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53）

“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53）

 

毛澤東積極參戰，目的何在？

 

毛澤東在國家經曆多年戰亂，經濟凋敝，生民亟待休養生息，且全國統一大業尚未完成，又在政治局內大多數成員反對的情況下，堅持要出兵抗美援朝，究竟為了什麽？我想這是所有對抗美援朝戰爭感興趣的人都希望有一個明確答案的問題。在戰爭初期，中共曾抬出兩個理由來強調抗美援朝的必要性：一個理由是說美帝國主義要藉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為了保家衛國，我們不能不主動出擊，與朝鮮人民一起粉碎侵略者的野心；因此“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這個理由已被事實證明了是彌天大謊，美國並沒有侵華的意圖。另一個理由打的是“國際主義”的旗號，說中朝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同飲一江水，山水相連，唇齒相依，我們不能眼看著兄弟鄰邦被敵人侵略淪亡而袖手旁觀。這個理由雖然也是站不住腳的，但由於一向少人去分析駁斥，因此流毒猶在，至今還在騙人。此外，近年來由於朝鮮戰爭的真相漸漸被人所知，“抗美援朝”失去了道德支撐點，於是又有一種奇談怪論出現擾亂人們視聽，說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是受斯大林逼迫所致。說是因為斯大林一直懷疑毛澤東僅是個民族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懷疑毛澤東是另一個“鐵托”，毛澤東為了要向斯大林證明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不是民族主義者，不得不以抗美援朝來表明自己的立場。該說法還言之鑿鑿地說斯大林直到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動到朝鮮參戰了才解除了這種懷疑，然後才開始了對中國的各種援助。總之，總是有那麽一些人，為了維持毛的“光輝形象”，千方百計要為毛澤東決策出兵朝鮮的錯誤找一點理由辯護。這讓我覺得，在切入本章主題之前仍有必要費些精神先去掃清這些障礙，才能痛痛快快直搗黃龍，揭開毛澤東出兵朝鮮的真正目的 。

一，毛澤東出兵朝鮮是被斯大林逼迫的嗎？

關於出兵朝鮮是出於毛澤東的主動，這一點我在前麵已經列舉好多事實予以證明了。但前幾年又冒出了一個新的說法，說毛澤東出兵朝鮮是受了斯大林的逼迫。如一個叫王學亮的人在一篇題為《毛澤東緣何四批鐵托》的文章中這麽說：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 解放戰爭時期, 先是不準革命, 說是如果打內戰, 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後）, 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 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那麽，毛澤東何時才摘下了‘半個鐵托的帽子’呢？毛澤東說, 那是在抗美援朝開始後, 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打擊美帝國主義, 斯大林開始放心了，覺得我們不是‘半個鐵托’, 是國際主義者, 是真正的共產黨。”此外，我在徐焰的文章中也看到有同樣的說法。如此說來，這個說法乃是出自毛澤東本人，時間是在一九五六年。那麽，是不是因為這話是毛澤東自己說的，其真實性就無可懷疑了？我以為不然。因為毛澤東常說假話，我以為這個說法也是假的。理由有二：

第一，分析一個人說話的可信度，要注意說此話的時代背景。毛澤東在說那番話的時候有兩個背景我們不能不注意：一是中朝關係的背景；二是蘇共“二十大”的背景。

朝鮮戰爭開始前，金日成很希望得到中共幫助，而毛澤東也確實給了他很大的幫助；但同時金日成對中共並不信任。戰爭爆發時，金日成竟然沒有預先知會中共就是一個證據。誌願軍入朝後，中朝為戰場指揮權、後勤交通管理權、以及後來為停戰問題等等，在很多問題上都曾發生過激烈爭吵。傳說有一次彭德懷與金日成爭吵時還打了金日成耳光，可見爭吵激烈的程度。所以整個戰爭期間，雙方隻是維持表麵的團結而已。金日成對中共的猜忌，尤其體現在對黨內、軍內親華派勢力含不留情的清洗上。金日成接收了中共支援朝鮮的三個朝鮮族師，利用這些部隊為他打天下，同時卻千方百計地打擊帶兵的將領。從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金日成以平壤失守的罪名撤銷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參加過長征、早期歸國的人民軍炮兵司令武亭的一切職務，到一九五五年大批清洗“延安派”幹部，甚至派人追殺到北京，中共“支援”或安插到朝鮮的幹部幾乎全軍覆沒。因此，在那些知道內情的中共幹部看來，金日成是一個不折不扣忘恩負義、喂不熟的白眼狼。也因為這樣，這些人難免會對毛澤東當初力排眾議、堅持出兵朝鮮的決定是否正確產生懷疑。毛澤東麵對黨內的責疑，自然也要尋找適當理由做解釋，對他們有所交代。

而就在毛澤東做這個辯解的前二個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一個揭露斯大林時代嚴重違反民主法製罪行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做這個報告時，外國代表團都沒有邀請參加。但會議結束後赫魯曉夫就將報告副本派人送給中共代表團，由副團長鄧小平帶回北京。因此毛澤東是會後不久就知道報告內容的。斯大林罪行的被揭露，掀開了蘇共長期被掩蓋的獨裁黑幕一角，不僅在各國共產黨內引起震動，也引發了各國共產黨對自己黨內生活是否正常進行檢討的浪潮。一時間反“個人崇拜”成風。該年九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取消了七大黨章中“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隻提“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其實毛澤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所以毛澤東在那個時候處境很尷尬。為了擺脫這種困境，他一方麵跟風批判斯大林，說斯大林對中國革命也出過一些壞主意，又說中共對個人崇拜一直很警惕，沒有犯斯大林那樣的錯誤；同時又為斯大林辯護，說他隻“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見《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發表於《人民日報》。）在出兵朝鮮問題上，他就故意誇大了斯大林對他的不信任，把決策出兵朝鮮的原因說成是為了解除斯大林對他非共產黨人的懷疑，從而將部分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以改輕他在“抗美援朝”問題受到的壓力。

關於毛澤東決策出兵朝鮮的過程，我在前麵已經說得很清楚。尤其在斯大林決定放棄北朝鮮，通知金日成到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後，毛澤東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下仍堅持要出兵，說出兵對我們有利，現在卻又說是受了斯大林逼迫，這是再明顯不過的謊言！如果沒有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斯大林沒有受到揭發批判，毛澤東是否還會說這番話，我是十分懷疑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要以為像毛澤東那樣的“大人物”是不會說謊的，那你就太天真了。其實毛澤東一生不知說過多少謊。前麵說的，他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說民族資產階級三年來一直在向中共發動猖狂進攻，就是一個大謊言。此後在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反右派、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一係列問題上，哪一次不說謊？隻是這些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罷了。

第二，相信毛澤東這種說法的人，我以為他們除了太過迷信毛澤東的為人，其實也是低估了毛澤東的心氣。這些人或許主觀上是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偉、光、正”形象，但客觀上起了貶低毛澤東“人格”的作用。

毛澤東是一個心氣或誌向十分高遠的人。過去，毛澤東在還沒有奪取全國政權、黨內地位也並不穩固的情況下，他就敢鬥爭整垮親蘇的王明派——這實際上是打了斯大林的臉——那麽在他基本上靠自己的力量，不但在黨內奪得至高無上地位，還奪得了全國政權以後，他還有什麽必要為斯大林懷疑他是不是共產主義者而誠惶誠恐，要以打一場勝負難料的戰爭來向斯大林表忠心？這與毛澤東的心性不合。此外，出兵朝鮮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不是兒戲，中國要做出巨大犧牲。毛澤東心中也清楚，美軍參與朝鮮戰爭不是衝著中共來的。中共不幹涉，美國無理由攻擊中國；中共若幹涉，反倒有引火燒身的危險，這對於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不是一件好事。若僅僅為了消除斯大林對他是否是共產主義者的懷疑，而讓國家去冒戰爭甚至會顛覆政權的危險，兩者孰輕孰重，凡思維正常者都會做出正確的判斷，何況聰明如毛澤東！

再說，毛澤東真的就那麽怕斯大林，在乎斯大林對他的看法嗎？確實，當時斯大林聲望如日中天，毛澤東對他有幾分敬畏是可能的；但請大家不要忘了毛澤東本人也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不要忘了他那首《沁園春·雪》詞。這首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重慶《新民報晚刊》公開發表時可是轟動一時的。中國曆史上幾個最有名的帝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在他眼裏，誇言“看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可見他誌向之高。早在一九四九年前，當時美國的駐華大使、中國通司徒雷登就曾這樣評論毛澤東，說毛的“天性和欲望更適合成為鐵托式的叛逆人物……毛真正期望的是：他自己成為亞洲的列寧。”因此司徒雷登又判斷：“即使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也不可能在亞洲形成俄共與中共的強大聯合，相反，很有可能毛澤東與斯大林分道揚鑣”。（肯尼斯·雷  約翰·布魯爾編《被遺忘的大使  司徒雷登駐華報告 1946-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P5）後來的事實不僅證明了司徒雷登觀察力的銳利，更重要的是他正確地說出了毛澤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一個想成為列寧的人，一個要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偉大導師”的人，怎會僅僅因為斯大林懷疑他不是個共產主義者而是個民族主義者，就嚇得不知所措，甘願冒著丟失政權的危險——而丟失政權也就意味著丟失一切——去朝鮮打仗向斯大林表忠心？雖然，司徒雷登預言毛澤東與斯大林會分道揚鑣沒有成為事實，但這是因為斯大林不幾年就死了。後來赫魯曉夫接了班，中蘇分道揚鑣終於成為事實。毛澤東發動中蘇論戰，猛批“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吹噓捍衛馬列主義正統大旗的責任曆史地落到了中共身上，接著他又發動文化大革命，自吹為“防修反修”發展出一套理論和實踐方法，就是想讓自己成為第二個列寧。所以，司徒雷登的觀察確實是入木三分、一針見血的。相比之下，不能不說那些說毛澤東出兵朝鮮是為了向斯大林證明自己什麽的所謂學者、專家，除了證明他們隻會拍馬屁，在政治上、學術上其實一竅不通。而且，他們對毛澤東還幫了“倒忙”還不自知。他們不明白這種說法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是在“貶低”毛澤東的“人格”。用現在的流行說法是“高級黑”。

斯大林在世時，蘇共在各國共產黨中是地位獨尊的“老大”。但是，中共的地位也不低，是當之無愧國際共產陣營中的“老二”。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共是一個大黨，最主要的是毛澤東基本上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打出來的天下。中共領導的新中國在地球的東方崛起，為共產國際陣營增添了一位大股東，這對於斯大林來說，既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也是一個潛在的挑戰和威脅。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國土的毛澤東的地位，是僅僅擁有二十六萬平方公裏國土的鐵托無法比擬的。所以，斯大林不可能以對待鐵托的方式對待毛澤東，而毛澤東也不會處處看斯大林臉色行事。這些都是彼此的客觀條件決定了的。記得曾任西德總理的阿登納在其《回憶錄》中對中蘇關係也有類似的判斷。雖然，當時的中共篳路藍縷正在草創時期，有求於蘇聯的地方很多，但也不是非得低聲下氣乞求蘇聯不可，隻要毛澤東願意，他在西方國家也有大把機會。美國政府就曾想拉攏他。一九四九年一月，國民政府因淮海戰役失敗南京已不安全，外交部通知各國使館遷往廣州。蘇聯駐華大使館遷去了，美國大使館卻留在南京不肯走。其目的就是想與中共接觸。毛澤東選擇向蘇聯“一邊倒”，除了出於對美國在國共內戰中偏袒國民黨的怨恨，更是基於他的意識形態。西方式的民主製度與共產社會的獨裁製度，是針鋒相對、格格不入的。這一點，毛澤東清楚，斯大林也清楚。一九四九年劉少奇秘密訪蘇為毛澤東訪蘇做準備，斯大林就主動向劉少奇檢討自己過去對中國革命出了一些不正確的主意，尤其對要求毛澤東冒風險去重慶參加談判一事致歉。這就很清楚地表示了斯大林對毛澤東確實是高看一眼、與眾不同的。相比鐵托，因為二戰勝利後鐵托不甘處處受蘇聯控製，被斯大林視為對蘇不忠，毫不客氣地在一九四八年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所以很難相信斯大林會用迫使中共參戰這樣的手段來考驗毛澤東的忠誠。

在金日成發動侵韓戰爭問題上，事實恰恰相反，受到脅迫的不是毛澤東而是斯大林。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麵文章以列舉了好多事實予以證明了。這裏再舉一例：如果毛澤東真是尊重斯大林的話，那麽一九四九年五月金日成派朝鮮人民軍總政治局主任金一來華，要求將林彪四野部隊中的朝鮮族官兵劃歸朝鮮人民軍，為“統一朝鮮”戰爭做準備時，毛澤東無論如何應先征求一下斯大林的意見，看看斯大林的態度再做決定吧？畢竟，當時斯大林幾次拒絕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態度毛澤東是知道的。然而毛澤東問也不問斯大林，就將三個全副武裝的師、四萬多能征慣戰的虎狼戰士交給金日成，這對戰爭的發動會起到怎樣巨大催化作用，大家都是心中有數的。關於這一點，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過任何史料，說毛澤東在答應金日成的要求前曾征求過斯大林的意見。相反毛澤東十分爽快地答應了金日成的要求，並表示“一旦情況需要，中國就會派兵與你們並肩作戰”。（李鐵飛：《毛澤東與金日成在朝鮮戰爭前後》）完全是一副無視斯大林存在的姿態。在出兵朝鮮問題上，實際是毛澤東在挑戰斯大林的權威；中蘇之間在誌願軍出兵問題上反反複複的交涉，其實是毛澤東在與斯大林鬥法。關於這一點我在下文還會有說明。所以，所謂毛澤東決定誌願軍去朝鮮打仗是“被斯大林逼迫”的說法，完全是杜撰出來、子虛烏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