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54）

“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54）

 

二，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是為了國際主義？

發揚國際主義精神，這是毛澤東當年堵住政治局諸公反對出兵之口，決策“抗美援朝”最主要的理由。而說起“國際主義”，在共產國家生活過的人對此都不陌生。但是，這個“國際主義”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各國共產黨是不是真的都實行“國際主義”？毛澤東力主出兵朝鮮是不是真的出於“國際主義”？對此很多人恐怕都不甚了了，隻是聽了片麵的宣傳就認定“國際主義”是一種高尚的情操，因而毛澤東為了“國際主義”出兵朝鮮，即使自己國家受到了一些損失，犧牲了一些人的生命，也是無可厚非，反顯其高尚、偉大。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要多說幾句，盡量把這個問題剖析清楚。

首先，我們要明白所謂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個什麽東西？共產黨提出這個主義目的為了什麽？它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專用詞，帶有濃重的階級鬥爭色彩。因為在非共產國家之間，雖也有相互幫助，相互支援的情事，但他們是不用“國際主義”這個詞，而是稱為“國際合作”或“國際援助”的。“國際主義”產生的源頭，蓋起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共產黨宣言》，該《宣言》在結尾發出這樣的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因為要“聯合”，於是便產生了“國際主義”。關於“國際主義”一詞的詞義，我翻過幾種詞典，內容大同小異，其中解釋比較簡潔、精當的，當屬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的《現代漢語小詞典》。其釋義為：“馬克思主義關於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思想，它要求全世界無產階級在爭取民族解放、消滅資本主義製度和建設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基礎上聯合起來，互相支援，反對共同的階級敵人。”簡言之，是各國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出於鬥爭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種國際合作的策略。然而坦白地說，“國際主義”的設想雖好，但它僅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廂情願。猶如我們中國人對於“大同世界”的向往，盡管千百年來一直有人為此而努力，但事實上從未實現過一樣，在共產世界中也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國際主義。即毛澤東發動的“抗美援朝”也不是真的為了國際主義，而是另有目的的。

為什麽我說真正的國際主義是沒有的呢？其理由且聽我一一為你道來。

從“國際主義”詞義的解釋看，很明顯它有兩大要素：一是外交。因為它涉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所以這是一個屬於外交範疇的問題。二是道義。因為它要求各國無產階級在反對共同敵人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互相作犧牲自己利益的援助，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所以這就又涉及到一個有關道德的問題。下麵，我就從 “國際主義”的這兩大要素著手，分析看看“國際主義”在現實中到底行得通行不通。

如前所言，“國際主義”既然屬於外交範疇，自然也要遵循外交的基本準則。那末，外交的基本準則，或著說一個國家開展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什麽呢？據“維基百科”“外交”條的解釋：“外交的目的，在促進國家利益，這些利益受地理環境、曆史因素和經濟發展的影響，而以維護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和安全為第一要務。”“百度百科”“外交”條的解釋是：“主權國家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通過對外活動實現其對外政策的目標，維護國家的利益，擴大國際影響和發展同各國的關係。”由此看來，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外交的最高宗旨，這應是沒有疑問的。而國際主義既然屬於外交的一個方麵，它自然也不能背離這個宗旨。所以，不能在損害本國利益的前提下實行國際主義，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這是從外交的宗旨來分析國際主義的局限性。再從馬克思、恩格斯提倡無產階級聯合的目的來分析這個國際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麽要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呢？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表《共產黨宣言》的前一個月，他們還一起寫過一篇《論波蘭》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談到了無產者需要聯合的原因。文章說：“既然各國工人的狀況是相同的，既然他們的利益是相同的，他們又有同樣的敵人，那末他們就應當共同戰鬥，就應當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聯盟來對抗各民族的資產階級兄弟聯盟。”換言之，馬克斯和恩格斯所以要求各國無產階級聯合，是為了集合各國無產階級共同的力量去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力量作鬥爭，以求得鬥爭的勝利。然而，無產者之所以要同資產者鬥爭，目的無非是為了改善自身的不良處境和所謂“最後的解放”；一句話，是為了自身的利益。所以，無產者之鬥爭、之聯合，在褪去了 “革命” 這件“神聖”的外衣後，呈現在世人麵前的最終目的，也就是“利益”兩字。沒有利益，不能對自身帶來利益，無論是無產者還是資產者都是聯合不起來的。

在聯合鬥爭中，為了求取更大的勝利、更大的利益，有時需要聯合的某一方暫時多作出一些犧牲，這就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了。但我們始終要清醒地認識到，某國的無產階級之所以願意先付出暫時的犧牲，是因為他們之間有著“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目的仍是為了謀求自身的、將來更大的利益。當然，先付出犧牲的一方將來是否一定能收回更大的利益，這是另一個問題。這好比去股市炒股，目的是為了賺更多的錢，而不是去布施；但看走眼的時候也是有的。而投資“國際主義”，其風險並不比股市小，因為國與國之間的利害關係是經常會變化的。即使已經建立了合作關係的國家，當合作雙方的利害發生了變化，不再有共同的利益，或對一方利益較大對另一方利益較小時，合作關係很可能會隨之動搖、瓦解。在這種情況下，某方先付出的犧牲代價就有可能不能全數收回，甚至血本無歸也有可能。而一旦這樣的情況發生，之前的聯合和“國際主義”也會隨之瓦解、消失。所以，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就曾十分坦率地說：“國家之間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永恒的利益。”此話雖說得刻薄，卻是鞭辟入裏、一針見血，直接揭示了外交，包括國際主義的真諦。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相互征伐、吞並不已。各國為求自保或為戰勝他國，紛紛結盟，使臣不絕於道路，或合縱、或連橫，令人眼花繚亂。但到後來所有盟約無不瓦解，最後由秦統一了七國。究其原因，就是所有結盟的國家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因而再好的盟約也禁不住實際利益的引誘。這一點，我們隻要稍微研究一下我國的春秋戰國史就可明白。雖然，共產黨人對於他們從事的“革命”吹得無比高尚、偉大、“史無前例”，其實也都是自欺欺人的紙上畫餅，似真實假的海事蜃樓；對於他們提出的國際主義，亦應作如是觀。曾經的中蘇友誼、中朝友誼、中越友誼、中阿（阿爾巴尼亞）友誼，如今安在哉！當初關係沒有惡化時都吹得花好稻好、純潔無私，什麽“鮮血凝成的友誼牢不可破、萬古長青”呀，什麽“同誌加兄弟”呀，什麽“中阿兩國友誼經曆過急風暴雨的考驗”呀，轉瞬之間就反目成仇。在經曆了這麽多事實以後，難道我們還看不透這所謂的“國際主義”的虛妄？

 或許有人會這樣反詰：人立於世上，人與人之間有友誼發生，人類社會也有道義存在，難道國與國之間就沒有友誼、道義麽？白求恩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派遣來到中國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請問他有什麽利益上的計算？對此，有一句話或許能幫我們解除困惑。梁啟超著《李鴻章傳》內有一句引自西哲的名言，說是“個人有道德，而國際無道德”。梁還說：“試觀列國之所稱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獪得名哉？”我以為：這“個人有道德，國際無道德”，說得實在好，它將個人行為與國家行為區分了開來。作為個人，的確可以因為個人的信念、情操而甘願作出無償的犧牲，如《古今小說》中“羊角哀舍命全交”故事說的那樣；但是作為一個國家或一個階級，一個團體，它是不可能沒有利益算計而完全無償地做犧牲的。至於有些事被人認為純粹出於國際主義，出於道義，那不過是當事人的手段狡猾，宣傳騙術高明而已。例如當年中蘇關係好的時候，中共一直對人民說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是“無私”的，說“抗美援朝”是中國出人，蘇聯出武器；但到了中蘇反目時，中共自己就把這些所謂 “無私” 的真相都抖落了出來，說中國從蘇聯得來的武器裝備都是要花錢買的，蘇聯支援中國建設的工廠，有好多都是舊的機器刷了層油漆冒充新的運來的。那麽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如何呢？好像是無私的，但朝鮮並不領情，說毛澤東是借朝鮮的土地打他的仗。後來援越也是如此。所有這些事實其實都說明了一點：毛的“援朝”、“援越”背後也是有利益計算的，隻是中共不告訴你而已。

以上是從外交角度分析“國際主義”。下麵再從道德層麵分析這個“國際主義”。“國際主義”這一概念的發生，應是由人道主義以及由傳統道德、諸如中國的“仁”、“義”等觀念發展而成，其核心精神是“博愛”。因為唯有“博愛”，才能打破階級、民族、國界對“愛”的限製，才能產生“國際主義”。

“博愛”一詞因資產階級革命而聞名於世，但其精神源遠流長。中國的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個人將愛己之心推而及他人，這就是博愛精神的萌芽。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表達的也是這種博愛精神。“博愛”一詞在中國古代好多著作中都已使用。如漢劉向《說苑·君道篇》記春秋時期師曠言，說“人君之道，清靜無為，務在博愛”。宋歐陽修《乞出表》說：“大仁博愛而無私”。世界三大宗教也都有對博愛精神的發揚，如佛教講“普渡眾生”，基督教教義提倡“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伊斯蘭教強調每一個穆斯林在真主麵前都是平等的，天下所有穆斯林都是兄弟，要相互體恤，相親相愛等等。這些教義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博愛精神。所以“博愛”也並非如有人所說的那樣，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舶來品”；更不是如有些人叫囂的那樣，說這些都是“四舊”，無產階級革命要將它徹底破除。博愛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人類共通的道德觀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無產階級革命初期的思想中也有“博愛”的成分，且與基督教精神有莫大的關係。這或許是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源地都在歐洲，而歐洲又是基督教大本營的緣故。恩格斯在《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曆史》一文中這樣說：“同盟的舊口號‘人人皆兄弟’，已由公開宣布鬥爭的國際性的新戰鬥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所代替。”（一八八五年十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252。）恩格斯的這句話，雖然主旨說的是“共產主義者同盟”有了新口號這件事，但無意中也揭開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基督教義之間的傳承關係。盡管共產黨人自稱他們的革命是與過往所有革命都不同的“全新的”革命，但正如一個新生的嬰兒，這個嬰兒確實是“全新的”，但他必然也要經過“舊”的母體的孕育，因而他血管中流淌的血，與母體仍是有相當部分的傳承的。所以從這一點說，世上沒有絕對“全新的”東西；所有的“新”東西中都有“舊”材料的成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不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它也是有所繼承的。這國際主義就是傳承自基督教。可是馬克思、恩格斯卻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他們否認文化的傳承，否認過去的一切文明，不僅要與曆史斬斷一切關係，還要消滅一切傳統文化，這是何等的狂妄，何等的虛妄！所以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這一批又一批的共產黨人，都是些數典忘祖、欺師滅祖之徒。

博愛精神的產生，來源於人性中的“善”，是人類良知發展的產物。所以，如果“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真有一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那也是人類“博愛”精神的一種表現而已。但是共產黨人卻否認這一點。他們說資產階級的博愛是虛偽的，他們對無產階級就不博愛。三大宗教的博愛也是有局限性的。世上沒有超階級的“博愛”，唯有無產階級的心胸寬廣，他們要解放全人類，這才是真正的“博愛”。誠然，以追逐利潤為第一要務的資產階級的確是不可能真實行無條件的博愛的。三大宗教也都有排他性，並非百分百的博愛。《古蘭經》說：“終身不信道，臨死還不信道的人，必受真主的棄絕，必受天神和人類全體的詛咒。他們將永居火獄，不蒙減刑，不獲寬限。”《新約》說：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見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佛教經典中也常有對謗佛者咒其必墮阿鼻地獄等語，顯示其心胸狹隘、不“博愛”的一麵。但是，我們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沒有完全實行博愛而就全盤否定了博愛精神；也不能應為“博愛”有局限性而就相信“無產階級階級國際主義”沒有局限性。其實是各有各的局限而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並不比資產階級的博愛高明多少。相反，因為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表現的手段比資產階級更凶殘、更血腥、跟無道理可講，因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還遠不及資產階級的博愛。

博愛有局限性，是因為人性有局限。博愛與非博愛和善與惡一樣，都來源於人性。所有人的人性中都是善惡相伴的。這是人類作為生物的一種本能，或曰天生的局限性。不同的人，其心中的善惡天生的就有多寡之分。而後天的人生境遇，也會改變自身心中原來的善惡比例。但這些都不足以將人心中的善或惡全然消滅。所以王陽明不信天下有隻有惡念而沒有一絲善念的人；我也不信天下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人之一言一行，是善是惡，皆取決於他在說這句話、做這件事時，心中占上風的念頭是善還是惡。故人在行善時往往最艱難的是同自己心中的惡念作鬥爭。王陽明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也是這個意思。我們日常判斷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一個政黨是好的政黨還是壞的政黨，主要是看他們日常表現的言行，是善多一些還是惡多一些。善多的就是好的，惡多的就是不好的。流氓出身的杜月笙，因為相信並身體力行“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別人”的教誨，凡事肯留一半善心給別人，仗義疏財，解人困厄，結果被人稱為當代的“春申君”和“郭解”。所以，一個人是好是壞，不在於這個人的出身、階級，而在於他自己的修行。以階級區分所謂的“革命”、“反革命”，以出身區分人的善惡，這是毫無根據的。共產黨鼓吹階級和階級鬥爭，目的不過是要分裂人們，挑起內鬥，好讓他們分而治之，從中取利。

以上，我說了這麽多似乎與題無關的話，無非是想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即人類確實有博愛精神；但絕對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實行博愛不易，要與自己心中的惡念作艱苦的、反複的鬥爭，因而對人不能求全責備。一個人在某一段時間、某些事情上實行博愛比較容易做到；長期的、全麵的實行博愛就難。單獨一個人實行博愛比較容易些，作為一個人的群體，如一個團體、一個黨派、一個國家，要實行博愛那就更要難上千百倍。世界三大宗教勸人向善，千百年來吸引了世上億萬人的信仰，可它們尚且不能做到百分百博愛，更何況那些掛羊頭賣狗肉，一意行騙的邪教匪黨，它們何能真實踐博愛！所以，一個人越是自吹自擂，吹噓自己如何偉大、光榮、正確，對這種人越是要警惕，鮮少不是騙子的。共產黨人進行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他們宣稱要解放全人類，但成天想著、做著的事，都是如何無償地掠奪別人的錢財，如何殺人奪權，如何防止人家反抗而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鎮壓他們，如今不提“專政”改說“維穩” 了，其實換湯不換藥，凡此種種皆與博愛背道而馳，又怎會真的實行國際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