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8）

我的文革（48）

 

（十六）毛、劉鬥法

 

且說從六月初到七月中旬，就在我們單位——更準確地說是全國各地各單位，正在黨組織領導下熱火朝天地揭發、批判所謂的“牛鬼蛇神”的時候，首都北京的一些大中學校卻呈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六月一日，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以後，北京許多大專院校很快就有學生起來響應，貼大字報揭發批判他們學校黨委“陰謀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於是這些學校的黨委與北京大學黨委一樣，也迅速陷入了領導失控或癱瘓狀態。當時，在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澤東在外地。據說北京學生起來“鬧事後，劉、鄧曾請求毛回京主持文化大革命，但毛沒有答應，而是授權他們“相機處理”文革的事務。以劉鄧為首的黨中央經開會研究後決定，為了保證黨對運動的領導，指示北京新市委迅速派出工作組進駐這些學校，取代或協助原校黨委工作。由於工作組進駐學校的主要目的是“控製”學生的行動不脫離“黨”對運動預設的軌道，對不聽話的學生進行了打壓。於是這批學生又開始反工作組，甚至驅趕工作組。而工作組根據一貫思維，認為自己是黨派來的，代表了黨的領導，反工作組就是反黨，因此在校園發動其他學生對反工作組的學生進行“反擊”，除了批判鬥爭了一些學生，還關押了一些人。當時工作組稱這個反擊行動為“抓遊魚”。據後來傳出的一個消息，說當時北京各大專院校被抓的“反動學生”有一萬多人。一度鬧得轟轟烈烈的驅趕工作組的風潮就此偃旗息鼓。以過往的政治經驗看，這儼然又是一場小型的“反右派”運動。而且這些“反動學生”也很少再有翻身的機會。然而，毛澤東在七月十八日從外地回到北京後卻風向突變。他嚴厲指責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的劊子手”，說“隻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因此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消息傳開，形勢又翻了轉來。當時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叫蒯大富，因為反工作組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關押起來。中央文革小組派王力、關鋒去看望、慰問被關押中的他。蒯大富釋放後周恩來總理也親自接見他。蒯迅速成為全國聞名的文革“弄潮”英雄。加上那時候北京出現了紅衛兵，毛澤東寫信對紅衛兵大加讚揚，一時之間北京的紅衛兵和反工作組的學生們成了天之驕子，整個北京城都是他們的天下。所以，在那段時間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同時在進行著兩個絕然不同的運動。

那時民間的消息傳遞遠沒有現在這樣方便快捷，隻要不是官方報紙、電台公開報道的，很多人對外地發生的事情很少知道。因此這些六、七月份發生在北京的事情，我是到了八月中、下旬才陸續聽到一些傳聞的。那個時候紅衛兵運動開始在全國範圍掀起，又因為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一次接見了來自全國的紅衛兵和學生代表，學生全國大串聯也開始了，這些消息就是由他們散發的傳單傳布開來的。當時我聽到這些發生在首都北京的事情後，先是感到驚訝，覺得這些反工作組的學生真是大膽，同時又感到怎麽有那麽多的學校黨委都在破壞文化大革命？再對照本單位、本地區的運動，就不由自主地想探討發生這種差異的原因，以及毛澤東為什麽要一反常態支持學生反工作組？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他的態度可不是這樣的。初時，因為得到的消息不多，還無法將這些孤立的消息拚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但是漸漸地聽到的消息多了，這副“圖畫”也就慢慢完整、清晰起來。於是隱藏在這些事件背後的、毛澤東和劉少奇兩條不同路線鬥爭的脈絡，也就漸漸顯露了出來。

首先，毛澤東發動這次文革的目的是什麽？從中共大量的宣傳看，當然是為了“反修防修”。那麽修正主義最大的危險在哪裏？當然是《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裏指出的、被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也就是說，現在對於無產階級政權最危險的敵人已不是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而是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這是毛澤東在“四清”製定“二十三條”時和這次文革的“十六條”時，都強調和明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緣故。但是，以已經過去的“四清”和這次文革前一階段運動的實際情況看，各級黨委和工作組都偏離了這個重點。重點都是在整群眾。即使是毛澤東派陳伯達進駐《人民日報》後發表的第一篇重要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也沒有凸出這個重點。各級黨委偏離這個重點的原因很好找，因為誰都不想自己成為運動的重點。至於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麽也沒有突出這個重點的原因就不清楚了。但或許正是這些原因，既然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各級黨委就順勢而為，結果全國各地的文革開始後，除了極少數被各地黨委有計劃拋出的黨內“黑幫分子”，被整的人絕大多數是群眾。顯然，這樣的運動不是毛澤東所希望的。相反隻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那些學生，把鬥爭矛頭針對校黨委、工作組的，才是符合他“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要求的。

那麽誰是“黨內走資派”呢？這一點或許從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態度也可看出一點端倪。派工作組是劉少奇、鄧小平決定的。因此毛澤東指責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的劊子手”，是 “北洋軍閥”，表麵上是指責工作組、指責北京新市委，實際是在罵劉、鄧。而他鼓勵紅衛兵造反，表揚反工作組的學生，看來是他要利用工作組鎮壓學生這件事去改變人們的習慣思維：“黨”不一定總是對的；地方黨委、單位黨組織所做的事如果是正確的，它是代表黨的，如果是錯的，它就不代表黨。這樣的黨組織可以反。這樣的思路，在之前毛澤東的有關言論中也可見到。如六五年的時候曾有傳言，說毛澤東同一些大區書記談話時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而再從中央文革小組和周恩來都十分重視蒯大富這一點看，似乎劉少奇就是毛澤東這次運動要打擊的“黨內走資派”。因為鎮壓蒯大富的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靈魂人物就是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關心蒯大富，意在劉少奇也！

而如果將這半年多文革的進程分析起來，又可以明顯地看出它分兩個階段，或說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已進行過兩個回合的鬥爭。第一個回合是從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開始，到毛澤東以中央名義發出“五·一六通知”為止。在這個回合的鬥爭中，毛澤東的戰績是拿下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軍隊總參謀長羅瑞卿、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其實，從紅衛兵傳單披露的情況看，這四個人除了彭真是劉少奇的第一得力大將，其餘三人都談不上是劉少奇的“死黨”，而隻是與劉少奇有一些曖昧關係而已。他們四人也不是反黨集團，而是因為他們占據的職位都是中央要害部門，大戰在即而毛澤東又不信任他們，於是毛就找了個罪名分別將他們拿下，換上自己信任的。將這四人稱為“反黨集團”，就如當初的“高、饒反黨集團”，“章、羅聯盟”一樣，都是毛澤東毫無根據強加的罪名。如果把文革比喻為一場大戰的話，那麽這第一回合的鬥爭，僅是掃除前進道路上障礙物的前哨戰而已。

從六月一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起，到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是毛、劉鬥爭的第二個回合。經過這第二個回合的鬥爭，毛澤東成功改組了中共中央常委會，將劉少奇的地位從黨內第二貶到第八，雖還沒有徹底打倒，但實際上已取消了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及通過了“十六條”，取得了合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行證”。在這第二回合鬥爭中，毛澤東是用設置陷阱、硬加罪名的方法將劉少奇從接班人地位拉下馬的。其手段遠遠談不上正大光明。

為什麽我要說毛澤東替劉少奇設置了一個陷阱呢？因為事實明擺著：毛澤東一麵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鼓動學生起來反對校黨委，製造大亂的形勢；同時自己則躲在外地不回京，要劉少奇、鄧小平“相機處理”文革事務，這明是放手讓劉少奇、鄧小平去主持對文革的領導，實是將劉少奇放在火上烤。因為這是一個死局，無論你劉少奇走哪一步“棋”，毛都可以將你“將死”：你若放任學生反校黨委、反工作組吧，到時天下大亂，可以加你一個“領導不力”，任由“反革命”、“右派”反黨的罪名；你若不想天下大亂，勢必要懲罰那些鬧事的學生，結果就如大家看到的那樣，你成了“鎮壓學生運動”的罪魁禍首。反正位高一級壓死人，無論怎麽說都是他的理。隻是當毛澤東在氣勢洶洶罵工作組是“北洋軍閥”時，他好像全然忘記了一九五七年的大批學生右派是誰劃的。當年，僅一個北京大學就有七百多學生被劃為右派，比這次王光美在清華大學整了五百多“反動學生”，手段之嚴酷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據說毛澤東“暢遊長江”後回到北京，說見到北京的高校學生被鎮壓以後，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十分難過。這是十足騙人的鬼話！北京大專院校工作組鎮壓學生難道毛澤東是回到北京後才發現的？北京有你那麽多眼線，難道他們都不向你報告？我敢說，北京發生的重要事情不出三個小時他就知道了。如果他真的認為工作組鎮壓學生錯了，為什麽不及時製止？事實上他隻要發一句話，幾個小時後就可讓工作組立即停止鎮壓。他之所以要躲在外地讓劉鄧“相機處理”文革事務，要的就是這個結果。

我不知道劉少奇對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的說法有什麽看法，有沒有反駁。但劉少奇如果知道七月二十一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看望了還在關押中的蒯大富，七月三十一日周恩來也親自接見蒯大富這些事情，他必定會明白毛澤東正在組織針對他的鬥爭。尤其周恩來也親自接見蒯大富，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不但說明周恩來已站到毛澤東一邊，更說明劉少奇在黨中央已處於劣勢。麵對這樣的局麵，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劉少奇也隻能在七月二十九日的“北京大中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以自嘲方式發泄心中的不滿。他說：“至於怎麽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就問我們：‘革命怎麽革？’我老實回答你們，誠心地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的工作人員也是不知道……”。劉少奇作為黨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主持黨中央第一線工作的人，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竟然不知道這個文革怎麽個革法，又說黨中央其他許多人也不知道，這是變相對毛澤東獨裁的抗議。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迅即召開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不僅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使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合法地位，還改組了中央常委會，以劉少奇犯了路線錯誤為由將劉拉下接班人地位，為進一步開展文革掃清了中央最高決策層中的障礙。為了在這個回合中取勝，毛澤東在八月五日親自寫大字報攻擊劉少奇，將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性質定性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同時以“聯係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暗示全黨他要徹底清算劉少奇的罪行。

從整個文革發展史來觀察這第二回合的鬥爭，毛澤東通過這個回合的鬥爭扭轉了文革的方向；或者說，是從這次全會以後運動才真正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意圖進行，即“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重中之重，則是劉少奇派係的人馬。

說心裏話，當時盡管我對北京學生反工作組以及工作組鎮壓學生的具體情況我還不太清楚，但我聽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工作組鎮壓學生是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說“隻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說“凡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的消息後，驚奇之餘內心還是感到高興的。因為我對這個黨的感覺一直不太佳。對中共凡開展政治運動總是針對群眾、整群眾的做法反感。尤其是“四清” 和這次文革，“二十三條” 和“十六條”都說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是實際整的仍然是群眾為主。因此我認為學生反工作組必然有學生的理由；而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當然是錯了。雖然這是中共一貫的做法。劉少奇不過是按慣例又做了一次而已，但不能因此就說劉少奇鎮壓學生有理。所以我還認為，盡管毛澤東這樣做對於劉少奇來說是一種陰謀詭計，但對於那些被整的學生言，無異是意外獲得的一次大解救、大解放，否則這些學生將賠上一生的前途。中共執政十多年來，有哪一次整群眾說是整錯了的？這是第一次啊！

毛澤東設了陷阱讓劉少奇往裏跳，那麽劉少奇是不是完全不知，十分無辜呢？我也不這麽認為。根據“四清”運動的經驗和文革開展以來局勢的變化，我猜劉少奇很可能是在用“以柔克剛”的辦法對付毛澤東的攻勢。這是劉少奇的強項，也是他當時唯一能用的辦法。自“大躍進”失敗，全國遭受三年多大饑荒以後，毛澤東在黨內的威信雖然大為低落。但是由於中共刻意隱瞞大饑荒的原因和各地災情的真實情況，欺騙百姓說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是國家遭到了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和“蘇修”趁機逼債，拚命煽動民族主義，維護毛的“光輝形象”；再加上當時毛澤東扛起了“反修”大旗，而中共全黨又無條件地支持毛的“反修”路線，使毛澤東占領了“革命”道義的製高點。在這種情況下，隻要毛澤東一祭出“階級鬥爭”這個法寶，別人隻能退讓。劉少奇也不例外。毛澤東要發動文革，他也不能公開反對。但是，劉少奇深知毛澤東的主張要得到實行，曆來都是要通過黨的層層組織來貫徹執行的。而這些黨的層層領導人，多年來已經習慣了一種思維、一種方法。這種思維就是黨領導一切，而他們各級領導就是黨的化身；不然，黨就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名詞。而黨過去所做的一切，在他們看來容或會有一些錯誤，但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因而他們也是正確的。毛澤東要整黨內走資派，他們不會反對，但絕對不會把自己也算在“走資派”的隊伍中。這是各級領導幹部普遍的思維。而所謂“一個方法”，即開展文革運動的方法，曆來的做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實即在層層黨組織的領導下，依靠黨、團，組織左派群眾去揭發、批判、鬥爭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根據黨的階級路線和絕大多數黨員幹部對階級鬥爭的認識，他們即使承認黨內有“走資派”，但那是極少數，而且絕對不是我； 而大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總是隱藏在反動階級和落後群眾中。搞文革，揭發、批判、鬥爭“牛鬼蛇神”，也隻能是按過去那一套路子搞。所以，隻要黨的各級領導思想不變，對所謂“黨內走資派”的認識不變，由這樣的領導班子來掌握運動，無論你毛澤東再怎麽叫喊“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沒有用，落實到具體行動上，最後的結果必然會與“四清”一樣。況且，派工作組是黨一貫的做法，毛澤東也不能說這樣做不可以。由毛澤東的親信陳伯達接管《人民日報》後發表的第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宣示的運動宗旨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並沒有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隻整“黨內走資派”而不準整群眾，那麽各級黨委和工作組發動群眾揭發批判群眾中的“牛鬼蛇神”和學生中的“反動學生”也不能算錯。以上這個“戰略”雖是我猜想的，但我以為是符合劉少奇的想法的。因為那段時間全國運動的做法就是這樣進行的。

但是劉少奇失算了。他的失算有二：一是他估不到毛澤東會對派工作組的傳統做法翻臉不認賬，徹底否定工作組的正麵作用；並完全推卸他作為黨主席在派工作組問題上應負的責任，而是把責任全部推到他和鄧小平頭上。我認為毛澤東這種做法除凸顯其政治流氓的格調，全無半絲半毫 “領袖” 的風度。二是他估不到毛澤東會抓住“派工作組犯錯誤”這個藉口，以及紅衛兵和學生運動正迅猛掀起這個有利形勢，當機立斷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並在大會期間破天荒地親自寫大字報公開他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指責劉少奇一貫地“形‘左’實右”，站到了“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迫使與會代表在他與劉少奇之間站隊。這個動作迅猛凶狠，完全是一種對敵鬥爭的做法。這對於共同戰鬥了幾十年、為黨也為毛澤東立了無數功勞的劉少奇來說，恐怕也是想不到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少奇雖未一步就被徹底打倒，但在中央已失去發言權而處於待罪的地位。而毛澤東則藉著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勝利，為進一步開展文革和徹底打倒劉少奇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