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農：我父親陳伯達的最後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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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各界》雜誌2005年第5期

作者：陳曉農

原題：我父親陳伯達的最後八年

事情先要追溯到1981年6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這篇決議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時，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的名字，卻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字。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時的檔案並進行了許多調查後，鑒於了解到的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情況，所做的一個決定，即不在這份正式的曆史性文件中對陳進行評價。

曆史問題決議通過後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兩位工作人員到公安部管轄的複興醫院犯人病房探視了陳伯達，向他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這幾年陳寫的東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為自己辯解的，以後不要再在細節問題上糾纏了。對於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數他是不知道的，這些情況中央是了解的。他過去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與那幾個人是不同的。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個月後的一天，筆者正在石家莊製藥廠針劑車間揮汗做工，廠傳達室轉來一封北京來信。信中轉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親的近況，希望我盡早到京商量父親的治療問題。讀罷信，我對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廠請好假，並開具了探監的介紹信，隨即搭車北上。

探監在當時實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監是在1979年12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時間我對父親的下落一無所知，用工廠同事的話說：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監是1980年5月初，第三次是父親判刑之後不久，即1981年3月。幾次探監，其間種種詳情，在此不能備述。這一次該是第四次探監了。

我於8月5日到達北京，8月6日一早就趕到了複興醫院，監管幹部卻告訴我，陳伯達已於昨日出去了，現在住進一家大醫院，已不歸他們管了，歸北京市公安局管。我當即按照他們給的電話號碼與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長取得了聯係，隨後按他的指點到北京友誼醫院做了探視。

父親住在友誼醫院幹部病房二樓頂西頭一間，房子不大但很潔淨涼爽，通走廊處有帶浴盆的衛生間，下午定時供應熱水。父親自病後已幾年沒洗過澡，現在有了條件，就痛快地洗了個澡。總之，無論是居住條件，還是夥食，與複興醫院的犯人病房比起來，差別是非常明顯的。當時公安局安排科員蕭清河和一位姓趙的同誌輪流照顧他。

在我探視陳伯達期間，公安局王申科長與我商議了治療、護理等事項，至於以後怎樣安排，一時還定不下來。幾天後，我又回到石家莊上班。醫院本非久住之地。兩個月後，友誼醫院就催陳伯達出院。陳家早已沒有了住處，家庭成員都四散各地，公安局隻得尋找一新的安家處所，考慮到陳伯達腰腿有病，開始還想找平房，但平房實不易找，當時已經天寒，而有暖氣的平房更不易找，幾經周折，最後還是把家安在東郊新居民區一幢六層樓的頂層。

根椐中央的有關條文，在征得我母親餘文菲（已於1948年與父親離婚）的讚同並對她的生活作了安排之後，1981年底我離開了已做工14年的工廠，告別了在我極端困難時曾給予我生活勇氣和諸多幫助的同車間工友，攜妻帶子，遷來北京，照料已是風燭殘年的父親。

1981年11月16日，我同陳伯達以前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一起，由公安局王申、蕭清河等人陪同，乘一輛麵包車，到中南海西苑門內中央警衛局一庫房領取了上麵發還的陳伯達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這些東西有些還能湊合著用，有些則已破損不堪，隻能當廢品賣掉。

衣物中除了夾有兩本袖珍本《毛澤東選集》和幾冊《毛主席語錄》外，陳伯達過去花費大部分工資和稿費（陳隻使用建國初期的稿費，1958年以後的稿費都已捐給科學院圖書館）購買的書籍卻一本也沒有。陳平生購買的書籍，以學術書為主，古籍碑帖也較多。碑帖為當世所輕，雖稱文物，卻少有問津者，陳懼碑學衰亡，故留心搜集。字畫等物陳也少量買過一些。統共算來，陳的文物與他昔日學生田家英的一千五百多件真偽藏品相比，無論數量或價值，都隻是田的零頭。

陳伯達保外就醫後，每天都要讀書寫作，由於過去的書籍去向不明，書的來源就成了一個問題。他先托熟悉的同誌從有關部門借了一部分書，又從當時每月100元的生活費中節省近三分之一出來，用於重新購書並訂閱一些報刊。直到1983年2月，他的生活費增加為每月200元，購書用錢始覺稍寬鬆一些。

陳伯達保外以後寫作的文稿，研究經濟問題的部分占有較大的比例。他最初寫的供有關部門研究的建議，大致有三個方麵：

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論證在迅速發展的世界新技術潮流中，電子技術起著舉足輕重的主導性的作用，其發展水平的高低不僅對各個工業領域的技術水平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響，建議國家對此予以充分重視，加速發展和普及電子技術，改造原有企業的陳舊技術；

二是建議縮短工時，將八小時工作製改為六小時，或每周工作六天改為工作五天，這樣做的好處不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時間、擴大社會就業麵，而且主要是可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術水平提供必要的學習時間，以適應工業新技術的發展；

三是建議發展中小城市和鄉鎮企業（當時是叫社隊企業），限製大城市的過度膨脹，縮小工農差別，減少工業汙染。

在哲學方麵，陳伯達1982年寫了《黑格爾反對絕對化》《科學·假設·實踐》《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上的頓漸兩派》。另外，他還寫了些文學評論文章，最初的幾篇是《〈石頭記〉裏的一段公案》《讀〈儒林外史〉雜記》《求知難———記讀〈西遊記〉》等。

陳伯達在保外就醫的初期，有一條與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聯係的渠道。他寫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喬木和書記處政治研究室。胡耀邦並多次對他的寫作有過具體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曆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些可以對後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但陳伯達認為當時研究經濟問題更迫切，就沒有及時采納這一建議。

陳伯達還對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寫點回憶錄，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議，表示不以為然。他說：“有比寫回憶錄更重要的事。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費時間，也不能不顧大局。有許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應當關心的，不是個人的名譽，而是國家今後的發展。”

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陳伯達與中央聯係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後不複存在。

1981年下半年，中央對陳伯達實行與四人幫有區別的政策的落實情況，曾在高層領導閱讀的內部簡報上通報過。作為實行這一政策的推動者之一的周揚，對陳的情況十分關注。眾所周知，周揚是文革時最早被打倒、受衝擊最大的人，而陳也曾在公眾場合講過批判周揚的話。為什麽周揚會力主對陳實行有區別的政策呢？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曆史檔案可能不再封存，許多被一時的表麵現象所遮蔽的真相有可能昭示於世，到時人們將是會理解的。在此，筆者隻談史實，而不加以解釋。

盡管實行了有區別的政策，陳伯達晚年仍基本處於與外界隔絕或半隔絕的狀況。凡要求與他相見的人都要經過公安部門的批準。隻有兩位他過去的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獲準可以經常探望，而王文耀在五十年代曾在周揚處工作過，與周很熟悉。

1982年4月22日，記得是個星期四，離五一勞動節放假隻有一周了，王保春和王文耀於傍晚時分來探望陳伯達。王文耀談到，他最近剛去看過周揚，周揚說願與陳見見麵，但周本人並不方便提這個問題。便由陳伯達向他提出：希望見見周揚，請公安局向上級請示，如果允許相見，見麵的時間、地點請公安局安排。當天公安局方麵答複說：經過請示聯係，同意相見，當晚七點在周揚家裏見麵。這一天，即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在陳伯達晚年的清冷生活中，無疑是重要的一天。傍晚六點半左右由公安局蕭鍵和老嶽兩人陪同，乘坐警員高英魁駕駛的轎車前往西單西絨線胡同附近周揚家中赴約。

按照公安人員的意見，我未能陪同父親前去，隻好坐在家中靜等。原估計談兩個多小時也就差不多了，因為周陳兩位都已上了年紀，談話過久會很疲勞。但時間過了十點，外麵已是夜深人靜，卻仍不見父親回來，我不免有些著急。一直等到晚上十一點一刻，父親才終於回來，因時間已太晚，父親沒能多談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父親起床比平時稍晚，吃完早餐，他跟我講了與周揚晤談的詳情。他說，周揚住的地方原是黃炎培先生的舊宅，是個比較大的四合院；晤談是在會客室進行的，參加的共有四個人，除了他和周揚外，還有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和周揚的秘書譚小邢；同去的公安人員沒有在場，他們在另一間房子休息。

陳伯達向我講述的他與周揚談話的內容，我曾簡要記下一些。

陳伯達對周揚談到做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時說，周總理找我談話三次，要我當組長，我都拒絕了。最後周總理說：“你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他這樣說，我無法再推辭，隻好當了。至於排第四位，開始調整常委的名單就是把我排在周總理後麵，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說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樣前麵。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最後一位的陶鑄同誌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麵，對我說：“你看這樣行了吧？”打倒陶鑄同誌是後來的事。

對於監獄中有所優待，陳伯達說，我自己以為優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時救過毛主席。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裏，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牆，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本來從沒有對別人說過。1971年逮捕我，我在監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後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待……

陳伯達告訴周揚：“我垮台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衝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我沒有提過林彪當國家主席，我隻提過請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五一節過後，市公安局安排了陳伯達十多年來的第一次春遊，這使他在長期與世隔絕之後，有了一次重新置身於稠人廣眾之中的機會。春遊的地點是北京西郊香山。但令我和父親都感到缺憾的是，公安局沒有讓我陪他一起去。從此我也明白了，除了陪父親去醫院治病外，他的外出性活動，我都是不能參加的。

盡管如此，陳伯達春遊時的興致還是很高的。那天恰好氣溫宜人，天空薄雲舒卷，郊外惠風和暢。公安局的蕭清河講到，老人邊走邊歇地爬上了香山“鬼見愁”的半山腰，途中還遇到一位熱心的遊客過來閑聊，當遊客聽說他已經78歲了，還豎起大拇指以示稱讚。

總之，1982年是陳伯達自倒台以來情緒最好的一年，也是他寫作精力最旺盛的一年，幾乎平均不到一個月就有一篇文稿完成。他的幾篇涉及文學問題的稿子亦如願被送交周揚閱讀———這些我們都是事後才知道的。

光陰荏苒，轉眼已是初冬。記得是11月的一天，王保春和王文耀又來探望陳伯達。他們剛剛落座，尚未寒暄，王文耀即從提包裏抽出一本三十二開本的印刷品，遞給了陳。原來這是一本十月十日出版的當年第十期《讀書》雜誌，裏麵刊登了陳5月22日寫就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求知難》，原文的副標題“記讀《西遊記》”沒有印出，作者署名“紀訓”，這個筆名倒是原來就寫在稿子上的。

陳伯達曾談到，在獄中寫不涉及現時政治的學術文章而得到發表，在世界很多國家並不鮮見；解放前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判了刑，當然也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陳獨秀在獄中寫的《實庵字說》《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東方雜誌》發表。

1983年9月初，一夜寒風過後，陳伯達腿疼驟然加劇，一時幾乎完全不能走路，無奈，隻得向公安局請求聯係住院。那時聯係住院，須層層報批，手續繁雜，往往要等候很多日子。陳伯達感到身體日衰，想趁等候的時間與周揚再次晤談，即請求公安局給予安排。幾天後，公安局答複：周揚同意見麵，但現在醫院也聯係好了，他們的意見是先治病，待出院後再與周相見。陳伯達同意了。

很快，陳伯達被安排住進了位於北郊的解放軍二六二醫院。

10月下旬，報上開始點名批評周揚在5月份發表的有關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講話。在此之前，雖然理論界對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基本是在學術範圍內以討論的方式進行爭論的，而現在上綱為否定社會主義。

陳伯達感到很突然，他想到周揚的為難處境，他甚至懷疑是不是由於他與周揚的來往而連累了周揚，於是托人捎口信給周揚：為避免給周帶來困難，建議將再次見麵的時間無限期推移。周揚表示同意。半個多月後父親出院了，但不久周揚就病倒了。

1984年秋，陳伯達本人也因薄一波在大連突如其來的講話帶來的衝擊，健康狀況變壞，住進衛戍區二九二醫院。從此，周、陳兩人都處於新的困境之中。雖然困境的性質和程度並不相同，雖然他們此時的地位畢竟極為懸殊，但他們似乎忘了這些，仍常托人互致問候。

當陳伯達得知周揚已基本處於長期昏迷狀態時，他很難過，特地托與周揚相熟的王文耀向蘇靈揚轉達他的關切。蘇靈揚心情很不平靜地說：“他自己也很困難，還來關心我們。前幾年不是情況好一些嗎？怎麽現在又變成這樣？”在場的人都對這種現象說了幾句牢騷話。

陳伯達曾對我談到：“陳獨秀被審判時，他早年留日時的同學章士釗出庭為他辯護，章士釗在當時名聲很大，敢於為國民黨的敵人陳獨秀辯護，是很不容易的。後來陳獨秀坐牢，胡適等還到獄中看他。現在革命勝利了，一個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所以，我們要感謝周揚，還有幾位發表我的文章的同誌。”歲月留給陳伯達與周揚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1988年9月27日，陳伯達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瀦留住進朝陽醫院治療，十月中旬，醫院因保守療法無效，決定手術治療。正在手術的準備過程中，陳伯達服刑18年期滿的日子———10月17日到了，公安部決定在病房內舉行一個簡單的釋放儀式。

10月17日上午，陳伯達在單人病房裏吃罷早飯，坐在沙發上等候。另一沙發空著，留給公安部的領導。我坐到沙發對麵的病床上。八點多鍾，走廊裏傳來了許多人走動的聲音，但他們沒有進病房，都走進斜對麵一間空著的屋子去了。曲大夫進來照例查了病房，說：“他們好像已經來了，別著急，得等一會兒。”

過了半個多小時，不見動靜。陳伯達有些不耐煩，說：“我都85歲了，人都關到這個時候，不知道還要搞什麽名堂，實在沒有什麽意思。”我勸慰了他幾句。

又過了一會兒，進來幾個穿便服的年輕人，要支錄像機。因屋子太小，選支放點很費事，最後不得不把輸液架挪走，才在床腳前支放好了。我對其中一人說：“能不能請他們快一些來，老人的病不輕，這樣老等著，他精力堅持不了。”年輕人猶豫了一下，答應去催一催。九點四十分左右，一位瘦高個子的公安部領導人在蕭鍵和醫院王浩書記的陪同下姍姍來遲。還有幾個不認識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過來。

病房內不到十平方米。除那位領導坐在沙發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有的人隻好坐到敞開的門外麵。

一位剛才來過的年輕人站在我旁邊，拿起照相機對著老人要照相，老人連連擺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什麽好照的！”年輕人有些尷尬，但還是趁老人不注意時照了兩張。那個錄像機沒有聲音，老人倒沒在意。

蕭鍵先說了一句：“這位是公安部於副部長（過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就是自九大之後連任多屆中央委員的於桑），請他講話。”於副部長麵對陳伯達開了腔：“今天嘛，你的18年刑期就滿了，以後我們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館，由他們負責了。還有個附加刑5年，也都由下麵的單位去執行了。生活待遇不變，考慮到物價因素，再加50元，每月250元。怎麽樣，老陳，有什麽要說的？”“附加刑5年”幾個字說得很重，“釋放”一詞卻不曾言及。於副部長話音一落，陳伯達的話脫口而出：“剛才你說什麽？還要加刑5年是吧？我說，再加刑8年、10年、100年，都可以，隨便加多少！”於副部長有點尷尬：“老陳，今天應該是你高興的日子。”陳伯達道：“我今年85歲了，又得了這樣的病，已經是快要死的人了，有什麽可高興的？還要搞5年，我是不可能再活5年的。”

蕭鍵一看談話陷入僵局，不知如何是好，手裏擺弄著一張釋放證明。我問了句：“寫的什麽？”蕭鍵說：“嗨，什麽也沒有。”我接過來一看，上麵確實隻寫著釋放日期，並沒有提到附加刑，看來於副部長是故意要強調一下附加刑的，他絲毫不考慮一個垂暮老人的心境。這個老人無疑是當時中國最年邁的犯人。

陳伯達瞥了一眼釋放證明，抬起了頭，凝重地說道：“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經曆了多少艱難曲折呀！我個人是很渺小的人，怎麽處理都沒有關係。我不過是一隻螞蟻，誰要踩都可以，什麽時候踩死都可以，沒有關係，聽天由命就是了。”於副部長道：“不是講唯物主義嘛，怎麽你還相信天，相信命？”陳伯達抬起右手向上一指，答道：“天就是黨。聽天由命就是聽黨由命。”於副部長：“哦，是聽黨由命。”

陳伯達略喘了口氣，又說道：“我隻說一件事。1948年在阜平的時候，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我聽到飛機響，拚命跑，拚命跑。到了毛主席那裏，跟他說，飛機就在頭頂，要趕快走，趕快走。我看著毛主席他們走到安全的地方，才離開。飛機炸彈劈劈啪啪落了下來……”我聽到這裏，心頭一酸，實在忍受不住，失聲大哭了起來。室內一片肅穆的氣氛，持續了好幾分鍾。我擦幹眼淚，說了兩句希望。

蕭鍵談了將陳伯達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館的情況，並站起來介紹了北京市文史館的書記兼副館長徐世正、辦公室主任範國慧等。徐世正代表文史館講了簡短的話。儀式結束後，公安局搞錄像的兩個工作人員過來和我握手，一邊說：“對不起，我們不了解情況。”

時間進入了1989年。“何堪老淚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時。”1989年7月31日，周揚同誌與世長辭。8月，陳伯達用已不聽使喚的手寫下了挽詞：“創延安魯藝，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揚同誌仲晦 1989年8月”。周揚親屬收到挽詞後，立刻寫了回信。

一個多月後的9月20日，陳伯達溘然離世，領導部門通知：後事悄悄處理。仍有數十位了解陳伯達的人聞訊後自動趕赴殯儀館向遺體告別。在哀樂聲中，人們的淚水奪眶而出，哭泣之聲驚動了室外過往的人們。據說，這種場景是近些年很少有的。而幾位從家鄉專程赴京的親戚因當年的特殊情況，在天津遇阻，隻得半途返回。北京市文史館的書記、副館長、辦公室人員，北京市公安局的幾位幹部，朝陽醫院的醫生，中新社和香港大公報的記者，也參加了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北京市文史館作為唯一的官方機構，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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