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

我的文革（5）

以上，是有關我出生地曆史、地理的大概情形，和我家從縣城搬遷到練塘的緣由。下麵就說說我的家庭概況和主要親屬的情況。

我的祖父母共生三個兒子，一個女兒，我父親排行第二。祖母帶領全家到練塘時，三兄弟都已結婚各自成立了小家庭，隻有最小的姑母是在父親與我母親結婚後才出嫁的。父親與我母親結婚時年紀已近四十，是前妻因病去世，才繼娶了我母親的。前母生有五個孩子，三男二女。我母親生得更多，共七個，我是唯一的男孩。我出生時祖母已經去世。祖父則去世得更早。我小時候聽母親說起一點祖母的事情，但從未聽她說過祖父的事情，原因是我母親也未見到過他。我父親在我十歲時去了香港，此後長期分隔兩地，所以我也沒有機會向他詢問有關祖父的事情。後來我問我大姐，她也語焉不詳，隻說祖父是個清末的秀才，又說我家祖上曾經有人做過官，僅此而已。究竟我祖上做過什麽官，祖父是什麽時候死的，因何死的，我一概不清楚。

父親年幼時隻讀了幾年書，十歲就被家裏送到上海十六鋪的一家衣妝店當學徒。叔父生前好像並無正當職業，兼患肺病，因此窮愁潦倒中年就去世。唯伯父年輕時在上海教書。從這些情形推測，我們這一支大概在我父親十歲前家道就中落了，否則秀才的兒子不會不讀書十歲就去做小學徒。而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否因祖父去世？我也不清楚，但想來大概不無關係。至於父親學徒出師後做過什麽事，在哪裏做，我也並不全知曉。我隻知道抗戰期間日軍在上海周圍設立封鎖線，禁止物資自由流通。城裏的物資出不來，鄉下的物資進不去，於是催生出一批“跑單幫”的人。他們冒險在封鎖線上進出，販運一點日用品，賺錢養家糊口。我父親也加入了這個隊伍。那時從練塘去上海最方便的走法是先到滬杭線上的石湖蕩火車站，再轉乘滬杭線慢車去上海。練塘到石湖蕩有十二華裏，步行約二個小時，都是泥土小路，途中要經過十二座小木橋，狹的橋麵一尺也不到，天雨路滑就較難行走。這是我小時候與同學逃學去石湖蕩看火車，走過多次的路，所以也知道一些。當然也可乘船去。有一班“紹興船”，每天早上專送客人到石湖蕩去乘火車。我小時候父親帶我也乘過，記得船資每人一角二分，約等於一斤大米的代價。至於抗戰時期是否也這個價錢，我就不知道了。那時我父親為了省那幾個船錢，經常背了貨物走路而去。因為走路費鞋，他就赤腳走，等到了石湖蕩找個水橋洗洗腳把鞋穿上，然後上火車。雖寒冬臘月也一樣。這固然是父親生性刻苦、節儉，但也是因為當時他經濟上不寬裕。有時貨物多，還拉上大哥一起去。後來，我在一本《上海通史》“經濟篇”分冊上看到有關記載，說這些“跑單幫”為生的人，從鄉下將上海城裏需要的物資販運進去，又將鄉下需要的東西偷運出來，肩扛手提，來來去去都要穿越日軍的封鎖線，不僅很辛苦，且有一定的危險性。但風險大，相對利潤也較大，其中有些人就因此發了一點小財，成為小康之家。我想父親也是這樣才積了一點錢的。父親開始遷居練塘時是貸屋而居。後來剛好有一戶人家，夫妻兩人都是好吃懶做又兼吸食鴉片，將祖上傳下的財產都花費光了想將房子賣掉。我父親知道了就將它買下，並用這房子臨街的一小間做店麵，開了一家土布店。這樣，生活才漸漸安定下來。我父親遷居練塘不久，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五個孩子，中饋乏人，就繼娶了我母親。開店後，這小店就由我父親為主，母親協助，兩人一起經營。

土布，是相對紡織機生產的“洋布”而言的棉布。布機是木製的，很簡陋。所織的布門幅一般隻有一尺二寸，但較厚較耐磨。在江南一帶，農村自古就有自己織布的習慣。元代傑出的紡織家黃道婆就是附近鬆江府烏泥涇人（今上海徐匯區）。很多農民家中有紡紗機、織布機。婦女幾乎個個都會織布。她們自己用棉花紡紗，再到鎮上染坊染色，然後自己配色、經紗，織成布供家人四季衣著所需。由於家人用布數量有限，不少婦女有空餘時間，也有織了布出售的。父親的土布店所出售的土布，開始部分是自己織的，我大哥、大姐都在家裏織過布；部分是向農婦收購的。由於貨源有限，生意做不大。後來父親從上海買原紗來自己將紗染成各種顏色，設計花樣，再根據不同花樣將各色紗線搭配好，分發給願意代加工織布的農村婦女們。父親付給她們織布的加工費，織成收回的布就放在自己小店中出售。這樣貨源增加了，生意也擴大了。當時委托代加工的關係戶，總數可能要有二、三十戶，甚至更多一些。雖然，代加工的關係戶不少，但由於農婦織布都是業餘的，產量並不高，平均十天半月能織成一、二匹就不錯了。逢到農婦來交貨的日子，我父母親會忙上大半天。平時則我父親一人應付生意也綽綽有餘。有時，他將小店交給我母親照顧，自己去鎮上一家染坊借他們的設備染紗。所需顏料也是他自己從上海買回來的。這樣可以省下一些染紗的費用。總之，小店的一切都由我父母親力親為，沒有雇傭員工幫手，一切精打細算，總算換來小康生活。

然而好景不常，這樣的好日子也不過五六年吧，到了一九五一年的一月四日，國家為控製棉紗布的生產和銷售，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頒布法令，規定即日起私人不準經營棉紗布業。禁令一下，我家小店被迫關門。父親失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在家賦閑了好幾年。父親雖薄有積蓄，但家中子女眾多，個個要吃要穿還要讀書。俗語說“坐吃山要空”，父親因此急得不得了。當時我大哥在香港工作。他是上海“解放”前夕因老板將工廠遷移去香港，隨他拜師學藝的先生和其他一大批職員、工人一起去香港的。他在香港認識一些人，就寫信來勸父親不如申請到香港去謀生路。父親申請了幾年，直到一九五六年才獲政府批準。申請獲得批準時，母親剛好因小產大病在床，但通行證的有效期有限，父親隻得忍痛離別，家裏的事就請外婆來幫忙。那天早上我送父親坐船離開家鄉赴港，船開了，我站在碼頭望著船漸漸遠去，不肯回家。父親也站在船頭望著我久久不肯進艙。那幕父親為生活無奈背井離鄉的景象，從此深刻我的心上。那年我虛歲十一歲，對人間生離死別的感情認識還不深，但已清楚覺得這次父親去香港，不像過去離家幾天就會回來，因而心中既有不舍也有一點空空的感覺。父親到港後，大哥通過朋友關係，在另一家織布廠替他找了一份管理職工宿舍的工作。工資雖低微，但寄港幣回來換成人民幣，一家溫飽還是可以維持的。

我母親是練塘鎮上人，娘家是幾輩子做櫓、修櫓的手工業者。練塘是水鄉，農田大多是圩田，農民勞作、出行都要用到船，因而一般農戶都有自己的船。船無櫓不行，所以做櫓修櫓這個行業那時候的生意是不錯的，生活也是過得去的。一九五六年手工業合作化以前，舅父繼承祖上傳下來的小作坊，有一個幫工，二個學徒。製櫓需要大的、木質堅硬的樹材。這就先要去鄉下尋找合適的大樹買下來，然後委托專門解樹的師傅把樹鋸下來，運回來，再解開成櫓胚。據我外婆講，那時候東家對夥計，特別是請來的解樹師傅，招待是來不得半點馬虎的，不僅頓頓飯要有魚、有肉，晚上一頓還要有酒，上午和下午還要供應二頓“點心”，一般是粽子或糕、糰子。即平日吃飯，也是舅父與幫工先吃，吃好離桌了，然後家裏其他人、包括學徒才能上桌吃。這些菜和“點心”的水準雖然不必高到可與飯店相比，但也要可口才好。這樣師傅才吃得開心，幹活賣力。而這些菜和“點心”都是我母親燒、母親做的。舅舅結婚後，這些事情本可由舅媽接手，但舅媽是從農村娶的，做不來這些。而我外祖父又非我母親燒的菜他不吃，偏愛我母親，不捨得輕易將我母親嫁出去，結果一年拖一年，把我母親拖到三十歲，成了“老姑娘”。在那個年代，這樣年紀的女子想嫁一個頭婚的男子幾乎是不可能的了，於是嫁給我父親做了填房。我母親很能幹，安排家務一流，不僅家裏燒菜、做點心她一手包辦，有空還替鎮上的衣妝店繡花掙“私房錢”，甚至舅媽生的大女兒也基本上是我母親帶大的。母親雖說隻讀過一年小學，嫁了我父親後幫我父親做生意，一樣也是頭頭是道。一般來說，能幹的人性格也比較剛強。我母親就是這樣的脾氣，認準了的理，不肯相讓。這樣就容易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