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 北大反右中的株連, 泯滅多少人性

株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環境形成的反人性規則，在1949年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被承襲延續，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後果和影響。在北大反右運動中，株連令不少無辜者落難，株連的過程及其種種反應，也昭示出當年荒誕的政治生態與變異的人性。

家庭出身的株連

1957年1月18日，針對1956年蘇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風潮以及國內各地的鬧事、思想動蕩等問題，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在此時，毛澤東並沒有反右運動“引蛇出洞”的部署，但是，將出身不好的大學生作為反對勢力的定位，嚴重影響到半年後反右運動的操作。

北大曆史係55級1班學生黨支部書記郭羅基回憶：反右開始時，就在學生中進行左、中、右排隊，排出右派來，交積極分子點名。排隊是不斷變化的，如沈元，一開始黨支部排隊是中右，上級點名後成了右派。

這種排隊，當然要根據言論態度，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出身。

物理係53級右派學生張戴銘回憶：他的父親在國民黨時期曾擔任縣長，省特派員，1949年後，父親出逃香港，後去台灣。叔叔被鎮壓。因家中財物被沒收，張戴銘靠親戚接濟，從長沙一中考入北大物理係。因為自己的出身，張戴銘言行謹慎，1957年鳴放時，他從未參加辯論，也沒有參與任何活動。但是，他感覺“班裏已經把我內定為右派了，是因為我的出身”，他說“1957年去工廠實習，沒讓我去”，“長沙一中的幾個同學都告訴我，北大有人找他們，讓他們揭發我”。“我們宿舍經常夜裏聊天，說一些鳴放的情況，我說起我有一個表兄在武漢大學，來信問我北大的情況，我說我沒關心這個，我給他拍了照片過去。”“結果暑假以後，陸平當校長了，我馬上被劃為右派，罪名就是我那個給武漢表兄寄的照片”。

中文係53級學生胡安良回憶：我是1954年因院係調整跟隨王力先生從中山大學轉到北大的。我一直擔任班上的班主席，學習成績也很好。但我父親是國民黨青紅幫的，當過區黨部書記，肅反的時候，他被抓去勞改。父親一出事，材料轉到北大，我的班主席就被免了。

1957年，胡安良麵臨畢業，他沒有參加任何鳴放活動，因品學兼優，畢業分配已經落實到武漢大學。然而，他即將離校之際，突然被莫名打成右派。胡安良說：係裏讓我去在我劃右派的材料上簽字，我看到材料上寫著：胡安良對黨抱有深刻的階級仇恨，利用黨整風，成立整風小組，向黨進攻。我看了以後，非常氣憤，我說我對黨沒有階級仇恨，也沒有成立什麽整風小組。我拒絕了簽字。但是，胡安良還是被劃成右派，分配也被改派到邊遠的青海民族學院。

有的學生幹部和積極分子，為了把出身不好的同學劃成右派不擇手段。物理係56級學生賈保成，舅舅是地主被鎮壓，父親因不明原因的曆史問題入獄，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願參與政治，隻想好好讀書，將來做一個科學家。但作為一個既不積極，也不活躍的普通學生，他卻被黨委派來的人專門動員到座談會上發言提意見，後來被班幹部捏造罪名劃為右派。

物理係56級女生高湘華，父親是國民黨時期浙江大學法律係教授，肅反時被打成曆史反革命而縲絏入獄。高湘華屬於高考“不宜錄取”的學生，但在1956年向科學進軍的大環境下，她因高考成績極其優異被北大物理係破格錄取。高湘華在學校謹言慎行，鳴放時更是沉默不語。但班上的積極分子不曾放過這個無辜的女生，有人窺見她給友人寄信，竟利用職權開鎖取信，在信中找出一句什麽話，上綱上線演繹成“煽風點火，企圖推翻黨的領導，反攻倒算”，生生將她打成了右派。

有所謂右派言行的人，如果出身不好，則罪加一等，必須追溯到其父輩祖輩，哪怕連見都沒見過。

郭羅基回憶：他作為支部書記，不得不主持對沈元的揭發批判，最後總結發言時，“我起草了一個發言稿，講一通套話，說是“沈元由於不注意世界觀的改造，以至墮落為右派分子”雲雲。上級在審查我的發言稿時說：不對！你認為他是從好變壞的嗎？他是從壞變得更壞。所以不能說他是逐漸墮落的過程，而是變本加厲的過程。當時我已是驚弓之鳥，就怕上級說我“右”，隻好聽他分析。

“沈元的父親在抗日時期任職國民政府交通部官員，那時才三十多歲，想來是個能幹人，修築滇緬公路時因公犧牲。我的領導說：‘他出身在反動官僚家庭，本質上就不好。你們班上出身於貧下中農的同學，有他那樣的思想嗎？

“我還有點不服氣，我說：‘沈元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領導說：‘沈元是不是吃剝削飯長大的？’我無話可說。領導問我：‘你同意不同意修改發言稿？不同意就換人講。’”

1958年初，北京大學作為高校鳴放發源地，被追加右派指標。各係都不得不再打出一批右派。出身不好的師生又有一批成為“冤大頭”。

時任哲學係助教郭蘭芳的女兒武才娃回憶：反右補課時要求哲學係教師再打兩個右派，郭蘭芳在鳴放時從未發言，但因為父親在鎮反中被鎮壓，就不幸成為充數的兩個右派之一。

郭羅基也回憶了他們班反右補課中的荒唐事：因為實在無法再找出一個右派，而又不能不完成任務，於是有人說同學孫敦新像右派，因為他是地主出身，於是找出幾條似是而非的言論，孫敦新即無辜落網。

當時北大的學生和年輕教師大多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有些人的父輩是高級知識分子。而高級知識分子是反右中被重點整肅的對象，因此，一些學生的家長在反右中成了右派，直接株連到子女。化學係56級學生薛慰靈的父親是著名藥學家薛愚，西語係英語專業56級學生孫建秋的父親是著名電影教育家、中國記錄片之父孫明經，薛愚和孫明經都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株連到上大學的子女。薛慰靈和孫建秋在接受筆者采訪時都說，自己被劃成右派，受父親牽連的因素很大。曆史係54級著名右派許南亭的落難也多少受到時任民建秘書長的父親許漢三的影響。

政治運動中，出身的“紅”與“黑”能左右一個人的命運，有人因出身“黑”而倒黴，也有人因出身“紅”而幸免於難。

俄語係55級原本準備劃盧運發為右派，盧支持林希翎，在林希翎來北大演講時曾與她握手，這在當時是嚴重的右派行為。但有人提出盧運發出身好，家裏是三代產業工人，於是盧運發被保護過關。

物理係氣象專業54級女生陳海蓮，被認為言論“比右派還右派”，她來自江西萍鄉，了解底層百姓生活，說“農民苦”“工人苦”，並堅持認為自己沒錯。因為她出身於礦工家庭，沒有被扣上右派帽子。

與陳海蓮同年級的黨員女生閆冰如，為人正直，對反右很有看法，認為把提意見的同學劃為右派是非常錯誤的，並直言“現在的黨已不是我心目中的黨了”，以她的言論劃為右派綽綽有餘，但考慮到她是工農速成中學保送入學的數名學生中唯一完成學業的產業工人，於是沒有把她劃為右派。

親屬和夫妻、情侶的株連

北京大學的右派中，有一些是有親屬關係或夫妻、情侶關係的，筆者了解的情況如下：

1.親屬右派

兄：郭定一（物理係55級學生）

弟：郭家一（數學係55級學生）

兄：裴家麟（中文係助教）

妹：裴虎叉（化學係實驗員）

2.夫妻右派

梁鈺文（俄語係助教）

樊振環（數學係54級學生）

侯建儒（經濟係助教）

姚光曙（中文係53級研究生）

嶽麟章（馬列教研室教員）

崔一華（馬列教研室教員）

關明波（人事處學生科職員）

寇德璋（留學生辦公室助教）

3.情侶右派

陳成鈞（物理係54級學生）

龍偉麗（物理係54級學生）

沈迪克（物理係54級學生）

梁成金（化學係54級學生）

張錫錕（化學係54級學生）

段瑜瑛（化學係54級學生）

蔣文欽（中文係54級學生）

韓其慧（中文係54級學生）

文秉勳（中文係54級學生）

孫 複（中文係54級學生）

孫文鑠（中文係54級學生）

張 玲（中文係54級學生）

朱承立（西語係法語專業54級學生）

聶罕娜（西語係法語專業54級學生）

這些具有親屬和伴侶關係的右派筆者直接采訪到的不多，不能完全了解到他們劃右派的原因，但在所調查的範圍中，固有一些是因為三觀一致，有類似言行而同時劃右的，但也有一些是受到無辜的株連。

據姚光曙的同學陳賢英回憶，因丈夫侯建儒被劃為右派，姚光曙為丈夫抱屈，因此也被劃為右派。

情侶右派的株連情況更嚴重一些，龍偉麗1957年鳴放時正因病休學在廣州家中，根本沒有參加鳴放。但她聽說男友陳成鈞被劃為右派，頗為不解，寫信給自己的一個中學同學表示了不解和不滿，結果被補成右派。

沈迪克是以“談談”筆名寫出重磅大字報的著名右派，女友梁成金則不關心政治，沒有發表任何言論，僅因為與沈迪克的關係就被劃為右派。

中文係的韓其慧與梁成金一樣，也是因為與被劃為極右的男友蔣文欽劃不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

化學係張錫錕在鳴放中比較活躍，女同學段瑜瑛是學生幹部，奉命幫助張錫錕，結果在接觸中對張錫錕產生好感，成為一對情侶。段瑜瑛為自己的愛情付出了劃右派的代價。

在反右的重災區西語係，朱承立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極右派，女友聶罕娜雖然也參加了西語係同學的一些活動，但本人並沒有特別的言論，因為朱承立的牽連，聶罕娜也被打成極右。

北大有些右派落難是由於校外親屬的株連。

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由於家庭影響，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較大。北大不少學生有兄弟姐妹在其他高校就讀，在政治運動的衝擊中，就出現了這樣那樣的瓜葛。

化學係53級學生傅國強在反右中本來安然無事，已經順利畢業留校任教。但因他在鳴放中給就讀於哈工大的弟弟傅豐祥寫信，談到一些北大鳴放中的情況，結果傅豐祥被劃為右派，哈工大把傅國強給弟弟的信作為材料轉到北大，傅國強馬上被補劃為右派，下放到門頭溝農村勞動，後又到京西煤礦勞動改造，受了20年的磨難。

無獨有偶，同是化學係53級學生的金星，也遭遇了與傅國強同樣的經曆。金星的哥哥高雲龍（隨母姓）當時是中央美院雕塑係研究生，金星在校時是校排球隊員，有時進城打比賽，因北大在郊外較遠，就住到中央美院哥哥處。

鳴放期間，金星到哥哥那裏，會講到一些北大鳴放的情況，結果高雲龍被劃為右派，他的同學向北大舉報金星曾到美院煽風點火，此時金星已畢業分到上海交通大學，北大將金星打成右派的材料追到上海交大，金星被補成右派。作為“有政治問題”的人，被強製動員到新疆石河子農學院教化學，每次運動都受到衝擊。

同樣無辜的還有生物係的助教於豪建，因丈夫是清華的教師，被劃為右派，其兄是去台灣的國民黨將軍，即使於豪建沒有片言隻語的言論，也沒能逃脫被打成右派的命運。

北大劃了數百名右派，校外親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株連。西語係助教黃繼忠是鳴放中非常活躍的人物，後來成為極右，其妻子喬無遠是《工人日報》記者，受其株連也被打成右派。

數學係55級右派郭家一向筆者回憶：鳴放中他把在北京中央建築工程部工作的姐姐郭冠一叫到北大來看大字報，結果不僅他和哥哥郭定一都被打成右派，牽連姐姐也成了右派。

株連高壓下的困境與悲劇

不願與右派一刀兩斷的親人或戀人即使沒有打成右派，受到的壓力也是難以想象的。

中文係著名右派沈澤宜的妹妹沈蓉蓉是北大俄語係學生，反右時在俄語係55級就讀，她沒有任何出格言行。但據俄語係55級校友陳立柱回憶，當時開會批判右派，如果沈蓉蓉在場，經常會把與俄語係毫無幹係的沈澤宜拎出來批判一番，以敲打沈蓉蓉，無辜的沈蓉蓉隻能默默無語，忍辱含垢。

物理係氣象專業54級學生馬鶴年打成右派後，剛開始交往的女友同級同學王淑靜受到極大壓力，她回憶說：我和馬鶴年是初戀，當時剛剛開始交往，我連他宿舍都沒去過。我在反右時沒有任何言論，結果馬鶴年被打成右派了，把我拉出來，讓我揭發他, 可是我沒聽他說過什麽，揭發不出來。當時胡啟立把我們情況相同的幾個人召集去開了一個會，讓我們跟右派劃清界限。可是我沒聽馬鶴年講過什麽，怎麽劃清啊？像有的人那樣表態揭發什麽的，我實在做不出來。結果說我跟右派劃不清界限，把我劃了個中右。

王淑靜的同學謝齊強回憶：當年王淑靜堅持要跟馬鶴年在一起，任憑組織和同學一再勸告，她毫不動搖，並表態說：要跟馬鶴年一輩子。一位學生幹部說：王淑靜要跟馬鶴年一輩子，那她一輩子也就完了。

圖書館係56級李修宇被打成右派後不甘屈辱，跳樓自殺未遂，受傷住院。與他剛開始交往的女友戴淑娟被組織委派去醫院看望，戴淑娟批評了李修宇的自殺行為，並帶回了李修宇的認罪書。但回來後莫名被指為“與右派談戀愛不向組織匯報”“與右派訂立攻守同盟”，因此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

西語係英語專業55級學生陳玉麟被劃為右派，對其有好感的女生阮季霆被團支部書記馬瑜亮找去談話，讓其揭發陳玉麟，本來就對反右的殘酷氛圍驚恐不已的阮季霆感到壓力山大，當晚就在北京大同酒家衛生間喝來蘇水自殺身亡。

一些情深意篤的夫妻和情侶為了避免株連帶來的滅頂之災，使家庭或戀人的關係得以維係，可謂煞費苦心。數學係助教劉時衡劃為右派後，在職工業餘學校工作的妻子華炳榮受到單位的警告。

劉時衡回憶：一天炳榮在回家後極緊張地告訴我，她所在的職工業餘學校通知她，明天要以團支部的名義開會幫助她，要求她在思想上與我劃清界限。這是一個不祥之兆，……看看再有不到兩個月便將臨產的妻子，想到即將來到人世的孩子，我意識到不能再有絲毫麻痹，如果她再掉入陷阱，這個即將是三口之家的家庭便將趨於毀滅。我幸虧從她以往的言談中，大體了解到她所在單位幾個頭麵人物的概況。我說服了她，讓她先睡覺，我替她寫這份檢查，但要她一會兒重抄一遍，不然，萬一有人要收走或者哪怕是偷看她的這份檢查，後果就不堪設想。剛清晨6點，我便喚醒了她，在她抄完這份檢查後我把原稿燒掉。幸而華炳榮出身貧寒，屬於苦大仇深的工人階級，又在劉時衡幫助下，把檢查做得很深刻，總算幸運過關。

生物係54級學生趙明薊劃為右派，女友楊端明確表示劃清界限，並積極投入反右，避禍過關。在60年代初趙明薊摘帽後，楊端重續舊情，嫁給了趙明薊。數學係54級學生陳孝萱被劃為右派，同班同學、女友李梅雲為之傷心哭泣，結果遭到批判。李梅雲默默守護著這份愛情，畢業後，陳孝萱被分配到黑龍江，李梅雲隨同前往，兩人結為連理。

劉時衡、趙明薊、陳孝萱是幸運的，他們的愛人在他們最艱難的歲月裏，用忠貞的愛情給予他們極大的慰藉。更多的情侶在壓力下被迫分手。在殘酷的環境下共患難需要巨大的勇氣，對分手離去的一方不應苛責。但是，對於眾叛親離的受難者來說，愛人的絕情而去往往是致命的打擊。化學係55級右派鄭光第與戀人陳某某是同年級同學，兩人已是山盟海誓的情侶。但鄭光第劃右後，陳某某立即與他劃清界限。鄭光第始終放不下這段感情，在經曆了數年勞教改造終於摘帽後，他去找陳某某，試圖重續前情，但卻被陳某某拒之門外。鄭光第受到致命打擊，在此後發現自己的罪人烙印實際上無法去除後，他選擇自殺，告別了這個令他無所留戀的世界。

北大雙雙劃右的戀人陳成鈞和龍偉麗、蔣文欽和韓其慧、文秉勳與孫複、朱承立與聶罕娜都在高壓下分道揚鑣。而在巨大壓力中結為伴侶的沈迪克與梁成金、張錫錕與段瑜瑛、孫文鑠與張玲最終都因種種原因未能白頭偕老，時代的殘酷不知造成了多少有情人勞燕分飛的悲劇，影響了他們一生的命運。

株連與作惡

對株連的恐懼不僅使人對受難者絕情，還會激發人主動作惡。

物理係56級學生陳運鴻回憶，當時與他同宿舍的同學黃某某和吳某某反右時特別積極，極力要把同學打成右派。他因為與幾個右派同學關係比較好，被黃某某和吳某某當成假想敵，無端懷疑他應該也是右派。為了挖出他的右派證據無所不用其極，經常在宿舍裏謾罵、拍桌子恐嚇，包括扣除他的助學金。後來右派同學告訴他，黃和吳還動員右派揭發他以立功贖罪，最終因為實在找不到他的右派言行，他也沒有出身問題，而逃過一劫。

2016年，56級入學60周年聚會時他遇到吳某某，他問吳當年為什麽那樣對待他，吳某某馬上表示道歉，並答非所問地說：我哥哥當時已經被劃為右派。“他擔心他哥哥會影響他的前途，竟不惜誣賴別人”，陳運鴻說。

有些學生幹部以構陷的手段人為製造株連。

54級右派學生何廷樞回憶：我從中學起，一直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中學時是華南師大附中學生會副主席，進北大以後，擔任過班長、總幹事。鳴放時，曾寫過大字報，對胡風問題在法律上作何解釋，反保守是否存在主觀主義等提出質疑，但何廷樞為此做過檢查，並批判了為胡風翻案的劉奇弟。然而在反右結束時的1958年2月4日，仍被宣布為右派。

何廷樞說：我家庭清白，父親是律師，我一直是要求進步的學生，可是宣布我為右派時，班級團支部書記曹文舉說：何廷樞是國民黨混進我們隊伍中的異己分子，他父親被我們鎮壓。他一貫思想反動，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我聽了這顛倒黑白的汙蔑，忍無可忍站起來反駁他：我父親健在，沒被鎮壓。我沒有刻骨仇恨，我也不是一貫反動，中學時就要求進步。我反駁後，被開除團籍，受到勞動考察的處分。

可怕的株連還會被官方機構利用，生發出種種極其荒謬、違背人倫的手段，在株連使落難者的家庭麵臨滅頂之災的歲月，北京大學竟然給右派學生家長發送通知書，告知其兒女被劃為右派。中文係54級學生張元勳、56級右派學生江之滸保存了這份通知書。

中文係新聞專業54級學生劉發清回憶：1958年4月，我母親接到北大寄來的一封蓋著公章的信，通知“家長先生”，說我“在整風期間猖狂地向黨進攻，墮落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學校為了給他悔過自新重新作人的機會，決定給予留校察看之處分，留校學習，進行考察。學校除負責對其加強教育外，希望家庭配合學校對該生進行教育。”沒有文化的母親接信之初，異常高興，但她不識字，隻能請鄰居代讀，因此，我這本村有史以來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天之驕子”無臉見江東父老倒八輩子黴的事，傳遍全村。

物理係氣象專業55級閆秉耀，西語係法語專業54級夏曙蕾，均告訴筆者，他們的父母也曾收到這樣的通知書。閆秉耀說：我家在上海，也收到通知了，當時我並不知道，暑期回家媽才拿出來給我看。我敢說百分之百的家長都收到了，我要是沒回家，也就不知道，因為不光彩，家長收到也不張揚。夏曙蕾說：北大給劃右學生家長發通知我是在畢業分配後回南京家中母親告訴我的，學校將通知寄給了父親工作單位人事部門，再轉交給父親的。我因怕父母擔憂，劃了右派當時沒敢告訴家裏，父母為不給我增加壓力知道了也不問我。

這種往右派傷口上撒鹽，往父母心坎上捅刀子的舉措似乎是北京大學的獨創，筆者調查了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複旦大學、上海交大等學校的右派處理，都沒有這樣的方式。

北大著名的右派學生林昭有感於自己的一些同學因一腔報國情而含冤入獄，在1962年曾給時任北大校長陸平寫了一封萬言書，文章中追溯了北大是“五四”運動的搖籃，具有講科學、民主並為之奮鬥的傳統，寫到陸平作為北大校長的神聖職責，她呼籲校長應該去解救反右之後入獄的北大學生們，她激憤地責問：在軍閥統治的時代，蔡元培先生尚能為學生仗義執言，你為什麽不能？

林昭的激切責問或許是遠遠脫離了當時的現實，任何人在陸平校長的位置上都不可能去解救入獄的學生。然而，向右派學生的家長發通知書卻絕非官方的統一規定，如果北大校方對右派學生多一分憐憫之心，完全可以避免將這噩耗無情地告知家長，讓家長蒙受來自校方的羞辱和打擊。

這一紙冷酷的公文是北京大學的恥辱，願母校永遠記取並引以為戒。

對劃清界限的反思與救贖

株連的底層邏輯是具有血親或姻親關係的人都會具有相同、相似的立場與觀念，這種邏輯通過曆次政治運動中各種手段的強化，使很多人潛移默化地接受。由此，逃避株連也就演化為積極主動的劃清界限的行為。

反右中黨內著名右派沙文漢和陳修良的女兒沙尚之是化學係57級學生。她在入學以後，在批判右派分子的會上主動發言，表示與父母劃清界限。她說：“三十多年前就從事革命的父母親墮落成右派分子，對我來說不能不感到驚奇和痛心，但是，我終究和她們劃清了界限，在這些問題上，我的立場是不能模糊的。…….我雖然是他們的女兒，可是，我有我的政治前途，決不能因為私人情麵，父母之愛而把最重要的一麵拋開不理，……這是大是大非，在這些問題麵前，我經常鼓勵自己，叫自己要堅定，必須和他們劃清界限。我深信這樣做是正確的，我一定能夠堅持到底，我失去的是兩個敵人，得到的是廣大人民。”

60多年後，沙尚之回顧當年時說，當年我是團幹部，我的認識就是如此，還在大飯廳廣播出來。晚年的沙尚之對當年有深入的反思：“十八歲和八十多歲，我們經曆了苦難也明白了曆史真相。”

沙尚之退休後以大量精力整理父母留存的書信、筆記等曆史資料，無償提供給需要的曆史研究者。

前麵提到的西語係法語專業學生右派聶罕娜，出身於基督教家庭，父親是牧師，1949年之後，聶罕娜接受無神論思想，反對父親的宗教職業，離開家庭，追隨革命。在受到株連成為右派經曆磨難之後，聶罕娜重新皈依基督教，晚年以照顧老人，照顧教友，為教友送終為自己的誌業。

在早年，她們以劃清界限、逃離家庭的方式遠離了可能株連她們妨礙進步的父母；而在晚年，她們以走近父母、承襲父母精神遺產的方式完成了人性的回歸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