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0）

我的文革（50）

 

（十七）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崇毛熱

 

關於“崇毛熱”的問題，真正追溯起來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時代。中共執政後，對毛澤東的美化、神化也一直不遺餘力。我記得我很小時候就看到家中牆壁上貼著一張毛澤東像，兩邊的對聯是“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所以“崇毛”之風由來已久。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林彪在軍隊率先掀起崇毛的新浪潮。這波浪潮一直延續到文革。林彪在軍隊掀起崇毛熱潮，我推測與毛澤東在“大躍進”失敗後受到一連串挫折有關。尤其是一九六〇年底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被劉少奇、鄧小平為主的中央常委集體決定因身體不好“休息”，中央工作由劉少奇主持。接著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又受到大會清算的威脅：劉少奇在大會上公開否定毛澤東對“大躍進”的定性，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比的說法，指出造成當前全國大饑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彭真發言要毛澤東檢討，說“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毛澤東被逼做了檢查。所以這個時候毛澤東的權力地位已經岌岌可危。而林彪在此時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是為了鞏固毛澤東的權力地位。一九六五年初毛澤東在與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特別提到了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問題自一九五六年斯大林被批判後就成了共產世界政治人物一個不敢觸碰的負麵問題。但毛澤東毫不忌諱地對斯諾說：“赫魯曉夫先生垮了台，大概是因為他完全沒有個人崇拜。”他還承認他“有些個人崇拜，但需要更多一點的個人崇拜。”（見《漫長的革命》（增譯本）P73、74，埃德加·斯諾著，陳雲翩譯，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六月初版，一九七七年五月增譯本第二次印刷。）

很多人認為，“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就有了打倒劉少奇的想法。我同意這個看法。從那時開始毛澤東突然升高對“蘇修”批判的火力，從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開始，到發表“九評”與蘇共公開論戰，“反修”的大塊文章一篇接一篇發表，毛澤東儼然以國際“反修”主帥的姿態出現在國際國內政壇。我認為毛這種舉動，既有與蘇共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意圖，同時也是一種“曲線保權”的做法：當他成為國際“反修”的主帥並綁架全黨參與“反修”以後，他在黨內的權力地位很自然地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鞏固。而當打向“蘇修”的回力鏢轉回國內時，劉少奇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成了回力鏢打擊的目標。

不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還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因為要實現文革那“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目標，要各級黨政官員在文革運動中將鬥爭矛頭對準他們自己，這涉及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因而必然會遇到許許多多一時還無法估計的阻力。毛澤東十分清楚 “七千人大會”後他在全黨高中級幹部中的形象，也清楚這個黨畢竟已有幾十年的曆史，並且已經執政了十多年，整個體係中的官員派係林立，盤根錯節，他們分布在黨、政、軍各界，牽一發而動全身。他雖為全黨、全軍的最高領袖，但麵對這個龐然大物，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因此他在文革發動之初對妻子江青說，一旦文革失敗了，要準備殺頭、坐牢，確是他的心裏話。現在大戰在即，毛澤東覺得自己的權威還是不夠。他需要得到更廣泛的人民大眾對他有更強力的崇拜，以便在麵對各級共產黨官僚的反抗時，他有足夠的力量來擊垮他們。於是一場新的造神運動就應需而生。

文革中的造神運動，如果不算之前那些零敲碎打的行為，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四年中有過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在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至該年年尾，第二個高潮在一九六九年中共召開“九大”的前後。“九大”以後毛澤東與林彪的矛盾開始激化，為了打擊林，毛以“釜底抽薪”之法主動“降溫”。但“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本人也隨著林彪的“折戟沉沙”而跌落了神壇。於是這這之後才有“四·五天安門事件”發生，然後又有“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可能。如果林彪不與毛澤東決裂，如果林彪順利接上了毛澤東的班並繼續維護毛澤東的權威，以上這些事情恐怕不會發生。

文革中這兩個崇毛高潮的興起和後來的衰落，我都是親曆者。這裏我先說一下第一個高潮中發生的一些事情，以及我的一些感受。

首先是八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人民的大喜事》，公布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決定。我在前麵說過，新華書店從一九六六年五月開始大量供應毛澤東的著作，但都是單篇文章的單行本，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還沒有。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就大堆大堆地堆在書店櫃枱上，任憑群眾購買。這對崇毛熱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新華書店門口還貼出一張告示，說過去由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阻撓，不準印刷出版《毛澤東選集》，剝奪廣大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權利。現在文化大革命揪出了這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毛主席著作也得到了解放。把學習毛澤東著作好像是出於廣大人民群眾自覺的要求。當時，我們單位幾乎人人都去買了一套。買《毛選》，究竟是為了學習還是為了趕時髦，還是要以此來表明自己是忠於毛澤東的？當時我沒細想，而是覺得大家都在買，我也應該去買一套，不然就跟不上形勢。後來想想，感覺這幾種原因都有，而且主要是為了趕時髦，隨大流。因為之前我買過好多單行本，買的時候確有學習的想法，但買了後大多都放著沒有讀。這次買了《毛選》也一樣。這是我個人擁有的第一套《毛澤東選集》。全套四本合起來售價人民幣二元八角，以我過去買其他書籍的經驗，估計政府是要貼錢的。不久，單位又每人發了一套。因此我一個人就擁有兩套。單位發《毛選》那時也成為風氣，舉凡表揚先進分子，召開什麽大會，獎品就是《毛選》。所以那時候每個有工作的人有二、三套、甚至三、四套《毛澤東選集》都很正常。至於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語錄》也至少有好幾本。據我觀察，《毛選》因了這麽多，真正看的人少之又少，倒是《毛主席語錄》讀的機會多，那時每天“早請示，晚匯報”都要都幾條語錄，開會時要讀，寫文章和會議發言時也都要引用幾句。

八月八日晚，中共通過全國新聞聯播網公布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由於中共事先沒有透露召開全會的任何消息，很多人聽到這個消息不免感到一些突然。但是，由於開會的地點是在北京，而且還有部分學校的紅衛兵和學生代表列席了會議，因此北京人多少還是知道一點動靜的。“十六條”一公布，北京就有許多民眾湧向中共中央所在地新華門和國務院報喜。因為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革命路線勝利的具體成果。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則迅即成立接待站接待前來報喜的群眾。

十一日那天，全國各大報刊突然又刊登了十日晚上毛澤東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接見群眾的消息。各報都以頭版頭條位置，用套紅大字印刷的標題，突出地報道了該新聞的主題：“毛澤東向在場的群眾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新華社記者以極具煽動性的文字報道當時的盛況說：“毛主席在群眾熱烈歡呼聲中，走上接待站的講台。……這時，多少顆火熱的心在激烈跳動，多少雙眼睛閃著感動的淚花，多少雙手一齊向毛主席伸了過來。毛主席在講台上，從這邊走到那邊，伸出雙手，和簇擁在前麵的人們緊緊相握。毛主席和一些同誌談了話，還向周圍歡呼的群眾問好。他說：‘同誌們好！同誌們好！’毛主席離開接待站的時候，一再向歡騰的群眾招手。毛主席離開後，前來賀喜和送交決心書的人們，還是激動得不願走。許多站在後麵的人擁到前麵，和握過毛主席手的人緊握。”據報紙後續的一些報道說，這些與毛澤東握過手的人，以及與握過毛澤東手的人握手的人，回去後幾天都不肯洗手，怕洗去手上留下的毛澤東的“餘溫”。

這樣的報道，與其說是在報道新聞，毋寧說是在塑造人民領袖與人民心連心的形象；與其說是在報道群眾賀喜的場麵，毋寧說是在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而毛澤東說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這句話，經中共媒體傳播以後也立即成了毛氏文革（以有別於之前的劉氏文革）的最高動員令。

八月十二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發表後，青浦縣委緊隨北京和上海市委的榜樣，立即組織各單位群眾上街遊行慶祝。縣委大門口也設了一個接待站，專門接待前來報喜和表決心的群眾。那裏鑼鼓喧天，紅旗招展，報喜隊伍接連不斷。我們單位群眾在站領導率領下自然也去報了喜。晚飯後，我與站裏的幾個同事再到縣委接待站看熱鬧，隻見那裏燈光照耀如白晝，依舊是人潮洶湧，仿佛黨的大喜事也就是人民的大喜事。麵對此情此景，我也是熱血沸騰，總想做點什麽來表達自己對文革的擁護。

第二天早上我和站裏另一個青年沈存德商量後，想也去上海市委送一份《決心書》。在征得黨支部書記張宜同意後，我以全站職工名義起草了一份“決心書”草稿，交張宜審閱同意後用毛筆在大紅紙上謄寫好，再用半張大紅紙做成一個大信封封好，然後與沈存德各騎一輛站裏的自行車向上海進發。記得那天天有些陰，風很大，車子又是站裏的老公車，騎著感覺很吃力。好不容易來到延安西路的市委接待站，門口也是人頭濟濟，估計沒有上千也有好幾百，近門口幾十公尺範圍的大半條延安西路上全是人，車輛隻能靠一邊勉強通行。我和沈存德找一個地方把自行車停好，擠進人群再慢慢向大門口接近，好不容易擠到門口，門口圍了一圈桌子，根本進不了大門。我們隔著桌子將《決心書》遞到一個接待人員手中。那個接待人員接過我們的《決心書》交給身後的人，又忙著去接別人的賀喜信，連一句“謝謝”都沒有。而且，我們也很快被別的來報喜的人擠出了人群。這多少讓我們有些失望。我們站在馬路對麵的人行道邊，回望這瘋狂的場麵，苦笑了一下，也無心再去市區其他地方走走看看，甚至也想不到要吃中飯，就立即“打道回府”。青浦到上海來回近八十公裏路程，我從來沒有一口氣騎這麽遠路程的，因此累得我精疲力盡。回到站裏張宜見了我們，也好像根本沒有送《決心書》這回事，連一句話都不問。這又讓我感到失望。

事後我檢討自己，當初究竟是什麽原因使我變得如此狂熱？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隻覺得當時大家都在這麽做，我也應該這麽做。後來我見到一些分析文革狂熱行為的文章，說這叫“群體效應”，即當一個人處身在一個特定的群體環境中，會受群體情緒的影響而不自覺地參與其中。這個解釋我覺得好像有點道理，但又覺得不全對，因為事實上當時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麽狂熱的。最後我隻能歸咎自己年輕單純，容易衝動，而且思想頗左。值得一提的是沈存德的出身也不好，是資產階級，也是臨時工。這或許反映出了一種情況，即那個時代不少出身不好的青年為了得到中共的認可，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決心，思想往往得比一般人更激進。那時候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從來也沒有想過毛澤東是否真的如中共吹捧的那樣偉大？所謂“反修防修”、開展文化大革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是否真的對我們普通老百姓有利？之所以不想，第一是我們從小就接受了中共的一套說教，認為中共說的一定是有道理的；第二是潛意識中對反叛中共思想的恐懼。因為一旦自己的思想越過了中共劃定的“線”成了反革命，那可是能惹來殺頭之禍的。因此很多人對於一些“離經叛道”的想法，隻要一覺察自己碰到了那條“線”，就會自覺地退了回去。當時民間有種說法，說全國八億人，隻要一個腦袋就可以了，就是指的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