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與中央蘇區創建初期土匪問題研究（二）（轉）

二、改造土匪武裝——“六大”的嚴厲政策和紅軍實踐中的變通
但是,野蠻的土匪武裝要想成為真正的紅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經過深刻的改造。

對於如何改造土匪武裝問題,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製定了較為粗糙、嚴厲的政策,特別提出對土匪首領要“完全殲除”,而紅軍在實踐中則表現出更為真誠、耐心的態度。

六大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六大決議實際上主要反映了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的想法。

首先,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從以往歐洲革命的經驗出發,從宏觀上並不認為農村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中心,而且對來自農村的很多革命成分有一種整體上的懷疑。

這在斯大林接見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中表現得很清楚:“農民遊擊戰爭並非暴動,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農民遊擊戰爭是農民革命行動的宣傳。

過去有的,將來也是有的。是不是它們可以取得一省政權?不可能的。

不過隻是革命準備時期。

如一壺水在未開前,亦有波動,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①

很顯然,斯大林此時認為中國革命的前途也應是十月革命式的城市暴動,農村武裝鬥爭隻起次要的作用。

他的這一看法到1930年以後才發生較大轉變。

雖然共產國際領導人也注意到中國作為落後農業國的特點,強調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但是比較擔心農村和農民的落後性可能給革命帶來的危害。

當然這種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近代以來,城市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思想,所以革命運動通常以城市為主要動力,比如法國曆次革命中的巴黎、俄國十月革命中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而農村常常是落後的反動勢力的基地。

所以共產國際一方麵承認在革命武裝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在農村武裝鬥爭中收編土匪的必要性,同時也非常警惕土匪武裝成分引起革命軍隊的墮落和變質。

1928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軍事工作的訓令》要求注意土匪領袖的危害:“強盜隊伍(土匪、紅胡子)有時有成千累萬的武裝,有時能夠打敗正式軍隊,所以在農民中的工作人應對他們加以注意。

強盜是社會經濟恐慌的產物,其中大部分有傾向革命的可能;土匪隊伍第一就須改組,改組時首要的必須注意軍官成份的選擇,因為大半的土匪領袖是真正的強盜,他們隻是妨礙革命的事業。”②

共產國際和蘇聯駐華人員對農村武裝也表示懷疑,他們的報告勢必影響到共產國際的政策製定。

蘇聯軍事顧問葉夫列莫夫甚至對著名革命將領賀龍都深表懷疑,他說:“賀龍當了20年的土匪,而你現在想把他變成共產黨人,變成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我們的遊擊隊員。這是極大的錯誤。”③

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阿爾布列赫特一度認為毛澤東的紅軍是半土匪出身,將會瓦解:“建立紅軍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由於中國現實生活的特點,軍隊有過分擴大的傾向。而由於這些軍隊沒有根據地和供應來源,所以它就成了農民的很大負擔。更有甚者,一部分軍隊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澤東的隊伍,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瓦解並遭到農民的反對。”④

共產國際執委會指導員斯卡洛夫甚至明確提出紅軍中發生盜匪活動的危險:“在許多部隊中,特別是在不大的部隊中,職業土匪占很大比例,他們一起加入軍隊並在自己的頭目領導之下”,“在紅軍的一些部隊,有時是主力部隊的社會成分如此紛雜的基礎上,紅軍隊伍中發生盜匪活動的危險性在增強”。⑤

正是由於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對中國農村武裝鬥爭落後性的懷疑,1928年共產國際主導的中共六大提出了對土匪問題的相對嚴厲的政策。

《農民運動決議案》第十項“對民團土匪的策略”認為,土匪的社會成分與貧苦農民有聯係,是“因無法為生而去當土匪”,“所以黨應當加緊在裏麵的工作,宣傳土地綱領,成立秘密的組織與黨的支部,來吸引這些武裝群眾”。①

而在《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第十項“對土匪的關係”中則提出,僅在暴動前才可以與土匪聯盟,“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並認為“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複燃之必要的先決的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而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份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隻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位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而在第十一項“對迷信與半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紅槍會等)之關係”中提出的政策是,“奪取其群眾,孤立其首領,並乘機改編之”。②

可以看出,當時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提出對土匪武裝的嚴厲政策在原則上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太過粗糙,明顯具有脫離實際的傾向。

首先,兩個決議本身就有矛盾,前者似乎把脫離生產的土匪和一般農民自衛武裝混在一起,籠統提出“吸引這些武裝群眾”;而後者把職業土匪和紅槍會等農民自衛武裝明確區分,提出不同的政策,對土匪是嚴厲鎮壓,對紅槍會等是乘機改編。

其次,對土匪武裝暴動前利用、暴動後鎮壓,對土匪首領“完全殲除”,這樣的政策完全脫離實際。

因為暴動不止一次,土匪武裝也不止一支,一次暴動采取了這種前後變化劇烈的政策,就足以把其他土匪武裝推到敵人一邊。

紅軍創建初期的實踐中在尊重六大決議原則的基礎上,具體政策做了溫和的變通,否則將很難通過改編土匪武裝迅速發展壯大。

當時紅軍處於敵人圍攻之中,與中央的聯係時斷時續,因之有很大的自主權,而更重要的是紅軍麵對危急複雜的形勢,隻有采取符合實際的政策才能生存、發展。

1929年9月,陳毅在給中共中央寫的紅四軍情況報告中提到,紅四軍對於投誠的土匪,“均歡迎其加入紅軍,紅軍是一個大爐子,可以把他們熔化,常常是首領不幹,群眾自願幹,結果首領為他的群眾所推翻。前委不主張硬性的消滅首領的辦法,奪取了群眾,首領自然成了廢物。”③

在八七會議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紅軍在武裝鬥爭中都強調對土匪武裝要真誠相待,要當成階級兄弟,而不僅僅是利用他們。

當時被稱為朱毛紅軍的紅四軍是中央蘇區的軍事支柱,從井岡山到贛南,再到閩西,紅四軍所到之處,都開辟出新的局麵。

雖然在1929年初柏路會議已經傳達了六大決議,但同期紅四軍的《告綠林弟兄書》還是體現出這一時期紅軍對收編土匪武裝的真誠態度:“土豪劣紳為你們取一個名字叫土匪,土匪成了極惡劣最下賤而凶惡的東西”,但是“共產黨與紅軍並不以為你們可惡”,“因為你們與我們都是無田耕無工做無衣穿無飯吃無屋住的窮朋友”。

土匪生活痛苦危險,是沒有希望的,“出路隻有一條,就是與紅軍齊心合作,受共產黨指揮”,“又能長進學得政治軍事的本領,又能夠有幫助不致單獨孤立受壓迫”,“家裏也可以分得田地”,最後是熱情地召喚,“弟兄們快來啊,我們紅軍歡迎你!”④

不過,六大決議的原則也是有深刻依據的,初期以開放態度收編的大量土匪武裝含有很多毒素,必須通過深刻的改造才能消除,否則將危及紅軍的信仰和組織原則,導致紅軍的墮落和變質。

土匪和革命者雖然同是現存製度的反對者,但是兩者有根本性質的不同。

土匪的反抗是消極的,並沒有建立一個新社會的宏偉理想①,因此雖然人數眾多,卻不可能成為有組織的政治力量。

土匪活動是破產農民自發反抗的一種,他們鬥爭的唯一目的隻是滿足自身的物質利益,憑借著武裝從事搶劫、奸淫等暴力活動,受害者既有地主、富商,也有普通的農民,他們很少遵循什麽原則,往往隨心所欲,具有很大的野蠻性和破壞性。

而且由於他們並沒有新的建設性理想,因此並不從根本上反對現存製度,隻要統治者表現出寬容,他們很容易接受招安,搖身一變,成為現存製度的捍衛者,如閩西大土匪郭鳳鳴、陳國輝、盧興邦等。

而紅軍是由共產主義者領導的武裝集團,信仰上根本摒棄私有觀念,有著推翻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宏偉理想,與現存製度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其信條和組織與當時中國一般的軍隊有極大不同,更不是掙紮生存的土匪武裝所能想象的。

然而,依據新的信仰和組織原則創建一支新式軍隊決非易事,甚至直到1929年夏,毛澤東對自己親手締造的、在紅軍中堪稱模範的紅四軍仍然極不滿意,在《給林彪的信》中即指出:“稍為進步一點的軍隊,就需要規律化,像紅軍本來這種`爛糟糟'現象,我們隻好認它是一種原始的遊民的隊伍的現象,要極力和這種現象鬥爭。”②而“鬥爭”的結果就是1929年12月28日召開的在紅軍建設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古田會議”。

紅四軍尚且如此,收編的土匪武裝要成為真正的紅軍,更要經曆一個思想和組織改造的過程,這是一個艱難曲折的信仰傳播過程,也就是前麵陳毅所說的在紅軍這個大熔爐中熔化再造的過程。

土匪武裝有其在長期劫掠生涯中形成的惡習,也有其特有的組織結構,因此改造土匪武裝是一項相當艱巨複雜的工作。

如前麵提到的贛南地方紅軍中土匪成分很多,“二、四團紅軍大部分吃鴉片,打仗要發餉,二十五縱隊是大部分老弱與流氓吃鴉片煙的,於都遊擊隊多半是由收編土匪成立的,有三分之二是三點會份子,信仰大哥,三點會的大哥才能指揮作戰和解決內部問題,時常向大哥要把打反動派的勝利四六開分紅發用錢。”③

湖南省委也逐漸認識到“土匪是不易變為革命遊擊之可靠的紀律化的戰士”,“他們的生活解決後,他們沒有政治的認識,因此便沒有其他的目的與需要了”,“習慣嫖賭吃喝的浪漫生活,也就沒有迫切革命的要求了。並且他們很可以把很多的不堅定性與浪漫性帶到革命的隊伍中來,因為他們過慣了浪漫生活,決不能過艱苦的長期革命紀律性生活。

所以到了危險難苦交加的時候,便要發生叛變的行為。”④把土匪武裝變為真正的紅軍,首先要打碎其原有的組織結構。

土匪武裝的組織結構大致可以分成四種:

第一種是匪首專製,匪首有絕對的權威,這是發育到比較高級的組織,往往是大股土匪;

第二種是比較平等的合夥製,權力分散,通過商量決定行動,搶劫所得按照槍支等來分成,如湖南雪峰山土匪,“領袖是以槍之多少為標準推選的”,“軍事行動是以會議式的決定,經濟的分配,除有槍階級提出槍費外,餘則平均分配”⑤;

第三種是從傳統的宗族演化而來,通常在那些土匪化的地區,如在閩西某些地區的土匪“是一種氏族組織,一房的土匪,團結在一房的豪紳勢力之下,一姓的土匪,團結在一姓的豪紳勢力之下。無論那一鄉那一村,都有土匪的組織”①;

第四種是會黨土匪,在贛南很普遍,前麵提到土匪成分較多的於都遊擊隊,隻有三點會的大哥才能指揮。關於改造土匪武裝的細節,保存下來的資料不多,總的來說紅軍在實踐中表現出更大的真誠和耐心。

這裏以改編井岡山王佐部為例揭示這個艱難複雜的過程。

1928年初,何長工奉毛澤東之命隻身進入王佐的部隊,當時王佐部雖然打起了紅旗,但還是為所欲為,“一下山就發洋財、殺人”,“我們在山下發動群眾,他們卻到處搞老百姓的東西,破壞老百姓的利益。

他們不聽共產黨的話,人要往東他偏往西,你實行這個政策,他給你破壞。這樣山上山下就發生了尖銳的矛盾。”

臨行之前,毛澤東叮囑何長工:“要快,但是又不能犯急性病,要講究藝術”,“你是打前站,以後還要派。你的工作能做到請求派人去,就是做到家了。

現在如果派人多了,會引起人家懷疑的。”②何長工上山進入王佐部隊後,發現“事情要比預料的困難得多”。

王佐戒心很重,把何安排在離司令部較遠的一處小房子裏,還派了一個“頗不簡單”的勤務兵負責監視,並警告何長工不要隨便走動,實際是暗示他“不許私下活動,不準與士兵接近”。

何長工隻能耐心地先接近王佐最信任的親屬和心腹部下,逐漸取得信任,並動員王佐的母親勸他不要亂殺人,改變粗暴的作風。

民團頭目尹道一是王佐最害怕的死敵,何長工就幫助王佐消滅了尹道一,這給王佐很大觸動,此後改造工作才真正開始。

何長工先提出王佐的部隊唱歌不齊,派出一些士兵下山到紅軍中學唱歌。

通過唱歌、演戲向王佐部傳播革命道理,這是其野蠻粗魯的搶劫生涯中聞所未聞的,引起了士兵們濃厚的興趣。

然後,何長工又組織王佐部的軍官和士兵到紅軍部隊參觀,官兵平等、經濟公開的紅軍製度讓他們覺得新鮮和羨慕,“甚至有的士兵參觀後,都不想回來了”。

很快,“士兵們開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長發,換上了新軍衣,學唱歌,學演戲,茨坪山上充滿了新的氣象”。

改造工作中比較困難的是克服軍官的阻力,在部隊中組織士兵委員會和廢除打罵現象,在士兵的群體壓力下,新的製度逐漸建立起來,王佐、袁文才部改編為三十二團,成為紅四軍三個主力團之一。③

土匪武裝原來的頭目在改編後的隊伍中仍然影響很大,也是改造土匪武裝的關鍵,但紅軍並沒有采取六大決議的嚴厲政策,而是耐心啟發。

井岡山土匪武裝首領袁文才、王佐的工作是由毛澤東親自來做。

毛澤東利用一切機會找袁、王談話,給他們講解形勢,灌輸階級思想和群眾思想,借古喻今,旁征博引。

袁、王對毛澤東極為信服,有一次毛澤東和王佐談了多半夜,事後王佐興衝衝地說:“毛委員是最有學問的人,跟他談上一次,真是勝讀十年書啊!”

王佐原來長年困居深山,連電燈都沒有見過,下山到湘南參加迎接朱德部隊的征戰,才見了世麵,打破了蒙昧的精神狀態,似乎看到了革命的遠大前途,“內心起了很大變化”,主動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④

對土匪武裝的改造最後還要落實在組織和成分上,也就是派入革命幹部和增加淳樸農民成分。在取得袁文才的信任後,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派得力幹部到袁部擔任連長、副連長、排長職務,幫助練兵,“培養革命幹部”,“傳播革命種子”。⑤

王佐初步接受革命信仰後,也主動要求派遣幹部,先後有二十幾位幹部奉派到袁、王部工作,遊雪程任政治處主任、徐彥剛任參謀長,其他同誌分別擔任各營、連長和黨代表,“隨後部隊建立了黨的組織,黨員的人數一天一天增多”⑥。

在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的報告中也談到,袁文才三十二團士兵成分“多土匪與流氓無產階級,因軍隊整理的嚴,這些分子多逃跑,參加了一些新的農民進去,有同誌二百餘人”①,這支部隊逐漸成為一支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

實踐證明,紅軍改造土匪武裝的工作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來源於土匪武裝的力量成為紅軍建軍初期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時紅四軍的主力,除了秋收起義部隊編成的三十一團和南昌起義部隊編成的二十八團,就是袁、王部隊改編的三十二團,而三十二團在保衛井岡山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鞏固過程中功勳卓著。

尤其是1929年初湘贛兩省敵軍3萬餘人圍攻井岡山的最困難時期,紅四軍主力下山向贛南、閩西遊擊(袁文才隨隊),王佐部協同留守的彭德懷紅五軍與敵軍殊死戰鬥。

因寡不敵眾井岡山失守後,紅五軍突圍,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王佐並未動搖,仍然率餘部堅持在山上與敵人周旋。

當時“敵人對王佐也進行了很多分裂活動,叫王佐投入國民黨,給官做,發大財。王佐和王佐部隊經過改造和鍛煉,此時表現得很堅決,很能打。”②

湘贛邊特委的報告中提到:“五井破後,王佐部隊仍埋伏於五井山上,分散力量減少目標。後來敵人數次搜山,王佐曾與敵人鬥爭,無大損失,惟其舊部曆史甚久的綠林弟兄反水者甚多”,“王對特委尚表現信服,對革命亦尚有決心”。

③此外,贛南紅軍主力二、四團中土匪成分也很多,但1929年春與紅四軍會師後,二、四團的組織紀律性卻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認為連紅四軍都比不上。

他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到:“至於二、四團,四軍的同誌見了他們直是慚愧萬分,他們是指導員支配軍官的”,“一個子彈不問過黨不能支配,他們是絕對的黨領導”。④

綠林首領出身的段起鳳是贛南紅軍重要將領,先後擔任二團副團長和四團團長,贛西南特委領導人李文林在他的履曆上寫到:“以前是個贛南的洪家首領,1927他曾領導武裝群眾(土匪)來參加土地革命”,對於黨“非常忠實,工作能力很好,並且絕對的服從黨的命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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