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

我的文革（10）

 

“大躍進”的內容包羅萬象，目的是要在短時期內將國家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文教、衛生，全麵地來個大發展、大提高。但重點是糧食和鋼鐵。毛澤東曾寫過一首打油詩，說：“手中有糧，心裏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強調：“一為糧，二為鋼，加上機器，叫三大元帥。三大元帥升帳，就有勝利的希望。”而當年的“大躍進”，就以競相大放糧食高產“衛星”和“大煉鋼鐵”為整個運動最主要、也是最瘋狂的兩個“革命任務”。下麵是我當年親曆的一些見聞，先從糧食放高產“衛星”說起。

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結束、“大躍進”運動正式全麵發動時，我們江南地區農村剛插完水稻秧苗。當時，蘇南、上海地區水稻畝產一般都在五、六百斤。一九五六年製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四十條》提出，十二年後，即到一九六七年要達到畝產八百斤。但是，在“大躍進”狂熱思潮衝擊下，這樣的產量指標顯然已經太保守了。七月十八日，青浦縣委召開萬人誓師大會，將全縣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黨支部書記和社長等主要幹部都召去開會，逼他們上台表態，保證秋收時糧食產量要達到多少多少斤。說得少的就會被批判為“右傾”。與前一個說的一樣也不行，說是沒有“幹勁”、“保守”。這樣，第一個上台的說他們保證要達到糧食畝產八百斤，第二個上台的就要說九百斤，第三個就要報一千斤。像古代擂台比武一樣，強中更有強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因此這樣的大會也叫“打擂台”大會。縣裏的誓師大會開完，鄉裏再開一次。這個擂台打到後來，上報的產量已經成為神話數字。這些上台“打擂”表態的幹部都是農民出身，當然知道這樣高的產量是不可能的。但此時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五七年底和五八年初的“反右傾”已經處罰了一批幹部，不敢上台打擂台，不敢報大數的幹部，很有可能被上級視為“右傾保守”，丟官還在其次，弄不好還會被批鬥。因此他們隻能硬著頭皮報大數吹牛。到了秋收，實際的產量當然要差一大截。但是以前的“牛皮”已經吹出去收不回來了，再加上上級三天兩頭檢查、督促的壓力，於是隻能繼續弄虛作假搪塞上級。

在這方麵，那些基層幹部既有經驗交流，也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在上級來驗收產量之前，叫社員把幾畝、甚至十幾畝未收割的水稻，連泥帶土挖出來種到一塊田裏，再當上級領導的麵收割稱重量。也有的在打穀場上把稱量過的穀子先一擔擔挑到倉庫裏，再從倉庫後門挑出來轉到打穀場上再稱一次。這樣重複地稱，可以源源不絕，要多高的產量就有多高的產量。當時的報章雜誌、電台廣布也為這股歪風推波助瀾，接連不斷地刊登全國各地的“豐收喜訊”，說什麽地方小麥畝產達到幾千斤，什麽地方水稻畝產達到幾萬斤。報上把這些高產數字稱為“衛星”，把上報高產數字稱為“放衛星”。記得一九五八年水稻“衛星” 放得最高的是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達到畝產十三萬多斤。這是我從我訂閱的一份《中國少年報》上看到的。這麽高的產量，當時我們小孩子也覺得不可思議。那麽當地的領導是不是都是白癡，看不出這是假的嗎？後來想想也不是。因為這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誰也不敢去揭穿它。揭穿了誰也不落好。於是大家裝糊塗，把假的高產數字層層上報。聽說住在中南海裏的毛澤東聽到各地上報的糧食產量後高興得不得了，還為糧食太多了吃不完而發愁。我不知道毛澤東是真相信了還是假相信。如果真相信，那就太辜負他“農民子弟”的身份了。據我猜測，他是有幾分相信，但也不全信。說他有幾分相信，一是求勝心切，二是連大科學家錢學森都說隻要充分利用光合作用，畝產萬斤是可以達到的。再說這一年全國基本無災，風調雨順，在這種情況下，他是有幾分相信糧食增產的。但這麽高的產量我相信他也不會信。但是，因為這是群眾運動，毛澤東曆來主張群眾的熱情“勁可鼓而不可泄”，“矯枉必須過正”，所以“放衛星”虛報產量是可以允許的。也許毛澤東心裏還有個“小九九”：即使實際產量沒有那麽高，但總之會高一點吧？就算最後核算下來產量打個幾折，這全國增產的數量也就十分可觀了。所以，一九五八年的農業“大躍進”，實際上是一場從下到上都心照不宣的騙局。隻是毛澤東料不到的是實際產量打的折扣這麽大，“大煉鋼”對秋收的破壞和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的浪費這樣嚴重，因此秋收不久一九五八年的冬季，部分地去就已出現糧荒。

當時為了奪取農業高產，報紙大力宣傳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這八個字是“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大意是說要取得農業豐產，必須在土壤改良、合理施肥、保證水源供應、選擇優良品種、密植、保護莊稼防治病蟲害、改良農具、加強田間管理這八個環節上下工夫。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躍進農民具體是怎樣種田的我不清楚，但當時報上確也報道過某些“衛星”田取得高產的經驗，例如深翻土壤，增加施肥，增加光照和通風等，還有照片為證。記得有一張照片是某地“試驗田”，當地幹部在田頭拉了電線裝了大支光電燈泡日夜照田裏的稻禾，說是增加光照量，可以促進作物的光合作用。還有一張照片是某地農村在田間裝了大電風扇對著長得密密麻麻的稻禾吹，說增加通風可以避免作物倒伏和病蟲害。這種做法，我想對小麵積的“試驗田”可以試試，但大麵積的農田根本不可能做到。況且當時很多地方還沒有電呢！所以這也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出了問題，但無人敢說穿。

我們學校是一九五八年九月開辦的，公社給了我們學校一些土地。第二年一九五九年，按《人民日報》的說法是“更大的躍進年”。這年春天我們也按“八字憲法”種了一塊水稻“試驗田”。關於這塊試驗田的種子是怎樣來的、什麽品種，我不知道。還有改良農具，防治病蟲害等措施對於我們這種條件設備都簡陋的學校來說也無從談起。當時我們爭取高產的措施主要有三條：一是所謂改良土壤，二是所謂合理施肥，三是所謂合理密植。改良土壤的措施主要是深翻。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澤東提出過“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隻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發揮作用。以後單位麵積產量搞到萬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卷）不過這個“三尺”標準很快就被打破了。我見過報上報道，有的地方提出了要深翻一丈的標準。當時我們學校提出的要求是七尺。深翻土地要力氣大的人才能勝任。這個任務交給農村來的幾個年紀較大、身強力壯的男同學負責。我們年紀小的負責施肥，就是把割來的草、還有學校不知從哪裏弄來的豬塮等丟到田裏，讓深翻土地的同學把這些肥料壓到土裏去。以前農民春耕，翻土不超過一尺，超過一尺翻上來的土就都是生土了。生土種莊稼不好，這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經驗，但現在被推翻了。生土熟土怎麽分？很好分。熟土是團粒結構，比較鬆軟，黑褐色的；而生土是板結在一起的，上麵有明顯的毛細水孔，顏色是青紫色的。練塘地區，古早是由沼澤慢慢淤積成的，地下水位高，一般挖土一尺半已經有水。這幾個同學挖到三尺來深，水已經沒到膝蓋，濺起的泥漿把渾身弄得像泥猴子。老師看看無法深耕到七尺，但口號已經喊出去，他們也不好改口，隻好含含糊糊地說“你們再翻深一點，能翻多深就多深”，但已不再要求翻七尺了。結果就在三尺左右深度打住。二是合理施肥。這塊一畝多的田施了多少肥下去？我曾聽一個老師在嘀咕，說前後施了幾百擔。三是密植。當時學校教農業知識的陳老師，原來是農業專科學校畢業的。他說合理的密植是三寸乘四寸，也就是間距三寸，行距四寸。可是這個規矩在“大躍進”中早被打破。我記得我們插秧時老師的規定是“三寸乘三寸”，又加了一句“隻準密，不準稀。不到標準的要拔掉重插。”所以實際插秧時我們都盡量插得密一點，恐怕三寸乘三寸都不到。

那麽這塊田的莊稼後來長得怎樣呢？開始時綠油油一片很喜人；到拔節時，稻棵長得很密而稻杆就顯得很細，一點也不粗壯；到了抽穗時稻棵就全部倒伏了。下一場雨，雨後太陽一曬，這些稻棵統統從根上開始朽爛，稻葉成灰白色，稻穗也都是癟的，與陳年的爛稻草一模一樣。正常的稻田，這時候是沒有積水的。可是這塊田下麵的土好象是爛泥塘，腳一踩下去要陷半尺深。這都是當初深翻和施肥都太過分了的緣故。收成自然是不要想了，顆粒無收，連種子都虧掉了。當然，我們學校的“試驗田”隻是一個個別的例子。但是“大躍進”中盲目狂熱的人和事確是到處都有。毛澤東的這個“農業八字憲法”看似有道理，但“深翻三尺”一句話就露了餡。他雖是農家子弟，其實並不真懂科學種田。我想他那個“八字憲法”很可能是從哪裏聽來的或看來的，再經他那個瘋狂腦袋一發揮，結果成了胡說八道。

農業“大躍進”放高產“衛星”，如果僅僅是虛報產量滿足一下上級的虛榮心也就算了。慘的是秋收後出售“餘糧”的任務都是根據你們以前上報的產量來定的。自從一九五三年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以後，農民生產的所有糧食，在扣除了上交國家的公糧（即農業稅）和農民自己的口糧，以及種子和牲口糧以後，其餘的“餘糧”要一斤不少地賣給國家。有隱瞞不賣的，即屬違法，可以抓捕判刑。因此，當初你上報的產量越高，現在你必須賣給國家的“餘糧”也就越多。那麽實際產量沒有那麽高怎麽辦呢？這件本應由基層幹部出來說明情況，承擔責任的事，但也許他們害怕受“黨紀國法”懲罰，就昧著良心把農民的口糧，還有牲口糧、甚至種子都搜刮了上交。然而，就這樣也完成不了出售“餘糧”的任務。當時有不少幹部向上級反映，說農村真的沒糧食了。但就在這個時侯，主政廣東的陶鑄和趙紫陽上報中央，說廣東發現大量農村幹部瞞產和私藏、私分糧食現象。於是中央一聲令下，各地紛紛發動反瞞產運動，由民兵帶了槍去農民家中挨家挨戶搜查，把農民藏起來賴以活命的、僅剩的一點糧食都搜了去。結果從一九五九年春季開始，全國性的大饑荒就爆發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廬山會議”本應是為著“糾左” 召開的。但因為毛澤東不肯大幅度糾左，仍在胡說什麽“大躍進”的錯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國防部長彭德懷忍不住上書批評大躍進錯誤。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上台發言支持彭德懷的觀點。毛澤東認為這是有人乘機要趕他下台，於是氣急敗壞、大發雷霆，連“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所謂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這樣的昏話也說了出來；同時氣勢洶洶地威脅全黨，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結果，在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人協助下，以“顧全大局”為名硬逼彭德懷承認自己錯了，並將彭德懷以及張聞天等人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接著，又在全黨發動“反右傾”運動，處罰對“大躍進”抱懷疑態度和不力的幹部（據中共中央解密檔案，全國劃了三百十七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一百四十三萬“中右分子”。後來我工作的單位黨支部書記張某就曾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繼續鼓吹躍進。結果，本來已經發現的問題非但得不到解決，反而變本加厲，使錯誤和災難向更廣更深的層麵發展，導致此後工農業生產全麵大倒退，和至少長達四年的大饑荒，全國餓死了四千多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生產糧食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