰士李廣福。《中國人民誌願軍反細菌戰工作總結》附件一《對平康郡駐地敵投帶菌昆蟲的調查報告》記載：

 

 

 

【1952年1月28日早晨有敵機1架出現於平康郡我42軍駐地一帶上空，盤旋2—3次後向南方飛去，……當地駐軍戰士李廣福外出執行任務時，於美機飛過的金穀裏山洞一帶山坡雪地上發現蠅、蚤與類似蜘蛛的昆蟲，一片片分布在約200米長100米寬的雪地上。李廣福隨即將這一情況向行政領導作了報告。衛生員張卓新去現場采集了部分昆蟲標本送至團衛生隊長任克模處。當日17時許，任隊長為查明事實真象，與張卓新赴現場調查，證實該地區確有大量上述昆蟲。當地居民都說過去該地區冬季沒有見過這樣多昆蟲在雪地上。】

 

 

 

經過昆蟲學檢查，這些昆蟲為黑蠅（Hylemyssp·,~Anthomyiidae）、人蚤(Pulex  irritans)、紅蟎(Trombictl·1a  akamushi)。經朝鮮人民軍軍醫局衛生防疫隊實驗室檢驗，蚤帶有鼠疫杆菌；蠅帶有典型霍亂弧菌；紅蟎體內未找到病原菌[2]。

 

 

 

誌願軍897部隊、朝鮮平安北道富豐車站軍運調車員馬玉山在《火燒細菌彈》的回憶文章中說：

 

 

 

【一天我看見空中飛來一架飛機，投下幾個不明物，上麵還有一個降落傘，晃晃搖搖地往下飄落，我看後可疑，忙跑過去，一看把我嚇了一跳，隻見從彈殼裏，爬出來的是許多蒼蠅、蚊子、老鼠還有一些小蟲子，殼上印有“USA”的標誌。我想這不是細菌彈嗎？……我馬上向上級軍管報告，隨即我和朝鮮人民軍乘坐汽車帶上汽油，穿上防護服裝，到達投下細菌彈的地方，用汽油燒毀了細菌彈，防止了細菌擴散及傳染，……[3]】

 

 

 

誌願軍第47軍141師山炮營3連戰士賈紹淝、李文漢《反細菌戰親曆記》記述道：

 

 

 

【1951年冬，……我們所在的山炮營3連住在石田裏三井洞。1952年元旦剛過，白皚皚的冰雪還覆蓋著朝鮮大地，有一天天還沒亮，忽然聽到敵機聲，由遠而近，直向我連駐地飛來。連長牛萬祥立即命令大家轉移到防空洞隱蔽。敵機在駐地附近上空盤旋幾圈，俯衝下來，扔下幾枚炸彈以後，愴惶逃走了。這些炸彈落地以後，爆炸聲音格外低沉，引起大家的詫異。天亮以後，我們在駐地後山搜索，發現幾塊一炸兩瓣的彈殼，形狀有點像現在的液化氣鋼瓶，彈體裏麵分成四個格子，我們就知道是細菌彈。這幾個格子是分別容納各種不同帶菌體的。彈殼周圍，盡是些蒼蠅和昆蟲。大概是因為天氣冷，不怎麽能飛，爬的也很慢，有的昆蟲在當地未曾見過……彈殼外麵有英文字，當時我們連有個大學生，他一眼就認出，這是美國製細菌彈的標記[4]。】

 

 

 

誌願軍第20軍文工團戰士藍翔，在《經曆烽火硝煙的誌願軍“預防注射證”》一文中說：

 

 

 

【筆者親眼目睹,美軍飛機扔下的炸彈並不爆炸,每枚約一公尺高的薄鐵皮特製炸彈,落地後鐵門可自動打開,這時由美軍培養的攜帶病菌的蒼蠅蚊子和老鼠紛紛從彈內逃出,同時還有藏著大量病菌的有毒羽毛花絮等四處飛散、毒害人畜[5]。】

 

 

 

誌願軍攝影員蘭泉在《朝鮮孩子發現的細菌彈》一文中，詳細記述了美軍在朝鮮洗浦郡秋田裏投下的細菌彈：

 

 

 

【隻見草地上有—個三市尺高、直徑半市尺粗的大彈殼，裏麵裝滿了死老鼠。……衛生隊開始消毒，井架起柴堆，生起火；我立即給現場拍照。我拍攝了當地的環境：在草地上放著的細菌彈殼，亂七八糟的躺著的死老鼠。還拍攝了正進行撲滅工作的衛生隊生隊[6]。】

 

 

 

誌願軍第27軍81師政治部騎兵通訊員何世長在《朝鮮戰場反細菌戰親曆記》中記述：

 

 

 

【1952年1月，幾架美國軍用飛機，在我方陣地來回低飛後，有誌願軍戰士發現，雪地上有一片片黑鴉鴉的東西， 原來是成群的蒼蠅、 跳蚤、 蜘蛛。師首長接報告後命令何世長騎馬前去觀察。“我接到命令後， 立即騎上馬背， 前去察看。 咦！ 還有一袋老鼠， 在袋裏跳動著， 我看了後， 立即向師首長報告證實了此事。 師首長迅速向軍首長報告…… ”[7]】

 

 

 

誌願軍炮兵第7師20團測繪員曹景馥和方元，給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團所寫的證言：

 

 

 

【四月二十三日吃過早飯，我和方元去莊子山一個山溝扛前一天砍好的搭防空洞的木頭。先抬了兩次。當我們第三次到前—天最後砍木頭的地方坐下來休息閑談時(大約十點鍾左右) ，無意中發現右鞋上有兩個小黑蟲子在爬。仔細看看是跳蚤，隨又在褲腿上發現四、五個跳蚤。我們感到非常奇怪，這裏怎麽會有跳蚤呢?昨天在這裏工作亦沒有看到。於是我們很快跑開在一塊石頭上把衣服脫下來弄幹淨了，就回去報告張明矩軍醫。以後我們同去偵察，……由我最初發現跳蚤的地方往下走，……大約走有二十米左右，看到—塊比較顏色有些發黑的地方，一步踏進去後就看到褲腿上馬上跳上了很多跳蚤。我急忙退了回來。以後我們三個人就在我褲腿上捉了三、四十個作標本。我們又仔細看那塊跳蚤密集的地方估計了一下約有三、四平方米樣子。隨後我們又回去叫了二名同誌帶了三桶汽油灑在地上加上鬆枝點火燒。整個跳蚤區域約三O公尺長，一O公尺寬。那天的早上四點鍾左右有一架美軍飛機盤旋了約十分鍾，飛機聲音很響[8]。】 

 

 

 

上列事例，隻是美軍投撒細菌媒介物的一小部分。據《中國人民誌願軍反細菌戰工作總結》，從1952年1月28日至6月3l日，全軍各單位報告發現敵投細菌媒介有656次之多。“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的報告則指出，從1952年1月28日至3月31日止，美軍在朝鮮各地撒布細菌媒介物804次[9]。同時在中國東北等地，群眾也發現美機撒布此類物品，包括多種帶毒的昆蟲、老鼠、兔子、鳥類、魚、死豬，蛇，以及樹葉、樹枝、豆杆、豆莢、棉花、雞毛、食品等。美軍使用的細菌容器、投撒方法、所帶菌類和引發的傳染病等等，《在朝鮮的各國記者報道調查美國進行細菌戰經過的聯合聲明》（1952年3月28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關於美國在朝鮮的罪行的報告》（1952年3月31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關於美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上使用細菌武器的報告》（1952年4月2日）、《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報告書》（1952年9月16日）都有較詳記載。

 

 

 

如前文所述，當時誌願軍指戰員所發現的物品，之所以懷疑其為帶菌媒介，主要根據是：1.均和美軍飛機相關，或是在美機盤旋後，或是直接看見美機的投撒；2.昆蟲群都是密集的，分布在相當大麵積，與居民點有一定距離，有時是幾種昆蟲混雜在一起，朝鮮群眾認為這種現象從未見過；3.在嚴冬天氣反常出現的。但是，《虛驚》卻淡化了這些和美軍飛機的關聯，把反常現象說成“冬季雪地自然現象”，“至於蒼蠅，幾乎家家灶前灶後都有，它們可隨時飛到門口雪地上”！這不等於說，千百指戰員和中朝群眾都成了捕風捉影的神經病！

 

 

 

又如，前述曹景馥和方元發現美機所投撒的跳蚤區域是在山溝裏，經過防疫人員考察，其密集區有三四平方米，整個跳蚤區有幾十平方米，距離道路和最近的居人處有一百多米遠。附近無獸穴，也無居民所養的狗、貓，因此斷定絕非自然發生的，唯一來源是美機投撒的。但《虛驚》卻說，曹景馥和方元撒了謊，“跳蚤是在森林裏的小茅屋裏發現的，小屋裏有柴草和雜物，適合跳蚤的繁殖”， 和曹景馥茅常識的人都可知道，即使有個小茅屋，就能造成如此之大的跳蚤密集區？

 

 

 

據《中國人民誌願軍反細菌戰工作總結》及其“附件”，和國際科學家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附件二十”，這些在雪地反常出現的大量跳蚤，當時經昆蟲學鑒定，有的是“人蚤”，（1952,1,28；2月11日；4月23日），有的是“雪蚤”（黑跳蟲，1952年2月12日）。作昆蟲學鑒定的都是當時著名的專家，又經過調查團科學家嚴格審查。但現在《虛驚》卻說都是“雪蚤”，以便說成是“自然現象”。難道作者忘記了，在國際科學家委員會調查報告的附件二十《美軍飛機散佈染有鼠疫杆菌人蚤的報告》的證件三《昆蟲學鑒定報告》，是昆蟲學家何琦毫無疑義地簽字，確定1952年4月23日曹景馥和方元發現的為人蚤！

 

 

 

其四，關於美軍所投細菌媒介物的容器，《虛驚》的辯解也毫無道理。美軍的“細菌彈”有多種樣式，最常用的是一種“四格型”彈。“美帝國主義細菌戰調查團”的《關於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撒布細菌罪行調查報告書》（1952年4月25日），對此有清楚的描述：

 

 

 

【其中一類最常見的，是四格的昆蟲彈。這種炸彈長一百三十七公分（連彈尾)，直徑三十六·四公分，由兩半構成，裏麵分成四格，彈殼用鋼皮製成，厚隻O·一五公分，炸開後分成完整的兩半。這樣的彈禿，美取曾用以散傳單。但是近來揀到的這種炸彈，落下後附近並沒有傳單，周圍卻發現有講多昆蟲。這種炸彈彈皮外麵卻寫有“空的”(EMPTY)字樣。

 

 

 

美軍投在遼東省長白縣的“四格彈”，形狀大小與之相同，彈麵有"EMPTY”,“BOMB LEAFLET”,“500LB”，引信上有“U S TIME”字樣。】

 

 

 

《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報告書》專設一節“容器或炸彈的種類”,也對這種四格型彈進行了測量，給出了各種數據，和眾多見證人所描述的形狀、大小、結構相同。《報告》並說明，這種“不爆炸的炸彈”名為投撒傳單的宣傳彈，但多用作細菌彈。

 

 

 

上述兩個“調查報告”，當時都指出，美國官方辯稱這種四格型彈是“宣傳品炸彈”，然而美聯社1952年4月5日的一則報道，已經揭穿了其謊言：美國眾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主席賽克斯，在聽取了美國化學兵團司令布倫的秘密作證以後公開對報界說：

 

 

 

【“（布倫承認）在敵人的領土上散播細菌的工具是簡單的，……如目前用以投擲宣傳傳單的容器。”】

 

 

 

幾十年後，《虛驚》仍辯稱其並非細菌彈。作為親曆者的吳之理同誌，為美軍作這種辯解，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嗎！

 

 

 

其五，《虛驚》對於美軍投撒物所帶細菌，似乎也輕描淡寫。如說，誌願軍衛生部檢驗隊從標本中隻檢驗培養出“沙門氏菌之類” 及“炭疽杆菌”，沒有“出現鼠疫杆菌和霍亂弧菌”。

 

 

 

但是《虛驚》卻沒有同時說明：誌願軍衛生部檢驗隊隻是我方反細菌戰檢驗隊伍的一部分，負責檢驗工作的還有朝鮮政府和人民軍的衛生防疫係統，我國北京和東北的衛生防疫、動植物和微生物研究機構，包括各大醫學、農業院校的有關科研機構等等。誌願軍檢驗或沒有檢出的，不等於說沒有。

 

 

 

如據1952年2月10日的《對平康郡駐地敵投帶菌昆蟲的調查報告》記載，1952年1月28日42軍所發現的敵投昆蟲，就是經朝鮮人民軍軍醫局衛生防疫隊實驗室檢驗的，結果是：

 

 

 

【“蚤帶有鼠疫杆菌；蠅帶有典型霍亂弧菌，紅蟎體內未找到病原菌。”[2]179。】

 

 

 

美軍投到黑龍江甘南的小田鼠，是由我國東北鼠疫防治院（在沈陽中國醫科大學）細菌科兼動物科紀樹力、院長崔其盛等負責檢驗出鼠疫杆菌的 [8]191-192

 

 

 

對曹景馥和方元所發現的人蚤的檢驗，是由細菌學家陳文貴主持的，他的報告詳細記錄了從5月3日—5月28日進行細菌檢驗、培養、動物實驗的每一個步驟，結論是：

 

 

 

【“從人蚤標本中檢查出鼠疫杆菌”[8]248。】

 

 

 

要知道，這位陳文貴教授，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率隊赴常德調查日軍散播鼠疫的罪行。在朝鮮，他把對人蚤的檢驗結果，與日軍在常德使用同樣的媒介聯係起來，為揭露美國政府保護、利用日本731戰犯，為其進行新的細菌戰服務的黑幕提供了有力證據。我們很難設想，這樣一位科學家，會像《虛驚》所說，編造虛假報告。 

 

 

 

  其六，《虛驚》說，1952年6-8月參加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團的蘇聯茹科夫院士，

 

 

 

【“回蘇聯向斯大林匯報後，蘇共中央來電說，細菌戰是一場虛驚。周總理馬上找黃克誠總參謀長和洪學智副司令問，……當時，我國正派人在歐洲作反細菌戰宣傳，總理即下令撤回。之後我國再不提此事，但下麵並不知道。一些編書的人老要把美帝搞細菌戰寫進去。”】

 

 

 

這段話也不符合史實。我國政府、領導人並沒有“不再提此事”，而是一直譴責、抨擊美國細菌戰行徑的。現僅舉幾例：

 

 

 

1952年11月——1953年3月，我國組織了赴歐洲的反細菌戰展覽會。出發前，周總理接見其中專家組，作了指示。展覽團活動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後，並不存在中途被召回的記載[10]

 

 

 

1953年9月1日，毛澤東主席致電金日成並告中國停戰談判代表團團長李克農、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及戰俘管理處，指出：

 

 

 

【“目前拘留中的細菌戰俘經審問屬實者共二十五名。為在俘虜問題上取得主動起見，經再三研究，已決定將他們全部在九月五日遣返。但因美帝進行細菌戰事屬眾所周知，我們並曾發表美俘供詞加以證明，目前對此事應有一個交代……”[11]】

 

 

 

1953年9月12日 ，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講話，談到抗美援朝戰爭說：

 

 

 

【“我們方麵發生的問題，最初是能不能打，後來是能不能守，再後來是能不能保證給養，最後是能不能打破細菌戰。這四個問題一個接著一個，都解決了。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12]】

 

 

 

在同一會議上，彭德懷司令員作《關於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告》，其中說：

 

 

 

【“美國侵略軍違背人道，破壞國際公約，竟於一九五二年一月開始進行滅絕人性的細菌戰，但也被我們所徹底粉碎。”[13]】

 

 

 

從1952年9月16日，到1953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陸續發表了美俘關於實施細菌戰的供詞：奧尼爾、克尼斯（1952-9-16 ），許威布爾（1953—2--24，53—2-25），布萊（1953—2—26），愛文斯（1953-11-13），馬胡林（1953-11-14），奧斯本（1953-11-15），華倫（1953-11-16 ），薩夢遜、漢麥、史托爾、福恩斯（1953-11--17），克爾 、愛利斯（1953-11-18），瓦斯（1953-11-19），弗立克（1953-11-20），馬丁、耿諾、潘尼、魯利、勃魯克斯、郝慶斯、勒爾（1953-11-22）[14]。 

 

 

 

1953年12月6日，《周恩來外長譴責八屆聯大誣蔑朝中人民部隊的非法決議的聲明》之三：

 

 

 

【“在朝鮮戰爭中，肆意破壞國際法準則和人道標準的，恰恰就是美國侵略者自己。人們將永遠不會忘記：……是美國軍隊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領土上和中國東北境內進行了滅絕人性的細菌戰。”[15]】

 

 

 

1953年12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目前朝鮮的嚴重局勢》，其中說：

 

 

 

【“聯合國大會自甘放棄職責，……對於美國罄竹難書的虐殺戰俘和平民及進行細菌戰等罪行，竟然毫不加以譴責；……”[16]】

 

 

 

 可見，“之後我國再不提此事”的中央精神是不存在的，後來關於朝鮮戰爭的大量著作都記載、揭露美軍細菌戰的罪行，並不是“下麵編書人”不了解中央精神，而是遵照曆史事實。

 

 

 

附帶說明，《虛驚》附記還提到，比利時一教授文章稱，

 

 

 

【“俄國公布了前蘇聯檔案。蘇共中央1952年秋，同一天給毛澤東主席和金日成主席發了電報，稱美軍並未進行細菌戰，你們是一場虛驚”】

 

 

 

等等。

 

 

 

所指可能即1998年1月8日，日本《產經新聞》刊載的駐莫斯科記者內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收集的12份原“蘇共中央檔案抄件”。其主要內容是：1953年4月2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貝利亞，向蘇共中央提交一份備忘錄稱，在國家安全部的檔案中發現了一份，1952年3月蘇聯派到朝鮮的幾位官員向蘇聯國家安全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呈送的報告，指控蘇聯駐朝鮮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沒有得到蘇共中央批準的情況下，支持朝鮮方麵在“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到朝鮮前，偽造疫區，偽造了被傳染的人員，編織關於美國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證據。貝利亞認定，伊格納季耶夫蓄意扣押了這些報告，使得蘇聯被誤導而支持了中朝政府對美國細菌戰的指控，要求蘇共中央主席團做進一步調查。由此，蘇共中央先後對拉佐瓦耶夫、伊格納季耶夫等作出嚴厲處分；重新確定蘇聯政府關於美軍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官方立場，並將這一變化通知中國和朝鮮；而貝利亞則重新執掌國家安全部門的大權。

 

 

 

上述“抄件”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強烈關注，被西方一些人幾乎當做否定美軍細菌戰的有力證據。

 

 

 

然而認真分析這所謂“抄件”，其可信度卻值得懷疑。我國學者齊德學、曲愛國、孟濤等，都提出了有力的質疑。這些從俄國某學者個人手中輾轉抄來的“手抄件”，並非原始文獻，還是“摘抄”而不是全文照錄，其真實性從來沒有得到俄羅斯方麵的正式認可。甚至連美國《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在發表這一批抄件時也專門指出，在正式的檔案文獻公布前，這批文件的真實性將始終受到懷疑。而且，貝利亞提供這“備忘錄”之時，正值斯大林逝世後蘇共中央權力鬥爭激烈的時刻。貝利亞的舉動，使國家安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被開除出蘇共中央，貝利亞自己重掌安全部，但是20多天後，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又將貝利亞逮捕並處死，指責其以非法和非人道手段取證、製造一係列所謂的“反黨集團”冤案。伊格納季耶夫則作為“遭受貝利亞迫害的人員”之一，被恢複了蘇共中央委員資格。因此這些“抄件”的真實性更值得懷疑[17]。

 

 

 

這12份檔案抄件內容，到目前為止，也無法得到我國檔案文獻的證實。退一萬步說，即使如“抄件”指責朝鮮方麵對“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偽造了個別假證，和中國反細菌戰的決策也基本沒有關係[18]。因為我國反細菌戰決策是依據誌願軍戰士和東北地區群眾的發現而做出的，這些證據是永遠推不翻的。即使如“抄件”所顯示，1953年5月11日，蘇聯大使等向毛澤東、周恩來通報了蘇聯政府的意見，但毛主席當場就以外交語言策略地給駁了回去[19]。

 

 

 

參考文獻：

 

[1] 《堅持唯物史觀 曆史不容篡改 ——質疑<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見：抗美援朝紀念館網

 

[2]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編，《抗美援朝戰爭衛生工作總結  野戰內科  衛生防疫》,人民軍醫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179頁

 

[3]朱文運等編，《戰地回憶 上》,  遵義市文聯,2001年4月,第368頁

 

[4]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湖南省南泥灣精神研究會編，《為和平而戰：紀念抗美援朝50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54——355頁

 

[5]《上海檔案》 2001年第2期

 

[6]《誌願軍一日》（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132頁

 

[7]《朝鮮戰場反細菌戰親曆記》，《江淮文史》2010年第4期

 

[8]《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報告書》（1952年9月16日），243-245頁

 

[9] 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關於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撒布細菌罪行調查報告書》（1952年4月25日），見《中美關係資料匯編  第二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793頁

 

[10]裘維蕃《歲月散記》，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93.10，74—82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12,第156-157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思想年編  一九二一-一九七五》,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06,第757頁

 

[13]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09月第1版,第442頁

 

[14]《中美關係資料匯編  第二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09月第1版,第1131頁

 

[15]《朝鮮問題文件匯編  第二集  自1953年7月至1958年7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02月第1版,第146頁

 

[16]《人民日報社論全集  民國經濟恢複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1949年10月-1956年09月》 ，人民日報出版社,2013.09,第719頁

 

[17]齊德學《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反細菌戰是中國方麵的造假宣傳嗎? 》，《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8]曲愛國《是美軍的罪行還是中朝方麵的“謊言”———關於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鬥爭的曆史考察》，《軍事曆史》2008年第2期

 

[19]沈誌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  中蘇關係  第四卷1951.9—1954.1》,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01,第3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