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4）

我的文革（54）

 

 最先對前階段運動提出責疑的，是幾個運動初期被人貼了大字報但自認沒有嚴重問題的人。鬱健沅，三十五、六歲年紀，白淨麵皮，文質彬彬，一九五七年從山西醫學院畢業分配來我們單位，是我們單位第一個由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一直在防疫組工作。前階段運動中有人貼他大字報說他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對此， 他在談學習心得時提出了責問。他先一字一頓、十分激動、也十分鄭重地讀了“十六條”中一句話：“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然後問道：“什麽樣的人可以稱‘學閥’？什麽樣的人才是‘權威’？翦伯讚是全國有名的曆史學家，著作等身，報紙上稱他是反動‘學閥’、‘權威’。像我們這樣一個普通的大學畢業生，在一個縣級的衛生單位工作，夠不夠得上‘學閥’、‘權威’的資格？如果像我們這些普通的大學畢業生都可稱‘權威’，那麽還有什麽權威？”

還有一個叫邵瀚明，他因為說話饒舌，喜歡用一句口頭禪開頭：“我不管它是馬列主義還是牛列主義”，然後再說他的意見。結果前階段文革中被人貼大字報，說他誣蔑馬列主義，將馬列主義庸俗化。他是學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據“四清”時單位內另一些“老血幹”描述他解放初剛來單位報到時的形象：一個黑瘦的青年，二十五六的年紀卻留著老氣的寸頭，穿一件藍布長衫，肩上背了一隻二胡。 “四清”時我聽他拉過幾次二胡，知道他拉得並不好。因此他在我腦中留下的形象是一個有點我行我素，因而有點不合時宜的人。這時候他也出來替自己辯解，說他說“馬列主義牛列主義”雲雲，隻是他的說話習慣，十多年了，平時沒有注意，也沒有意識到這樣說有什麽問題。自從同誌們提出這個問題以後自己想了一下，這樣說話可能有措辭不當的地方，但決沒有誣蔑馬列主義的意思。對這些責問或辯解，小組內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實際是認可了。尤其邵瀚明在為他的“馬列主義，牛列主義”辯解時又重複說了好多遍，引得很多人還笑了起來。

在鬱健沅和邵瀚明他們發言後我也發言了。我對自己沒有什麽要辯解的，我發言是想替楊桃源辯解。對這件事我事先反複想過，要怎麽說才好。因為這件事比較棘手。楊桃源說的這句話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下，確實是公認錯誤的話。所以若要說這句話不錯，那是絕對得不到大家認可的；若處理不當，我自己也有成為替“反革命”翻案的危險。這樣，非但楊桃源的問題得不到寬解，反而將自己也陷了進去。我的目的是，若能將楊桃源問題的性質，從“惡毒攻擊”緩解為一般言論錯誤，那就十分成功了。我的策略是不直接提楊桃源這件事，而是從前階段整個運動是否正確來發問。因為如果能肯定前階段運動錯了或不完全正確，則前階段受到運動衝擊的人就有機會得到平反，楊桃源的問題自然也可以拿出來重新考量。於是我在小組會上幾次發言說：“‘十六條’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特別提到了‘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而我們單位前階段的運動，被揭發、批判的都是群眾。這樣做法，是不是在運動重點的掌握上有偏差？”我又說：“‘十六條’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十六條’要求我們‘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我認為現在我們就應該理論聯係實際，以“十六條”的精神來檢查我們單位前階段的運動，看看是否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

由於我不像鬱健沅、邵瀚明那樣提的都是單個人具體的事情；我所提的問題是質疑前階段運動正確與否，這首先牽涉到黨支部對運動領導是否正確的問題，其次也有要求平反所有前階段被整群眾的意思，實際是要推翻前階段運動。這可能觸及了黨支部的底線。因此我的發言雖然也獲得幾個同事支持，但站領導馬上就緊張起來了。黨支部的壓力也隨之而來。小組內的幾個黨團員也以談學習心得的方式，否定我的責疑。本來，發言大家都是坐著說的，那天小組長連燊德特地從座位上站起來，以他一貫的、笑嘻嘻卻綿裏藏刀的姿態對大家說：大家學習了幾天“十六條”，並用“十六條”精神來對照我們單位前階段的運動，這很好，說明大家都積極投入了運動，並且做到了理論聯係實際。就我個人認為：我們單位前階段運動或許是有這樣那樣的一些小問題，但是整個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成績也是巨大的。特別是揭發出了一些惡毒攻擊的言論，證明了階級鬥爭無處不在，證明了毛主席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時、非常有必要的。至於有些群眾在貼大字報的時候，批判上綱上線可能說了一些過頭話，這不太好。但是我想大家也是能理解的，既然是群眾運動嘛，我們也不能要求過高。對於黨支部來說，還要注意愛護群眾革命積極性的問題，不能對群眾的革命熱情潑冷水。大家說是不是？而且，前階段運動所有大字報都是群眾自發貼的，黨組織、團組織一張也沒有貼。據我所知全站黨員也沒有貼過群眾一張大字報，所以不存在黨支部整群眾的問題。再說，即使是被貼了大字報的人，群眾貼管貼，最後還要組織定性，現在組織上不是還沒有最後定性嘛！所以，前階段被貼了大字報的同誌也不要太斤斤計較人家說了些什麽。毛主席說，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我希望大家對黨支部也要相信，相信黨支部是執行黨的政策的。連燊德是血防站化驗室負責人，黨員，好像還兼著黨支部辦公室秘書那樣的職務，一張嘴是很會說話的。顯然，他這番話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黨支部的表態。連燊德說話以後，其餘幾個黨團員骨幹也紛紛重複連的意思。總之，他們絕不承認前階段運動大方向錯了，而且把揭發群眾的責任都推到了揭發者身上。

我明白，連燊德這番話更大程度上是對我說的，黨支部這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楊桃源是我揭發的。我要為楊桃源翻案，就要先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是我能說當初我揭發楊桃源錯了？說揭發錯了，不應揭發，那我不就與楊桃源“同流合汙”了嗎？不能不說這的確是黨支部對我反擊的一記高招。但是， “十六條”精神擺在那裏，大家都在學，不能說群眾的理解都是錯的，隻有你們黨團員幹部的理解是正確的。而且，要求否定前階段運動的不僅是楊桃源或我幾個人的要求，而是站裏大部分人的共識，也是當時社會的大趨勢。因此連燊德的這番話並沒有得到大家讚同。

不過，盡管連燊德的話大家並不以為然，但大家也明白他的話是代表血防站黨支部說的。在當時情形下大家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反駁連燊德。怎麽辦呢？因為鬱健沅前不久提到過“權威”問題，而那時《解放日報》上也正巧有一篇詆毀“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報道，於是大家就借題發揮來表達對連燊德和黨支部的不滿。這篇報道是這樣說的：說近日上海市幾所高等學校的革命師生聯合組織了一次對所謂“學者”“權威”的考試，結果這些平日在人們麵前裝作學問高深的“權威”，很多在考試麵前露了原形。報道中舉了幾個例子，其中一個是考一個“醫學權威”。學生們要他為小孩做靜脈注射，那個“權威”找了好久也找不到小孩的靜脈，急得滿頭大汗，而小孩則哇哇大哭。最後這個“權威”隻好放棄，換了一個中年護士來，一下子就找到靜脈，注射成功。還有一個例子是考一個大學數學教授解一道中學的數學題。結果這個號稱專門研究什麽數學理論的大教授解了好久沒有解開，而同時開始解題的一個中學生很快就把題解開了。報紙的結論說，這些所謂的“學者”、“權威”，其實有很多是空有其表的“繡花枕頭”，是上不得真戰場的 “銀樣蠟槍頭”。他們平日裝得學術高深的樣子，其實都是為了騙人、唬人的。大家千萬不要迷信他們。報道最後說這次考試大長了無產階級誌氣，大滅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威風，證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勝利雲雲。報紙在這個時候還刊登這樣的文章，顯然是在為市委、乃至中央領導的前階段的運動沒有錯辯護。

這篇報道出來時我們單位很多人看了就不以為然，就已經私下議論過。因為醫院的情況我們也清楚：一般大醫院曆來醫生、護士職責分開，平時醫生不管打針，小孩的靜脈又特別細，做這種事醫生不及護士熟練並不奇怪，但不能因此說醫生的本領都是假的。醫生打針即使不熟練，但不會一點也做不來；反之，叫護士去做醫生的工作，她們做得了嗎？當然，權威也不一定樣樣都能，有錯誤可以批判，但不要用這種低智商的手段去故意詆毀他們。這時候，有人就重拾這個話題，在學習討論時半真半假地說：“假如叫人民醫院的曹鳳崗去和江韶鳳比打靜脈針，看看哪個更熟練？我看曹鳳崗也不一定比得過江韶鳳的。”（曹鳳崗是原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中山醫院心內科主任，全國心髒病學權威陶壽淇的高足。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前夕，帶領上海由各大醫院抽調的一批“種子醫生”到新擴建的青浦人民醫院，以加強該院各科的醫務力量，任副院長、內科主任。因曹醫術高明，來後不久就成大家心目中的大醫生。江韶鳳則是我們單位員工王逸鵬的夫人，五十年代初參加政府工作，經短期訓練分到青浦，先在血防站，後轉到人民醫院擔任護士工作。江在血防站工作時因治療血吸蟲病人需靜脈注射酒石酸銻鉀，因此打靜脈針技術熟練。但江文化程度不高，大約隻有小學程度，除打針技術外，其他醫療知識懂的不多。）於是大家都笑著附和說：“那倒是真的。比打靜脈針，曹鳳崗很可能是比不過江韶鳳的！”但曹鳳崗這個權威是不是假的？是不是就真不如江韶鳳了？凡腦子正常的當然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大家用這種方式表達對《解放日報》詆毀權威的觀點不滿，同時也暗示了大家不讚同連燊德的言論。這種表達方式雖然比較隱晦曲折，但在場的人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