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那點兒破事】：馬克思大戰巴枯寧，理屈詞窮後竟惱羞成怒，將其趕出第一共產國際。

 

按照馬克思理論，地主、資本家都是剝削階級，必須剝奪其財產，而無產階級社會將由無產階級來執行統治。?

巴枯寧

（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1814年5月8日—1876年7月1日）

　　米哈伊爾·亞曆山大羅維奇·巴枯寧，俄國早期民主革命者，後成為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
　　1814年5月8日，巴枯寧出生於俄國特維爾省的一個貴族家庭，於莫斯科大學就讀後在民粹派赫爾岑的幫助下前往德國學習黑格爾理論，後來避往巴黎。1848年民主革命期間輾轉法德兩國參與暴動，後被德國當局於1850年逮捕判處死刑（後改終身監禁），1851年5月被引渡回國。在獄中寫下懺悔書並以此獲減刑，流放西伯利亞期間趁機出逃，經日本、美國於1861年重返歐洲。1866年赴日內瓦參加“和平與自由聯盟”代表大會，被推選為常務委員會成員。1868年，以個人身份加入第一國際，進而要求將“社會民主國際聯盟”納入國際，開始遭拒，但後以“聯盟”地方分會的名義被接納。1870年8、9月法軍敗於普軍，他趁機來到裏昂占領市政府並向市民“宣告取締國家壓迫”，但未得到響應。之後在1872年的國際海牙大會上與其追隨者一道被開除出第一國際。1876年7月1日，在瑞士伯爾尼逝世。

愛德華·哈利特·卡爾《巴枯寧傳》（1961）

巴枯寧批評馬克思：

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主義，會有新的特權階級。

《國家製度與無政府狀態》（1873）：“革命專政和國家政權之間的全部差別僅僅在外觀上。實質上，兩者都是由少數人管理多數人，借口是多數人的所謂愚蠢和少數人的所謂聰明。因此，它們都是反動的：兩者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都是鞏固少數治人者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政治和經濟奴役。”

“如果他們的國家真正是人民的國家，那末為什麽要把它廢除呢？如果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須予以廢除，那末他們又怎麽敢把它稱為人民的國家呢？我們經過同他們的論戰使他們認識到，自由或無政府狀態，即工人群眾自下而上的自由組織，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任何國家，他們的人民國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種羈絆。這就是說，它一方麵產生專製，另一方麵產生奴役。他們說，這種國家羈絆，即專政是達到徹底的人民解放所必須的過渡手段；無政府狀態或自由是目的，國家或專政是手段。可見，為了解放人民群眾，首先必須奴役他們。”

“他們（按：拉薩爾與俾斯麥）彼此接近的主要基礎在於拉薩爾的政治社會綱領，在於馬克思先生所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這個綱領的基本點是：通過僅僅國家這一手段使無產階級獲得（虛假的）解放。但是為此就要使國家同意成為使無產階級擺脫資產階級資本奴役的解放者。怎樣使國家具有這種意誌呢？隻可能有兩種手段。無產階級應當進行革命，以便掌握國家這一斷然的手段。按照我們的意見，無產階級一旦掌握了國家，就應當立即把它作為人民群眾的永久的監獄加以摧毀。按照馬克思先生的理論，人民不僅不應摧毀它，反而應當鞏固和加強它，並且完全聽從自己的恩人、監護人和導師即共產黨的首長們的命令，交給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由他們開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解放人民。他們把權柄集中到一隻強有力的手中，因為愚昧無知的人民需要特別強有力的監護。他們將建立統一的國家銀行，集中掌握全部工商業的、農業的甚至科學的生產，並且把人民群眾分成為兩支軍隊：工業軍和農業軍，由國家工程師們直接指揮，這些工程師將構成新的科學和政治的特權階層。”

馬克思回擊：“這就是說，隻要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還存在，隻要無產階級還在同它們進行鬥爭（因為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無產階級的敵人還沒有消失，舊的社會組織還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就必須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無產階級本身還是一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鬥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末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或改造這種經濟條件，並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的過程。”

 

你比人民更懂人民利益。

《國家製度與無政府狀態》（1873）：“任何國家，甚至最共和和最民主的國家，甚至馬克思先生所設想的所謂的人民國家，實質上都無非是通過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真正利益的有知識的因而有特權的少數人自上而下地管理群眾。”

 

你要讓工人統治農民。

《國家製度與無政府狀態》（1873）：“如果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層，它將統治誰呢？就是說將來還有另一個無產階級要服從這個新的統治，新的國家。例如，大家知道，賤農是不受馬克思主義者賞識的，而且文化水平最低。他們大概要受城市工廠無產階級治理。”

馬克思回擊：“這就是說，凡是農民作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歐大陸各國那樣農民甚至多少還占居多數的地方，凡是農民沒有消失，沒有像在英國那樣為雇農所代替的地方，就會發生下列情況：或者農民會阻礙和斷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國到現在所發生的那樣，或者無產階級（因為私有者農民不屬於無產階級；甚至在從他們的狀況來看他們已屬於無產階級的時候，他們也認為自己不屬於無產階級）將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農民的狀況，從而把他們吸引到革命方麵來；這些措施，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私有製向集體所有製的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農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權；隻有租佃資本家排擠了農民，而真正的農民變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樣的無產者、雇傭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時候，才能夠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製；尤其不能像巴枯寧的革命進軍那樣用簡單地把大地產轉交給農民以擴大小塊土地的辦法來鞏固小塊土地所有製。”

 

學理主義，權威主義。

《我和馬克思的私人關係》（1871）：“他具有一切學者固有的缺點，他是個學理主義者。他無條件相信自己的理論，並從這些理論的高度來鄙視整個世界。”

《國際的組織》（1872）：“我們相信，如果國際工人協會將來分成兩個集團：一個集團包括絕大多數的人，而且是由這樣一些成員組成的，他們的整個科學隻是盲目相信自己領袖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智慧，另一個集團則隻是由幾十個統治者所組成，那末這個應當解放人類的機構本身就會變成某種寡頭政治的國家，比所有國家更壞。這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有學識的和精通權術的少數，他們一定會把政府的全部責任和權利抓在手中，而且更加專製，因為它精心地把自己的專製掩藏在一種外殼之下，即似乎它恭恭敬敬地尊重向來是由它自己口授的意誌和決定這種所謂的人民的意誌；我們說，這些少數人既然服從自己特權地位的必要性和條件，同一切政府有共同的命運，就會逐漸地變得越來越專製、殘酷和反動。”

《國家製度和無政府狀態》（1873）：“一個學者就其本質來說就有各種思想上和道德上腐化的傾向，而他的主要毛病是過高估計自己的知識、自己的智能，看不起一切無知識的人。要是讓學者執政，他就會成為一個最難以忍受的暴君，因為學者的傲慢是令人厭惡和令人難堪的，而且比其他一切更加咄咄逼人。所有的人都成了書呆子的奴隸，這叫什麽人類的命運！要是允許他們隨心所欲，他們就會對人類社會做各種試驗，如同他們現在為了科學的利益對兔、貓、狗所做的試驗那樣。”

“在拉薩爾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和演講中經常使用的‘博學社會主義者’、‘科學社會主義’這些名詞本身就證明，所謂的人民國家，不是別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學者所組成的——個人數很少的新貴族階級非常專製地治理人民群眾。人民是沒有學問的，這就是說，他們完全可以從繁忙的政務中解放出來，完全被歸入治於人的畜群。好一個解放！”

“任何一個學者都沒有能力去教導人民，因為甚至連他自己也不能確定社會革命後人民將怎樣生活和應該怎樣生活。這首先取決於每個民族的情況，其次取決於人民將要表現出來的、並將起有力作用的願望，而絕不取決於來自上麵的指示和解釋，以及在革命前臆想出來的任何一般理論。”

 

拒絕天才獨裁。

《論教育2》（1869）：“對於天才來說，無論幸福還是不幸福，人們應該首先在主要的觀點注意到，人們不能組織起來迎合例外。不過這些天才除了作為我們所知的所有法則極其罕見的例外之外，就再也沒有在人類曆史中出現過了。即使這樣，我們也希望未來的社會可以通過一個真正且實用的民間組織，通過集體財產來讓天才們變得不那麽必要，不那麽令人生畏，而是讓他們成為對我們所有人都有真正好處的人。為此，我們永遠不能無視伏爾泰的一句名言：‘比最有智慧的人更有智慧的是大眾。’所以，這僅僅是一個把所有人為了根植於完整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平等的自由，為了不受到來自天才獨裁野心和暴政傾向的恐懼而組織起來的問題。”

 

人民不需要經濟學。

《國家製度和無政府狀態》（1873）：“我們的人民不需要任何科學，他們根據自己的痛苦經驗就知道自己生活得很壞，即使他們十倍地工作，他們也仍然不會變得富裕些、幸福些和自由些。這就是他們的境遇，例外的隻是某些幸運者，農民或富農和市會，他們玩弄各種陰謀詭計，不擇手段地從不幸的被奴役者的行列轉入剝削者和奴役者的行列。所有這一切，人民不學政治經濟學也了解得很清楚。”

 

附 巴枯寧銳評科學本性是抽象。

《上帝與國家》（1871）：“抽象便是它那本性，它非常能理解真實的、活生生的個性的原則，但是它不管那些真實的、活生生的個體；它隻論一般性的個體，卻不是張三或是李四，卻不是這一個或是那一個，對於科學，它們並不也不能存在。”

“在一定範圍之內，生命對科學的反叛，更確當地說，對科學的統治的反叛，並不是毀壞科學——那是對人性的重大叛逆——而是把它放回到它的位置，使它不再離開它的位置。到現在為止，一切人類史隻是數百萬可憐的人類為了一些無憐憫的抽象——上帝、國家、國家的權力、民族榮譽、曆史權利、司法權、政治自由、公共福利——的榮譽而作的永久而血腥的殉祭，直至今天，這些是人類社會的自然的、自動的、不可避免的運動。我們沒法打消它；就過去而論，我們必須像對一切自然宿命一樣地順受它。我們必須相信這就是教育人類的唯一方法。”

 

附 巴枯寧對學術權威的態度。

《上帝與國家》（1871）：“這就是說我反對一切強權嗎？我決無這樣想法。關於靴子的事情，我采取製靴權威的意見；關於房子、運河或是鐵道，我請教建築師和工程師的意見。對諸如此類的專門知識我要向諸如此類的專家求教。但是我既不允許製靴匠，也不允許建築師，也不允許專家來把他的權威加在我的身上。我自由自主而照他們的智力、性格、知識、所應得的那樣尊重地聽取他們的話，卻總保留我自己的無可爭論的批評權和不信任權。我絕不能把任何特殊部門的事情隻請教同一個權威；我向幾種權威請教；我把他們的意見來比較，而采取我覺得最正確的。但是即使在特別的問題上我也不承認有不會有錯的權威；所以，不論我對諸如此類的個人的誠實和真誠如何尊敬，我對任何人沒有絕對的信任。這種信任會將我的理性，我的自由，甚至我的計劃的成功致於死命：它會立刻把我變做一個愚昧的奴隸，別人的意誌和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也不認同以“在革命前臆想出來的任何一般理論”來指導革命後的建設。

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紐文胡斯（1881.2.22）：

“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麽，應該馬上做些什麽，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但是，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虛無縹緲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複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如果一個方程式的已知各項中沒有包含解這個方程式的因素，那我們是不能解這個方程式的。此外，一個由於人民的勝利而突然產生的政府陷入窘境，這決不是什麽特別的‘社會主義的’東西。恰好相反。勝利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由於自己的‘勝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腳，而社會主義者至少可以無拘無束地采取行動。有一點您可以深信不疑，這就是如果在一個國家還沒有發展到能讓社會主義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廣大資產者威嚇住，從而贏得首要的條件，即持續行動的時間，那末社會主義政府就不能在那個國家取得政權。”

“對未來的革命的行動綱領作純學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預測，隻會轉移對當前鬥爭的注意力。”

 

 

馬克思批評巴枯寧：

經濟與政治因果顛倒。

馬克思《總委員會關於繼承權的報告》（1869.8.3）：“我們應當同原因而不是同結果作鬥爭，同經濟基礎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層建築作鬥爭。”

 

1.繼承權。

馬克思《總委員會關於繼承權的報告》（1869.8.3）：“假定生產資料從私有財產轉變為公有財產，那時繼承權（既然它具有某種社會意義）就會自行消亡，因為一個人死後留下的隻能是他生前所有的東西。因此我們的偉大目標應當是消滅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許多人的勞動果實的經濟權力的製度。在社會處於相當的發展水平而工人階級又擁有足夠力量來廢除這種製度的地方，工人階級就應當用直接的手段來達到這一點。例如，廢除國債，自然就能同時避免國家有價證券的繼承。另一方麵，如果工人階級沒有足夠的權力來廢除國債，那末，要想廢除對國家有價證券的繼承權，就是愚蠢。繼承權的消亡將是廢除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改造的自然結果；但是廢除繼承權決不可能成為這種社會改造的起點。”

馬克思致保爾·拉法格（1870.4.19）：“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要求——廢除繼承權，這是聖西門派的舊廢物，騙子手和無知之徒巴枯寧充當了這種廢物的責任出版者。十分明顯，如果有可能通過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內完成社會革命，那末地產和資本馬上會被廢除，因而也就根本沒有必要研究繼承權。另一方麵，如果沒有這種可能性（當然，設想有這種可能性是荒謬的），那末宣布廢除繼承權就不是一個嚴肅的舉動，而是一種愚蠢的威脅，這種威脅會使全體農民和整個小資產階級團結在反動派周圍。請設想一下，比如美國佬未能用武力廢除奴隸製。那末，宣布廢除奴隸繼承權是多麽愚蠢的行為！這種理論完全是以陳舊的唯心主義觀點為依據的，這種觀點認為現在的法學是我們經濟製度的基礎，而不是把我們的經濟製度看作我們法學的基礎和根源！”

 

2.先廢除資本還是先廢除國家。

恩格斯致泰奧多爾·庫諾（1872.1.24）：“他認為應當消除的主要禍害不是資本，就是說，不是由於社會發展而產生的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階級對立，而是國家。廣大的社會民主黨工人群眾都和我們抱有同樣的觀點，認為國家權力不過是統治階級——地主和資本家——為維護其社會特權而為自己建立的組織，而巴枯寧卻硬說國家創造了資本，資本家隻是由於國家的恩賜才擁有自己的資本。因此，既然國家是主要禍害，那就必須首先廢除國家，那時資本就會自行完蛋。而我們的說法恰巧相反：廢除了資本，即廢除了少數人對全部生產資料的占有，國家就會自行垮台。差別是本質性的：要廢除國家而不預先實現社會變革，這是荒謬的；廢除資本正是社會變革，其中包括對全部生產方式的改造。”

恩格斯致菲利普·範-派頓（1883.4.18）：“馬克思和我從1845年起就持有這樣的觀點：未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結果之一，將是稱為國家的政治組織逐步消亡和最後消失。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從來就是依靠武裝力量保證富有的少數人對勞動者多數的經濟壓迫。隨著富有的少數人的消失，武裝壓迫力量或國家權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時，我們始終認為，為了達到未來社會革命的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階級應當首先掌握有組織的國家政權並依靠這個政權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這一點在1847年寫的《共產黨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經闡明。無政府主義者把事情顛倒過來了。他們宣稱，無產階級革命應當從廢除國家這種政治組織開始。但是，無產階級在取得勝利以後遇到的唯一現成的組織正是國家。這個國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變，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職能。但是在這種時刻破壞它，就是破壞勝利了的無產階級能用來行使自己剛剛獲得的政權、鎮壓自己的資本家敵人和實行社會經濟革命的唯一機構，而不進行這種革命，整個勝利最後就一定會重歸於失敗，工人就會大批遭到屠殺，巴黎公社以後的情形就是這樣。”

 

政治冷淡主義。

馬克思致保爾·拉法格（1870.4.19）：“工人階級不應當從事政治。它的任務隻是在工聯中組織起來。而工聯借助於國際總有一天會取代所有現存國家的地位。”

恩格斯致泰奧多爾·庫諾（1872.1.24）：“在巴枯寧看來，既然國家是主要禍害，就不應當做出任何事情來維持國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種國家——不管是共和國，君主國等等——的生命。因此就應當完全放棄一切政治。進行政治活動，尤其是參加選舉，那是背叛原則的。”

馬克思《政治冷淡主義》（1873.1）：“‘工人階級不應該組織成為政黨；他們不應該以任何借口過問政治，因為同國家進行鬥爭就是承認國家，而這是同永恒原則相抵觸的！’”

 

你比我更權威主義，你還搞秘密組織，提前實現先鋒隊是吧。

馬恩《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1873）：

“有必要在構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無政府狀態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動的統一有某種機關作為自己的體現。這種機關應當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國際兄弟聯盟。這個聯盟的出發點是這樣一種信念，即革命永遠是既不能由個人也不能由秘密團體來進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變和事實的進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進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眾本能意識的深處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然後才爆發出來的……組織得很好的秘密團體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眾中傳播與群眾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幫助革命的誕生，並且組織——不是組織革命的軍隊，革命的軍隊始終應當是人民〈炮灰〉——革命的總參謀部，由忠誠的、堅毅的、聰明的，主要地是真誠的，而不是沽名釣譽的人，由有能力作為革命思想〈由他們壟斷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間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組成”。“因此，這種人的數目不宜過多。整個歐洲的國際組織有一百名緊密無間地團結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夠了。最大的國家的組織有二三百名革命者也就足夠了。”

“總之，一切都在變化。無政府狀態、‘放縱人民生活’、‘惡欲’等等已經不夠了。為了保證革命的成功，必須有思想和行動的統一。國際的會員們正力圖通過宣傳、討論和無產階級的公開組織來建立這種統一，——而巴枯寧所要求的，隻是一個由一百名革命思想的特權代表人物組成的秘密組織，一個自己任命自己的，在永恒的‘公民Ｂ’的統率下組成的，待用的總參謀部。思想和行動的統一無非是教條主義和盲目服從。Perinde ac cadaver〔你要像死屍一樣〕。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真正的耶穌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