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66）

“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66）

“五反”以後中國資產階級的末路

 

審視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那幾年的曆史，應該說“五反”運動是一件意外發生的事情。假如不是因為爆發了朝鮮戰爭，不是因為毛澤東“抗美援朝”派誌願軍出國作戰，驟然暴增的軍費開支令中共原本就嚴重赤字的財政頻臨崩潰，按當時戰後恢複經濟的步伐估計，中共的財政困難在一九五一年以後會逐步得到緩解。一九四九年時社會總產值隻有五百五十七億元人民幣（新幣），到一九五二年達到一千零十五億元，幾乎翻了一番（數字來源見壽孝鶴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手冊》），說明建國最初三年戰後經濟的恢複速度是較快的。那段時間，私營工商業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龐鬆《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工商業政策的收放與工商界的境況》一文指出：根據上海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上海私營工商業的存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時達到二點四萬億元人民幣（舊幣），是中共建國後的最高峰。所以龐鬆稱那段時間也是一九四九年後私營工商業的“黃金時代”。工商業繁榮，國家稅收必然也相應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因為“抗美援朝”，毛澤東根本就沒有必要為籌措戰費而發動“三反”“五反”。所以“城門失火，殃及魚池”，說“三反”“五反”是由朝鮮戰爭引起的無妄之災，一點也不過份。

“五反”的結果是毛澤東如願以償，從民族資產階級頭上敲詐到了一大筆不義之財。其數量之巨，按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可以打一年半”的朝鮮戰爭。這個話，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全國政協一屆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說的。而這個“一年半”，指的應該就是一九五一年的一年和五二年的半年；或者是從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一年和此後的半年。毛澤東又說：“去年抗美援朝戰爭的費用，和國內建設的費用大體相等，一半一半。”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陳雲傳》提供的數字：“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的支出占全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七”，比“一半一半”稍多了一些；但說“一半一半”也說得通。而一九五一年的財政收入是一百二十二點五億元人民幣（新幣），因而百分之五十七是六十九點八億元，接近七十億元。五二年的戰費，也按毛澤東說的“今年不同，戰爭費用估計隻要用去年的一半”來算，則五二年半年的戰費約十七點五億元。所以，這一年半的戰費應在人民幣八十七億元左右。這個數字，我認為與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宣傳部副部長包國俊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的文章，說“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全部戰費多達一百億美元”，即人民幣二百三十億元的數字相比，我認為也是配匹的。因為誌願軍從一九五〇年十月入朝參戰到一九五八年十月最後一批撤軍，前後八年，最初的一年半戰鬥最激烈，誌願軍損失也最大，用掉全部戰費的三分之一多一些也合理。因而，這個八十七億元的數字，也就是中共通過“五反”運動從民族資產階級頭上敲詐得來的金錢數字。中共有了這筆橫財，因朝鮮戰爭引起的財政危機基本上就得到了紓解。於是國家財政狀況就如毛澤東在那次政協常委會上，得意洋洋地說的那樣：“天下大定”了。“‘三反’‘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一年半。增產節約出來的錢，就可以完全用在國內建設上。”俗語說“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看來確實如此。

“五反”運動使民族資產階級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遭到了極為沉重的打擊。由中共編撰、出版的《上海通史》這樣描繪“五反”以後的上海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變得灰溜溜，臭哄哄了，人們避之唯恐不及。”“資本家的親戚朋友不願與他們來往，甚至他們在外地的子女也不願給父母寫信了。幹部更不用說，最好跟資本家一點關係都沒有，以保持清白。這不僅因為在運動中許多幹部就是由於資本家的關係而出了問題，還因為在運動後期，幹部都被要求交代與資產階級的關係，檢查和批判關係人對自己的影響，以及自己與關係人交往中的錯誤言行。” “在經濟上，資產階級也受到重創。運動持續了半年多，私營企業不但要蒙受市場簫條，營業停頓的損失，還要退補一筆‘五反’中查出的巨款。資本家的經營自主權，因為受多方監督和限製，開始逐漸喪失。”

《上海通史》是中共官方編撰的，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也算難能可貴了。然而真實的情況要遠比《通史》說的嚴重。“五反”以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處境僅比地主稍稍好一點而已。尤其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向黨內發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的指示以後，中共各級幹部都開始將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階級敵人看待。因而民族資產階級與已被“專政”的地主階級一樣，都要小心謹慎做人，不敢亂說亂動，見人自覺要矮三分。許多“人民”應有的權利被剝奪。在經濟上，私營工商業者的資產大幅縮水。尤其是中小工商業者，他們不像大資本家那樣資產相對雄厚，經過“五反”的洗劫幾乎都達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嚴重的賣兒賣女的也有。以我舅舅為例，一個製櫓修櫓的手工小作坊主（除自己親力親為，帶兩個徒弟，請一個幫工），原本也算是小康之家，經過“五反”一貧如洗，六個子女因為連供他們吃飯也供不起了，隻得將兩個最小的分別送了人家。而上海資產階級的這些遭遇，也就是全國資產階級共同的遭遇。

“五反”以後，國家政治發生了兩個極大的變化：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被踢出了“人民”的隊伍，跌落到了“準敵人”的地位；另一個是國家提前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毛澤東向黨內發出指示，說：“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眾所周知：中共曆來將社會各階級、團體、個人，區分為左、中、右，或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三類。因此毛澤東說“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其真正意思就是從今以後民族資產階級已屬於右派或反革命了，成為了革命的主要對象。在“五反”運動中，民族資產階級盡管名譽受損、尊嚴掃地，但好歹還屬於“人民”的一份子。如今他們既然連稱為“中間階級”亦不可得，自然是要被排除在“人民”隊伍之外而歸於“人民的敵人”一類了。在中共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 或 “無產階級專政”下，“人民的敵人”將會遭到怎樣的迫害和歧視，這一點我們隻要看一下地主階級在土改中和土改後的悲慘遭遇便可明白。所以，毛澤東這個指示無異將民族資產階級從人間一下打入了地獄。毛澤東在“五反”行將結束之時發出這樣的指示，可見它與“五反”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

毛澤東為什麽要在那個時候發出這樣的指示呢？或者說毛澤東是根據什麽才發出這樣的指示的呢？我以為他根據的是所謂“階級力量”的對比。首先我們要明瞭一點，即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一樣，早晚是共產黨要消滅的階級。中共之所以要在所謂的“民主革命時期”把地主階級列為消滅對象而把民族資產階級列為團結對象，不過是權衡敵我力量對比以後采取的“分化敵人”、“逐個擊破”的策略。“五反”之前，當時“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和“抗美援朝”還沒有取得勝利，國營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還沒有取得優勢，中共要維持政權穩定、國家進行建設，還離不開民族資產階級的幫助。因而他還不敢貿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反而處處告誡全黨要注意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但是“五反”結束時，“土改”、“鎮反”都取得了勝利，朝鮮戰爭也基本穩定了下來。而“五反”運動使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經濟上都遭到重創，意外地改變了工商業公私力量的對比，這使毛澤東感到國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資產階級已經式微，社會主義革命已可提前擺到議事日程上。於是他就向黨內發出了這個指示，算是向黨內先打了個招呼。

關於這個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我們隻要讀一下毛澤東那個時期的有關著作就可明白。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他說：當革命取得勝利以後，人民共和國沒收了帝國主義者和官僚資產階級的資本並轉以成為國營經濟以後，我們要“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此同時毛澤東又說：“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於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製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麵被限製——在活動範圍方麵，在稅收政策方麵、在市場價格方麵，在勞動條件方麵，我們要從各方麵，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間的具體情況，對於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製政策。孫中山的節製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經濟限製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對於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製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製和反限製，將是新民主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製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製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主義限製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

在政治方麵，毛澤東在報告中說：“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種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時也要求我們黨去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在革命時期使反革命勢力陷於孤立，徹底地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外國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這樣，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P1321-1322、1326-1327。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仍然強調：（在現階段）“我們麵前還有很複雜的鬥爭，還有許多困難”。 “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 因而“我們不要四麵出擊”。“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麵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麵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一來，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台灣、西藏的反動派就孤立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人民中間就孤立了。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我們的戰略方針就是這樣，三中全會的路線就是這樣。”（《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21、23、24。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那個時候，毛澤東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是多麽慎重！

然而，“五反”以後形勢變了。當時國內外形勢正如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的《元旦祝詞》裏說的那樣：“祝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線上的勝利！祝我們在國防戰線上的勝利！祝我們在土地改革戰線上的勝利！祝我們在鎮壓反革命戰線上的勝利！祝我們在經濟和財政戰線上的勝利！祝我們在文化和教育戰線上的勝利！祝我們在社會各界首先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戰線上的勝利！……同誌們，我們在上述一切戰線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經取得了勝利”！以及如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在全國政協一屆第三十八次常務委員會上說的那樣：“朝鮮戰爭的局勢，去年七月以後定了下來，但是國內的財政經濟狀況，能不能穩下來，那時還沒有把握。……現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三反’‘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一年半。增產節約出來的錢，就完全可以用在國內建設上。”“過去我們想，國民經濟是否三年可以恢複。經過兩年半的奮鬥，現在國民經濟已經恢複，而且已經開始有計劃的建設了。”從毛澤東的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天下大定”是靠了“三反”“五反”的勝利才定下來的。正是在這樣一片“勝利”的大好形勢下，包括在“五反”勝利的基礎上，毛澤東這才有底氣發出了這個“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的指示。

毛澤東以階級力量的對比來決定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即使他這個指示是違背相等於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的，也在所不惜。那麽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是否正確？是否有理呢？當然不是！從社會發展規律、即使是以馬列主義的社會發展觀來說，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生產水平十分低下的農業國，絕大部分農民的耕作方法與千年以前的農民並無二致，現代工業連最起碼的基礎也不完備，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因而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是急進超前的，脫離現實生產力水平的。如果從更深一層的原因分析，則社會主義根本就行不通。因為它不符合普遍的人性。這一點，從人民公社終於被取消解散，蘇聯終於解體、共產黨被取締，中共終於要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許多事實都給了我們清晰的昭示和確切的證明。從社會道德觀衡量，它更是一個背信棄義的壞主意。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因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組成的一份子，是“人民”的一份子。《綱領》又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而現在《共同綱領》簽訂隻有二年多一點，可謂墨瀋未幹毛澤東卻就要推翻它，就要急於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顯然他這個指示根本是違法的。

然而，因為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黨獨大的執政黨，毛澤東是執政黨的主席，也是國家主席，他大權在握，即使黨內有不同看法、民間有不同看法，在他嚴厲的批評下也都禁聲了。一九五三年六月，他在黨內公開批評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觀點是錯誤的、有害的，就是一個例子。後來有人評論毛澤東建國後逐步走上了獨裁道路。這獨裁的第一步，我看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

繼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澤東提出不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以後，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澤東又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要求在十到十五年或更長一些的時間內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了八月，他又在一個批示中將這條總路線完整地敘述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際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如果說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澤東的“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的指示是發出了一顆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訊號彈，那麽五三年六月提出的“總路線”就是一個具體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進軍令和時間表。

“總路線”提出的“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最先在農村開始。如果不算中共建政初期的成立農業生產互助組那段經曆，那麽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於一九五三年。這一年之所以會發生農業合作化運動，除了“總路線”的影響，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是這一年國家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以蘇聯援建的第一批一百四十一個項目，主要是鋼鐵、煤炭、電力、有色金屬、化工等與國防工業和重工業有關的工廠、礦山的興建和改建，帶動了新中國第一波的工業化高潮。急劇增加的城市人口供應和大量增加的工廠原料需求，要求農民提供更多的糧食、棉花、油料作物等農產品，和豬、肉、禽、蛋等副食品。當時，由於農民的生產是分散的，國家收購這些東西比較困難，還要麵對私營小商販的競爭。我在《故鄉片憶》中有一篇文章曾說到當時中共舉辦“城鄉物資交流會”，試圖用這種辦法來解決收購農產品困難的局麵，但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推動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運動，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由於合作社的領導權一般都掌握在共產黨員或聽黨話的“積極分子”手中，合作社農產品的銷售權也掌握在他們手中，這就使國家在收購農產品時大大減少了麻煩。但僅這可能還不夠，因此到該年十月中共又推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強製規定農民生產的糧食，除了留下國家規定數量的口糧、種子糧和牲口飼料，以及上繳了公糧（即農業稅）後，多餘的糧食一律由國家收購，不準私人買賣。一九五四年，中共又將“統購統銷”範圍擴大到棉花、油料作物和煙草等經濟作物。中共通過這種手段，基本上將農民的主要產品都壟斷、控製起來了。這樣就可保證國家得到盡可能多的農副產品。需要指出的是中共通過“統購統銷”政策，由於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都是由政府說了算的，因而中共還可以從農副產品與工業產品的不等價交換中，從農民身上榨取到大量資金用於國家建設。

為了落實“總路線”精神，在農村推動合作化的同時，中共對城市私營工商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做規劃。一九五四年一月，經中共中央批準，由中財委出麵召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最後形成了《關於一九五四年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的報告》和《關於有步驟地將有十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會後，中共選擇部分工廠進行試點。有部分工廠表示願意公私合營的，但也有婉拒的，與當時有不少農戶不願加入合作社情況一樣。由於中共還缺乏合營後的企業統一的規章製度和法律條文，因此合營後的企業往往各行其是，亂象紛陳；也因為中共缺乏合適的幹部進入私企充當公方代表，因此擴展私企工業的進展並不很大。

第一波農業合作化運動到一九五四年底，由於入社的農戶數量還隻占總戶數的百分之十四。因此一九五五年秋冬，在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再次發起農業合作化運動。報紙電台大量報道各地合作化的“先進事跡”。毛澤東親自為這些報道寫了一百零四篇“按語”。毛在按語中說：“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批評那些看不到這種積極性的幹部是“瞎子”，說要在他們背後“擊一猛掌”才能促使他們前進。因此到該年底入社的農戶一下子就躍增到總戶數的百分之六十三，且其中有相當部分是“高級社”。在這種形勢下，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被帶動了起來。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毛澤東邀請民建、全國工商聯領導人陳叔通、李燭塵、胡子昂、胡厥文、榮毅仁等和出席全國工商聯執委會議的全體執行委員舉行座談會，對他們進行“動員”。毛澤東要求私營工商業者認清社會發展規律，主動掌握自己的命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說資本家隻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才有前途。毛澤東並向他們許諾：說共產黨和國家將對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給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適當安排，鼓勵他們把自己從一個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這最後一點允許資本家以後改變成分，正是他們最希望的。於是，在這樣的大形勢下，在毛澤東親自出麵的威逼利誘下，公私合營高潮在全國各地出現。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北京率先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一月十五日，北京市各界二十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大會。北京市市長彭真在會上宣布：“我們的首都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隨後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沈陽等大城市和全國五十多個中等城市相繼都實現了公私合營。到一九五六年年底，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私營工業戶，百分之八十二的私營商業戶，都分別被納入了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的軌道。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