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5）

我的文革（25）

 

（七）去趙屯

 

一九六五年大約四、五月時，我們分散在各公社、做不同工作的臨時工全部集中到縣血防站開會。會議時間很短，隻有二、三天。會場在縣人委禮堂。住宿在什麽地方已記不起來，反正不在血防站內。那天開會時我見禮堂中坐了這麽多人，才知道血防站的臨時工原來有那麽多，大概有一百多吧。因想如果算上以前小沈等被辭退的人，最高峰時恐怕要有二百來人。這次開會的目的是將部分臨時工轉為集體編製的正式工。從我們進血防站當臨時工，此時已有一年。血防站是國家全民單位，臨時工轉正為什麽不轉全民而要轉成集體，個中原因我不知道，也沒有細想，反正轉正了不管轉什麽編製，至少好過仍然是臨時工。轉正的人，工資由原來二十四元加到三十一元五角。不轉正的隻加到二十八元。我不在轉正的名單中。對此，我隻是稍稍有點失望而已。過去的人生經曆已讓我對萬事都不存奢望。唯一覺得不值的是做一樣的工作，但工資要少人家三元半。同工而不同酬，我不知道這是歧視還是剝削。

臨時工中有兩個年紀較大的，不予轉正但工資加到三十二元，估計是他們工作能力較強的緣故。這兩個人一個叫金武坤，年紀已近三十，後來也曾來過蟠龍工作，與我住在一起一段時間。他為人很樂觀，但我並不了解他，隻聽說他以前在西安什麽單位工作過，不知什麽原因後來回了家鄉。這樣的人當時有一個不好的名稱叫“倒流”，雖不屬“敵我矛盾”，但也是政治履曆上的汙點。當時社會上有一個普遍的看法，即“黨叫幹啥就幹啥”，既然你被組織安排去了外地工作，現在回來了，那肯定是你在那裏幹得不好，不服從黨的安排，自己跑回來的，所以隻能當臨時工。還有一個叫夏紹雲，長得濃眉大眼，身材高大，十分英俊，大約有二十六七歲。聽說他的父親是國民黨軍團長，屬戰犯，現在還在服刑。這樣的人當然也不能轉正。後來他們兩人都被辭退了。那一年上海幾個鋼鐵廠“戰高溫”，要招許多臨時工。他們就都去了上海鋼鐵廠當了爐前工。這個工作雖然也是臨時工，而且很辛苦，但工資要高許多，比在血防站當臨時工強多了。 “林彪事件” 後，一九七二年中共大規模轉正臨時工，我估計他們兩人在這時也轉成了正式工。一九七五年三月，中共大赦最後一批戰犯，有人說夏紹雲父親也被特赦回家了。聽到這個消息，我雖與夏紹雲不熟悉，但也替他高興。

八月中旬，我們全體“小青年”不管已轉正沒轉正的又都集中到縣城。這一次主要是業務培訓。由縣血防站的幾個“老血幹”輪流給我們上課，講解血吸蟲流行、以及防治的基本知識。參加培訓的還有新成立的、各公社血防組的人，所以總人數有二百多。那時正好是學校暑假，血防站就借了北門街上一所小學校，吃住都在裏麵，培訓了一個多星期。培訓結束後，公社血防組的回自己公社，我們縣血防站的“小青年”重新分配了工作地點。八月下旬，我和另一個叫小譚的一起被分配到了趙屯公社。帶隊的“老血幹”叫張紹翔。他們兩個都是作風隨和、性格開朗的人，整天嘻嘻哈哈說笑話。我雖然性格不開朗，但與他們一起工作我也感到很愉快。小譚年紀比我大幾歲，他也是因為出身資產階級而沒有轉正，與我一樣仍是臨時工身份。

趙屯公社位於青浦縣最西北，與江蘇省的昆山縣交界。我們去趙屯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打一場全縣的血防“秋季大會戰”，也就是大規模的滅螺群眾運動。集中培訓其實就是為“大會戰”做準備的。策劃這次會戰的主角不單是縣委，還有駐我們縣的“四清”工作團。“四清”的正式名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團負責人之一李靜一是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書記，也是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魏文伯的夫人。魏文伯當時也是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李靜一帶了一醫係統的許多幹部和學生來參加“四清”。這次會戰，便有許多一醫師生以“四清”工作隊員身份配合我們工作。據在趙屯與我們一起工作的三個一醫女學生告訴我們，她們都是藥學係六六屆畢業班的學生，本來還有半年就可畢業分配工作了，因為“反修”鬥爭強調無產階級接班人必須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裏經受鍛煉，所以學校規定學生必須在畢業前先補上“階級鬥爭教育課”，隻有完成了這一“課”，畢業時學校才會給她們分配工作。因此她們參加“四清”，配合滅螺大會戰，都是屬於“補課”的功課。

這次到趙屯工作我覺得特別順利，也特別“威風”。去到大隊，幹部們對我們十分客氣，也十分尊重。不像以前在徐涇時，那邊的幹部根本不將我們當回事。秋季滅螺大會戰從八月底開始，到九月底結束。我分工去一個名叫五裏的大隊。大隊負責這次會戰的是這個大隊的大隊長，比我大十幾歲，卻趕著我一口一個“老丁”，叫得我十分不好意思。初時我還以為是這裏的幹部比較純樸，後來我才醒悟到原來是我們沾了“四清”工作隊的光。那些農村幹部怕的是“四清”工作隊，我們是“狐假虎威”了。據後來的統計，這次會戰全縣共用了三十八萬個勞動日，滅螺三百四十多萬米河道，可見規模確實很大。

在趙屯有一件事我感觸很深。秋季血防大會戰名稱叫得很響亮，其實主要工作還是鏟河岸滅釘螺。由於有些種在河邊的樹根裏可能藏有釘螺，按技術要求滅螺時最好將樹砍掉，挖掉樹根，留下的坑裏放上滅螺藥後用土填平壓實以絕後患。青浦是水網地區，不少農民的房屋就建造在河邊，並在河邊種樹。種樹一為擋風，二為防止河水衝刷河岸將房基淘空造成房子坍塌。因此，為保護房子這些社員是反對砍樹的。以前我在徐涇也碰到過好多這樣的情形，因上麵沒硬性規定必須砍樹，我們也不敢要求砍。這次不同，縣裏明確規定了離河岸一公尺以內的樹必須砍掉。由於有“四清”工作隊撐腰，大隊幹部當然不敢提出異議。這個工作主要由大隊滅螺員做。他們拿了尺子沿河道丈量，凡一公尺以內的樹就刷上石灰水，表示這棵樹要砍。碰到疑難才叫我們去做決定。一天上午，滅螺隊員丈量到一戶社員家邊，認為有一棵樹要砍，但遭到主人激烈反對。滅螺員叫我去作決定。我在現場仔細察看了，這樹就在河邊，很多樹根也都露出在水邊，無疑，按全縣統一的規定，這樹是必須砍的。然而，因為主人激烈反對，甚至說要跟我們拚命，一起去的大隊幹部就有些為難了，跟我商量說：“暫時先不砍吧，等做做思想工作再說？”我同意了。到了下午，我不知是有人特地去請來的，還是剛好巡視工作來到，公社黨委書記老魏竟親自來到現場找我。他也以商量的口氣跟我說：“小丁呐，剛才這個社員來找我，說砍了他的樹，他的房子就要倒掉。他說他願意出工錢請人，自己挑土來填塞樹根，在填土時加一些滅螺藥。這樣做與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土埋滅螺”沒什麽兩樣。我想這倒也是一個辦法。不過你看行不行？”我想了一下說，這樣做也許也可以達到滅螺效果。但問題第一是填土工作量十分大，填土質量是否能達到要求也難掌握。而最大的問題是同樣情況的社員有不少，假如其他社員也提出來要這樣做，事情就不好辦。一是會戰可能無法如期完成；二是隻要一處或幾處地方滅螺質量出了問題，整個滅螺大會戰的成果就全功盡棄了。魏書記看著我不作聲，等了一會才緩緩地說：“這確實也是個問題。但是，樹砍掉了，如果房基不牢固房子坍掉了，社員的生活怎麽辦？”我感覺到這句話的分量。是呀，我們消滅血吸蟲病是為了人民的身體健康，也是為人民的利益；但把社員的房子弄垮了，總不能說這也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吧？或者我可以用“顧全大局”之類的空話來搪塞，但我麵對的是一個公社黨委書記，這樣的話我就說不出口。若要說，他的身份比我更合適。我無言以對。最後這棵樹砍不砍當場沒有定下來，後來怎麽處理的，因我人不在也就不清楚了。但這件事對我思想觸動很大，一個公社黨委書記為了這樣的小事，竟親自來與我這樣的小人物商量，這就很了不起。而令我感觸最深的是我們考慮問題時往往並沒有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顧及人民的利益，自以為是執行上級指示，堅持原則，實際是“拿了雞毛當令箭”，做了傷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而不自知。就以這次群眾運動來說，全縣砍掉的樹不知有多少，也不知有多少社員的房屋受到了影響。滅螺消滅血吸蟲病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民身體健康，但硬性規定離河岸一公尺內的樹全部砍掉，這個決定科學不科學？有沒有考慮過人民群眾生活等其他方麵的利益？這都是值得好好商榷的。我想，所謂“顧全大局”之類的理由，作為一個工作多年、負責一方的公社黨委書記肯定早考慮過。魏書記不要求那個社員“為革命犧牲小我，”，打“要顧全大局”那樣的官腔，這就十分難得，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後來我竟直接在他手下工作，這是當初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趙屯公社血防組組長老吳，原來就是五裏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這是一個身材十分瘦小的中年人，待人很隨和，與徐涇公社血防組組長以及金聯大隊“九闊嘴”那樣的幹部，自以為見多識廣，說話處事時時露出一股張狂勁來，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人。因此我與他相處一直很愉快。不過我也曾這樣想，這樣的人如果是一個普通農民，他的生活一定很苦，說不定要當“五保戶”。因為他根本沒有力氣做稍重一點的農活。好在他土改時就“出來行”了（當地農村的土話，意為參加了革命工作），當了幹部，這在一定程度可以減輕他體力勞動之苦。後來公社成立血防組，讓他當了血防組長，這更是一種照顧。或者他也明白自己的弱點，所以對任何人都很客氣。他是我接觸過的農村幹部中少有幾個仍然不失老實農民本性的人。當然，有時與人談起“革命曆史”，他對於自己很早“出來行”還是有些自傲的。

在趙屯工作時我結識了公社血防組的老沈，成了很好的朋友。他見人總是笑眯眯的，開口說不上三句便會開懷大笑。據他告訴我：他原來在崇明島（當時為上海市崇明縣）上當兵，服役二年期滿時被集體轉業到江西上饒附近的一個軍工廠做工人。這個廠是提煉造原子彈原料鈾礦第一道工序的工廠，建造在一個廢棄的煤礦洞裏。台灣那邊也知道有這個廠，常常派飛機來偵察。有一次報上報道在華東地區擊落美蔣飛機一架，就是在他們廠的山後上空擊落的。鈾有放射線，很多工人因此都得了白血球減少的病。一般工人在裏麵工作不超過兩年就得複員。他的師傅在裏邊工作年數稍長一些，其實仍年輕，但頭發掉光已像個老頭。他給我看過他師父的照片，三十多歲看上去像五十多歲。老沈去了一年就得了白血球減少症，這才複員回家被公社安排進了血防組，也算是一種照顧。他說：他們進車間工作前先要將自己的衣服統統脫光，到車間換工作服。一個班工作六小時，期間不能吃任何東西，連水也不能飲。下班後先要去洗澡。用肥皂和水從頭到腳反複衝洗，到自以為洗幹淨了，就到外麵一座儀器前照，如果身上還有放射性粒子沒洗掉，儀器就會響，這樣你還得去衝洗。要儀器照了不響，才算洗幹淨了。所以出來洗一次澡起碼要半個小時。六、七個小時不吃東西，回來餓得前肚皮貼在後背心。有時越想早點洗幹淨可早點吃上飯，結果越急越洗不幹淨，想快反而慢。當時我聽他說，隻是聽新鮮。那時很多人對勞動保護問題概念還很薄弱，領導不重視，自己也不懂。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爆炸成功，我們看電影紀錄片，很多職工在核爆現場的沙漠近距離觀看，看到蘑菇雲升起，都站起來歡呼雀躍，根本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後來我知道在新疆沙漠裏核爆試驗場工作的工人、軍人，因為他們沒有什麽有效的保護措施，很多人得了白血病、癌症。為了中國核工業和核武器的研發，有一大批人為之付出了他們健康和生命。在與老沈的交往中，我感到他是一個善良、率真的人，是屬於農民中最好的一類。與他交往，我不需提防什麽，心情很輕鬆。

 參加工作最初的一、二年中，我還是初步接觸農民。但我已開始形成我自己的對農民的看法。以後接觸農民越多，這個看法就越明確、越牢固。我不完全相信報上書中宣傳的所謂貧下中農的優良品質，而是覺得大多數的貧下中農，因為貧窮和沒有文化，顯得比一般的農民更愚昧和自私、短視。當然，我也覺得中國的農民大部分都有善良、勤勞、本份的優良品質。不少貧苦農民當初跟共產黨鬥地主、分土地，以為揀了個便宜；等到合作化、糧食統購統銷以後，就再也擺脫不了中共的奴役。事實上，他們在“解放”後仍然是最貧困的一個群體。因此他們的處境值得同情。但農村的基層幹部，他們中有不少原是流氓無產者，即農村中的痞子。他們參加“革命”除了想改變自己貧困的處境，還有乘火打劫、渾水摸魚的初衷。及至後來學了幾句“革命”的時髦話，變得更加油滑。對這些人，我大多沒有好感。

以上這些方方麵麵的看法，形成了我對這個社會的基本看法。但這個世界對我來說仍然是陌生的。我不善於交際。我對於這種主要靠嘴皮子與人打交道的工作總感到力不從心。

在趙屯期間有一件事我要特別提一下，那就是九月三日林彪發表了一篇大塊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我對這篇文章印象深刻。林彪在文章中說：毛澤東關於“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戰略，不僅指明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而且具有國際意義。林彪認為：“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麽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當時我認為林彪的這個觀點十分正確，具有偉大戰略目光。闡明這一點，對當前的反修鬥爭，與“蘇修”爭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當文革掀起後，有人提出毛澤東是馬列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塊裏程碑，我就立即想到發動“人民戰爭”，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導世界革命人民戰勝世界資本主義，將是構建這第三塊裏程碑的一塊重要基石。

以上這些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狀態，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一個迷信共產革命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