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與中央蘇區創建初期土匪問題研究（一）（轉）

作者：張永，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來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轉自曆史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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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匪問題是紅軍和中央蘇區創建初期的重大問題。

國共分裂後共產黨遭到血腥鎮壓,殘存的力量撤退到偏遠山區堅持武裝鬥爭,這些蠻荒地區通常有眾多的土匪武裝。

當時中共軍隊很弱小,收編土匪武裝可以迅速壯大革命軍隊,土匪成分在早期紅軍中占不小的比重。

但收編的土匪武裝必須經過艱難的信仰和組織改造,才能成為真正的紅軍,而不能充分改造的部分則不得不通過嚴厲清洗解決。

通過收編、改造、清洗三個步驟解決土匪問題的過程,顯示出共產黨依靠信仰和組織的力量,能夠把動蕩農村中複雜、落後的龐大人力組織起來,創建具有堅定信仰和嚴格紀律的新型軍隊。

依靠這樣一支軍隊,共產黨在廣大農村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政治秩序,並最終通過農村包圍城市主宰了中國的命運。
關鍵詞：土匪; 紅軍; 中央蘇區; 共產黨; 信仰; 組織;

關於紅軍和中央蘇區的土匪問題,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蔡少卿討論了中共革命中的土匪問題,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觀點。①邵雍討論了中共各時期、各根據地改造綠林武裝的問題,涉及範圍相當全麵。②不過在探討政策得失的時候,對於紅軍整肅土匪成分的積極意義認識不夠充分,與本文的觀點有較大差別。謝廬明、陳東專門探討了蘇區時期共產黨對土匪既爭取又鬥爭的策略③,但是篇幅較小,不夠深入。

楊會清探討了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從江西到陝北對土匪政策的變化。④美國學者裴宜理的研究也涉及淮北共產黨與具有土匪性質的光蛋會的關係⑤,雖然與本文研究範圍不同,但是其思路頗具啟發性。

法國學者畢仰高對農民自發反抗進行了出色的研究,對共產黨動員農民的研究也很深入⑥,但是他相對忽視了革命軍隊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在於革命者不僅發動了農民,而且把眾多農民組織成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

本文主要把土匪問題當作創建紅軍過程中的內部問題,通過以小見大的方法,從紅軍和中央蘇區創建時期的土匪問題入手,力圖揭示共產黨如何在動蕩不安的農村吸收和改造具有明顯落後性的成分,創建具有堅定信仰和嚴密組織的新型軍隊。

雖然土匪問題主要存在於井岡山根據地初期和地方紅軍之中,在後來發展壯大的主力紅軍中影響有限,但土匪武裝是紅軍吸收的最落後、最野蠻的成分,通過研究土匪問題的解決過程,能夠比較充分地表現革命軍隊“大熔爐”的威力,進而深刻揭示紅軍明顯不同於其他軍隊的嶄新品質。

中央蘇區的創建始於井岡山,後來由於紅四軍的轉戰,核心區域逐漸轉移到從贛南到閩西的二十幾縣,這是本文涉及的主要地理範圍,時間範圍則主要從1927年到1931年。一、收編土匪武裝是紅軍建軍初期迅速壯大的重要手段
清朝時期,中國人口從1億多猛增到4億。

到清末,人多地少的矛盾極為尖銳,大多數農民生活困苦。辛亥革命後形勢更加惡化,民初十幾年軍閥混戰不休,最基本的社會秩序也完全喪失,大量破產的農民和散兵遊勇淪為土匪,土匪暴力活動成為農村普遍的現象,“幾乎所有的報紙和雜誌都充斥著有關盜匪在鄉村製造騷亂和傷人的報道”①。

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大批信仰不堅定者離開了共產黨,留下來繼續戰鬥的革命者也被迫撤離城市,他們與南方各省農村中遭地主武裝追殺的眾多農運骨幹結合在一起,依靠極其有限的力量,勇敢地發起武裝暴動,創建紅軍和蘇區。

在1927年中共開始武裝暴動時,由於軍力薄弱,收編土匪成為迅速壯大革命武裝的重要手段。當時中共中央很重視在暴動中吸收土匪武裝,但是由於缺乏有效的控製和改造,這個策略最初發揮的作用有限。

暴動失敗後,小股紅軍和遊擊隊向敵人控製薄弱的偏遠山區尋求生存機會,這些地區常常有大量土匪武裝盤踞。

而在國民黨軍隊的圍攻之下,這些土匪也往往傾向紅軍,很多土匪武裝被收編充實到紅軍中,迅速壯大了革命力量。

在創建初期的紅軍中,土匪武裝占有不小的比重,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甚至紅軍遊擊戰術的某些重要成分也直接來源於土匪武裝多年積累的生存經驗。

(一)從國共分裂到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土匪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
1927年7月國共分裂以後,在具有重要意義的“八七會議”上,共產黨正式決定了轉入武裝暴動的總方針,而在當時的暴動計劃裏,聯絡人數眾多的土匪武裝占有重要地位。

在關於農民鬥爭決議案的發言裏,對武裝鬥爭最為堅決的毛澤東明確提出“土匪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會黨土匪非常之多,我們應有策略”,認為通過土地革命一定能贏得土匪武裝的支持,進而批評有些同誌像孫中山那樣隻想利用土匪,並提出對土匪武裝應以誠相待,應該“當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兄弟”。②

在會上居主導地位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肯定了毛澤東的意見,提出“我們不但不利用,並且還應確定其經濟地位”③。

所謂確定經濟地位,就是在階級劃分中把土匪定為“破產的農民”,既然是農民,當然是階級兄弟。

八七會議在中共中央的層麵上明確了聯絡、領導土匪武裝的政策。

其實早在1927年5月馬日事變後,湖南中共黨組織在危急形勢下已產生了“當大王”的想法。

省委派郭靜笳到瀏陽組織第一路指揮部,後郭見平江、瀏陽兵力薄弱,即主張“退到瀏陽及江西邊界去當大王”。①

1927年7月,武漢汪精衛政府剛剛分共的時候,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已經提出上山學習土匪是軍事上長期鬥爭的方法。②

在湖南省委給毛澤東並轉中央的信中提到:“中央最近所示的軍事三步辦法,即:(一)設法改編挨戶團,取得合法地位,以圖自保;(二)上山學匪準備長期奮鬥;(三)上二者都辦不到則埋槍。”

湖南省委比較認同“上山學匪”的辦法,並且實際上已經開始實行這一方法,“潭部已收集了一百二十四支槍上了山,兵極可靠,負責同誌郭詠泉來省請示,即堅囑其負險固守,正式作匪”。

湖南省委的總體結論是:“湘雖失敗,然收集流亡,兩千支槍尚或可得,經時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③

當然這裏隻是提出學習土匪的生存策略,保存現有的力量,還不是通過收編土匪壯大力量。

在震動全國的“八一”南昌起義中,收編土匪武裝成為軍事工作的重要方麵,起義領導機關曾經大規模改編土匪武裝,但是實際效果有限。

當時深入土匪的工作人員在報告中談到:“葉賀軍隊南昌舉義之後革命委員會成立,我即於此時受前敵軍委命令赴撫州接洽土匪工作”;“撫州六縣原屬平原之地,無高山險阻,大股土匪不能容身,隻有小股土匪,每股為數十人不等”。

工作人員“遍訪他們的首領”,提出收編條件為:遵從命令和政策,保護貧農利益,掩護第十一、第四、第二十軍後方安全。

土匪首領要求供給槍支彈藥,革命委員會慷慨同意提供槍2000多支、子彈50萬發。

土匪300多人到撫州搬運槍支,雖然搬運未完即被國民黨軍隊擊敗,隻運出1200支槍、10多萬發子彈,但招集了2000多人的隊伍開赴江西、福建山區,然而後來這支隊伍遭到失敗,在埋槍700餘支後分散,60名土匪首領在撫州被斬首示眾。④

南昌起義中雖然撥出大批武器彈藥改編土匪武裝,但來不及對其進行深入的改造和訓練,戰鬥力薄弱,所以很快潰敗。

八七會議以後,秋收暴動成為南方四省武裝反抗的中心工作,由於軍事力量嚴重不足,聯絡土匪武裝的工作受到高度重視。

在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動計劃》中,聯絡會匪的工作形成了比較係統清晰的思路。

省委首先承認會匪是農民的一部分,“是失業農民另一種的生活形式,他們`劫富濟貧'的口號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所以“我們進行暴動工作,須與當地會匪聯絡,派人到他們中去工作,向他們說明土地革命的意義是劫富濟貧更徹底的辦法,並指示他們隻有參加暴動才能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方能得到土地”。

而且聯絡會匪還要抱有誠意,“要會匪與農民建立兄弟般的關係,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們來幫助,而是要他們與農民一樣為暴動的主體”;同時要注意“聯絡會匪要拉住群眾,不要僅拉他們的領袖”。⑤

中共與江西土匪在“八一”起義時期已經建立了初步聯絡,其後不少中共黨員和骨幹因遭到搜捕不得不隱藏在土匪中,到秋收暴動時期正好擔任收編土匪的工作。

江西省委報告中提到:“在`八·一'後贛東各縣的同誌大都被政府通緝跑到土匪裏麵去了。迄聽到各處暴動,也回來接頭而大幹特幹了。”⑥

江西寧岡縣黨組織的龍超清等人與井岡山袁文才、王佐土匪武裝的聯絡,後來在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湖南秋收暴動是各省暴動中影響最大的,一方麵北伐時期湖南形成的革命勢力較大,同時暴動中還有正規軍隊的參加,但收編土匪武裝同樣受到重視。

1927年9月湖南省委給中央的信中提到“由此間加派人前往湘南加緊土匪運動及暴動”①。

《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又明確提出土匪是暴動中的重要力量,“對於土匪的政策應當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或革命委員會之下,使他們在暴動的時候成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動成功之後,予以改編”②。

《中共湖南省委組織局工作計劃》中甚至提出在土匪中發展黨員的計劃:“土匪紅會等必須在事實上理論上去批評其錯誤,改造其組織,使之加入農民協會,與農民一致,其中有階級覺悟的急進分子,不妨吸收入黨。”③

但是湖南秋收暴動中對土匪的收編卻並不成功,甚至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暴動前軍事領導人餘灑度收編了平江土匪邱國軒部,在一、二、三團之後編為第四團,但當時來不及進行整編和改造,結果起義過程中邱部臨敵叛變,與敵夾擊起義軍最精銳的主力第一團,造成起義軍慘重損失,被迫放棄進攻平江的計劃。(4)邱部的叛變是秋收起義很快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過收編井岡山土匪武裝袁文才、王佐部卻給困境中的紅軍很大幫助,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秋收起義失敗後,剩下的不足千人的起義部隊經過三灣改編向井岡山撤退,在古城文昌宮會議上討論了如何對待井岡山土匪武裝袁文才、王佐部的問題。

當時不少人主張武力消滅,但毛澤東認為這種意見“太狹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嶽的朋友”是消滅不完的,“他們大多數是貧苦農民,與地主階級矛盾很深”,應當“教育改造他們,把三山五嶽聯合成一個大隊伍”,與國民黨鬥爭。

會後毛澤東親自和袁文才交朋友,送給袁部100支槍。⑤

袁文才深受感動,也送給紅軍七八百元錢,並幫助籌集糧食、安置傷病員,進而同意率部參加紅軍。當時紅軍正處於失敗後的困境中,軍心渙散,“逃跑的很多”,“甚為危險”⑥,袁部的參加使紅軍得到了休息和整頓,壯大了革命武裝,並進而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此中國革命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

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紅軍編為第一師,共兩團:一團是秋收起義餘部,1000餘人;二團即為土匪武裝袁文才、王佐部編成,600餘人。1928年4月朱德帶約1萬人上山,與毛澤東會師成立第四軍,初期編為六個團: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團,其中三十二團即是由袁、王部編成的。

但是4月到8月間,由湘南起義農民編成的二十九、三十、三十三團先後返鄉潰散,紅四軍隻剩下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三個團4000餘人,而袁、王部三十二團在曆次戰鬥特別是保衛井岡山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⑦

在紅軍探索遊擊戰術的過程中,也從土匪的經驗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成分,“上山學匪”是有真實內容的。

井岡山原來有一個土匪首領叫朱聾子,政府軍和地主武裝很多年也無法消滅他,他的秘訣是“不要會打仗,隻要會打圈”,意思是不要和對手硬碰硬,而要靈活的遊擊。

毛澤東對這個口訣非常欣賞,反複向部隊幹部解說,並且把它改造為“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逐漸形成了紅軍的遊擊戰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跑不贏就鑽,鑽不贏就化(化裝成老百姓)”,常讓強大的敵軍毫無辦法。①

毛澤東甚至把“打圈子”這個詞寫進了給中央的正式報告,在1929年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明確提到“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②。

在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工作的報告中也談到“打圈子脫離敵人包圍與窮追”,“大敵前來,我不能與之作戰,則利用打圈子的辦法向沒有敵人的地方跑”。③

可見,這個來自於土匪的“打圈子”戰術已經在紅軍中成了深入人心的口頭禪,成為紅軍遊擊戰術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