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

我的文革（3）

 

此外，我對文革還有其他一些看法。這些看法是：

一，關於發生文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這也是文革中很多人思考的問題。在我看來，所有曆史大事件的發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的產物。文革也是這樣。很多人、包括我在內，曾不止一次提出過這樣的假設：假如一九五六年不發生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假如中國沒有“大躍進”和因“大躍進”失敗引發的大饑荒，毛澤東被逼退出中央一線領導從而與劉少奇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文革是不是就不會發生？我認為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觀察文革，文革的發生就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用另一種觀點看，以我對共產革命理論的理解和對毛澤東時代中共的理解，我更認為發生“文革”是出於曆史的必然性。《共產黨宣言》早就公開宣告了共產革命的目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事實上，中共在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了與“傳統觀念決裂”的鬥爭，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從未停歇過。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尤其是中共執政以來，一係列大大小小發生在文化、政治領域的鬥爭，諸如五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批《武訓傳》、批《評〈紅樓夢〉研究》、以消滅各種宗教為目的的“破除迷信”運動，以及反右派運動、中蘇論戰等等，沒有間斷過。一九六六年發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是規模最大的一次。當然，如果沒有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沒有後來的“毛、劉鬥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或許不會以已經呈現給我們的方式出現，但也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總之，一個執政黨隻要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是無可避免地。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顧名思義，文化領域當然是這次運動主攻的對象，也是破壞最烈的地方。文革中，中共將傳統文化概括為“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或斥之為“封、資、修”，揚言必須統統破除。當時最流行的毛澤東的一句話叫做“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仿佛隻要大膽的去“破”，把舊的文化統統否定掉，能禁的禁，能燒的燒，新的“紅彤彤的無產階級的新文化”就自然地會產生、成長起來。這種說法與“人類曆史的發展必然是共產主義社會”一樣，其實都是騙人的偽命題。人類曆史的發展是否“必然”走共產主義道路，這個共產主義社會是否就是共產黨所宣傳的那樣，其實誰也不能保證。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說穿了那不過是他們在書齋裏的臆測，同時也迎合了部分人的理想，於是受到人吹捧而已。但理想與實際是有很大差別的；“破”與“立”也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比如有人說他要推倒舊房子建造一座新房子。他確實把舊房子推倒了。但推倒了舊房子不等於新房子同時也就建造起來了。推倒舊房子往往隻需暴力，而建造一所新房子要具備許多條件，比如有沒有必須的各種建築材料，有沒有周全的設計圖紙，有沒有合格的建築工人，等等。這個道理並不深奧，但當時很多人因為對領袖的迷信和無知而不懂，尤其年輕的學生不懂。文革中“破四舊”最起勁、最賣力的就數這批年輕人，尤其是中學生。文革對中華傳統文化嚴重破壞的後果，現在很多人看到了，而理想中的新思想、新道德卻沒有建立起來。目前的中國大陸，為人基本的倫理道德缺如，拜金主義猖獗，原因實在於此。

這裏必須指出：所謂傳統道德，並不是如馬克思說的僅是某個統治階級製造的文化，而是人類在曆史的長河中不斷摸索、總結出來的，人與人相處經驗教訓的結晶。它是全人類共有的。在那些被中共斥之為“四舊”的東西，包含了不少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人之作為社會人的行為準則，包含了人類的終極真理。它融化在人們的生活中，蘊藏在所有的文化形態中。正是它潛移默化，支撐著、並規範著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經曆數千年而仍能以文明開化的狀態屹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拋棄掉了這些，人就又回複到了愚昧的、原始的動物狀態。即使這些人衣冠楚楚，滿身現代科技的新產品，仿佛很有文化範兒，其實是滿腦漿糊的行屍走肉。近些年中國大陸走出國門的人多了起來。但他們的言行舉止，不僅在“老外”看來有如異類，即同為中國人而因來自台灣、香港或因出國已久，也會感到有點格格不入。總之，給人的感覺是特別的自私和無禮。這是中共幾十年來用“革命思想”熏陶、改造中國人所得的結果。而這個文化大革命留給中華民族的惡劣後果，恐怕一百年、幾百年也不會完全消失。想到這一點，我就感到痛心，並為自己慶幸。因為雖然中共從一出現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就以反傳統文化為已任，但傳統文化在我兒童和少年時期還很容易接觸到，我總算是趕上了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的“末班車”。在文革這樣思想混亂、道德敗壞的年代，我也曾迷茫過、失足過，但最終之所以沒有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應該說是傳統的道德觀挽救了我。

三，中共建政以後，毛澤東發動過很多次政治運動。其中作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引子的“整風”運動，開始時也曾遇到強大的黨內阻力。原因是許多黨內幹部誤以為發動黨外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就是將鬥爭矛頭對準了黨內。及至稍後明白這隻是一個“引蛇出洞”的“陽謀”，這才迅速將阻力變為了動力，紛紛摩拳擦掌投入了運動。而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明確告訴全黨和全國人民，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句話，第一次出現並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而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中。再加上之前開展的“反修”運動，因此全黨上下都知道這次“整黨內走資派”要來真格的了。雖然毛澤東在《十六條》中就告訴他們，真正需要打倒的“走資派”是“少量的”。但因為這個“少量的”所指的對象是不確定的，因而人人害怕自己是不是會不幸而會成為這“少量”中的一分子。而且，中共曆來的“革命”其實都是革別人的命，主要是針對群眾的；而這次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他們就不幹了。他們大多一向以“革人命者”自居，不能容忍被人革命。他們尤其憎惡紅衛兵和造反派群眾對他們的暴力批鬥。這種鬥爭方式不僅損害他們的尊嚴，還危及他們的生命。 因此從沒有一次政治運動像文革那樣遭到了絕大多數黨員幹部的強烈抵製和頑強反抗。當然，不排除也有部分黨員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他們熟悉黨內鬥爭的曆史，明瞭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故而絕不願為了達成毛澤東的野心，去迎合毛澤東而無端犧牲自己的利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文革，我認為毛澤東實是以一個人之力在與全黨為敵。甘心供他驅使的隻有中央文革少數幾個“秀才”。這是文革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林彪、周恩來、以及所謂的“造反派”，與他的關係都不過是相互利用而已。

四，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原沒有料到十年之久仍未能結束這場運動。僅這一點就說明了鬥爭的激烈和反文革力量的強大。在這場政治大搏鬥中，支持文革和反對文革的兩大派力量整整纏鬥了十年。就全國的形勢來說，抵製文革的勢力自始至終大於支持文革的力量。尤其廣大農村地區基本上完全是“保守派”的汪洋大海。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支持文革的勢力隻在北京、上海等少數幾個大城市略占上風。就這一點說，也不妨將文革兩派的鬥爭看成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的鬥爭。文革中反文革的當權派們就實行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這一點在各地武鬥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毛澤東與林彪的火拚使原本就處於少數派的文革力量更加疲弱不振，所以不等毛澤東去世，很多人就已預估到了文革必敗的結局。文革之所以能一直拖延到毛澤東去世才結束，完全是靠毛澤東個人的威望勉強支撐著。毛澤東一閉上眼睛，他的妻子江青立刻就成了階下囚，文革也隨之結束。

 五，上海市文革發展的經過，在全國來說是個比較特殊的個例。文革初期，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為首的“造反派”，僅經過幾個回合便一舉擊垮了以“赤衛隊”為代表的保守勢力。此後近十年中，親毛的文革派一直控製著上海市委、市革委的權力，直到文革結束。我以為這主要得力於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廣大市民曾受過西方民主思想長期、普遍的浸潤。相對於全國其他城市，更不要說封閉落後的農村，上海市民對具有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比全國其他地方的人更普遍、更強烈。因此，當文革以“防修反修”為號召揭發、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時——據中共的描述，修正主義者的一個特征是享受特權——相當數量的市民就積極地投入了“造反派”的行列。從這一點說，文化大革命中群眾選擇“革”還是“保”的立場，與他們對自由、民主的認同程度有關，與他們的文化程度有關。就全國來說，因為城鎮居民的文化程度相對要高於農村，城鎮居民中參加造反派的比例明顯要高於農村。文革中群眾分裂成兩大派，並不是由親毛、反毛的立場造成的，而是因對民主自由還是封建特權不同的價值取向造成的。當然，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的直接指導，特別是毛澤東對上海造反派的讚譽，也是上海造反派力量迅速壯大並占據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

六，我家鄉和工作所在的青浦縣，一九五八年以前一直屬於江蘇省。一九五八年，青浦與原來同屬江蘇省的上海、寶山、嘉定、鬆江、川沙、金山、南匯、奉賢、崇明等十個縣先後劃給上海市，成為上海的郊縣。但郊區人與市區人政治上的分野還是很明顯的。文化大革命中，上海郊縣的造反派基本不占優勢。原因之一是郊縣基本上都是農業區。農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普遍要比市區居民低，因而郊區的保守勢力更強大。原因之二是南京軍區的轄區包括上海市。軍區司令許世友的立場是保守的。在軍區影響下，我們青浦的地方武裝部門，以及青浦附近佘山的駐軍，對青浦的文革有過很大的幹預。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以後，青浦全縣所有造反派組織都被縣武裝部鎮壓下去的，抓了一百多個造反派頭頭。後來因為得到上海市區的“工總司”的支持，造反派才重振旗鼓。青浦縣的兩派鬥爭，在上海十個郊縣中最激烈，武鬥也是最厲害的，不僅時間長，從一九六七年夏初一直延續到六八年秋冬，死人也最多，大大小小幾十次武鬥總共死了二十多人。就整個上海市範圍言，青浦的文革不僅鬥爭激烈且過程複雜。若要研究文革，這個典型是頗具代表性的。

七，文革浪費了我十年青春，但我也並非一點收獲沒有。我對文革最大的收獲是從此我看穿了中共這個政權的虛偽和虛偽後麵的邪惡。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完全是以仇恨為基礎的。它將人們的仇恨情緒煽動起來，挑唆他們相互鬥爭，自己從中取利。中共的宣傳手法，是極端的、唯心的一元論，憑空臆想、非黑即白，為了證明一方的正確，就千方百計地汙蔑、誇大另一方的錯誤，甚至不惜造謠。他們雖然標榜自己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其實是一批機械唯心主義者。而中共的曆史，它全部的所作所為，證明了它的本質是騙子和土匪、流氓三者的結合。這一點在文革中，不論是所謂的“毛派”還是“反毛派”，都是一樣的。

 八，上帝與撒旦總是並存。善與惡有時是那麽難以區分。至於誘惑和恐懼，一半來自外界，一半來自我們自身的弱點。人生本就不易，而生活在中共統治的社會，尤其艱難。這樣人就常常不免因屈從現實而犯錯。如果我們想要立身塵世而又能做到潔身自好，就不能不自立一條道德底線，牢記它，緊守它，做到“行不逾矩”。文革對我最大的教訓是讓我明白了一條聖人之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條做人最簡單明白的道德標準。就是它讓我在文革中迷途知返。後來我讀章君轂的《杜月笙傳》，杜月笙行為處事常有一句口頭禪，叫做“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別人。”我覺得這句俚語其實深合孔子的教訓，從而明白杜月笙之所以能從一個上海灘小混混流氓，蛻變為一代豪傑的原因。是啊，一個人若凡做事說話，能事事處處考慮到別人的感受，以己心度他心，則豈會犯糊塗做錯事呢？就個人修養言，能做到這一條，則聖賢先哲所提倡的“仁”、“克己複禮”、“忠恕之道”、“中庸之道”，豈不也都做到了？

九，文革是一件長達十年、複雜的曆史大事件。對於這場文革的真相，官方有官方的說法，人民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官方的說法，往往會故意隱瞞一些事實，歪曲一些事實，以符合官方的利益。而人民的看法，數以幾億的人民分散各地，經曆各有不同，必然看法也不同，而且有局限性，不夠全麵。但是，如果人民中有盡可能多的人，將他們個人獨特的經曆、感受寫出來，合在一起，就如以前的“全息攝影”和現在的3D技術一樣，則這個記錄一定會比官方的記錄更符合事實的原貌和全貌。著名作家馮驥才寫過一本《一百個人的十年》。我想他之所以要寫這麽多人的文革遭遇，大約用意也在於此：通過盡可能多個人的經曆，來拚湊出整個民族、整個國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所以，大家將自己所知的文革真相記錄下來，為曆史留一份見證，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有這個條件的都應這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