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計劃經濟導致的極度貧窮

毛時代計劃經濟導致的極度貧窮  ——三分之一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機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也沒有自由活動的可能。工人和農民不能通過自己的加倍勞動增加收入,企業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經營得到發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資源求得繁榮。這種體製使每個經濟細胞都失去了自我發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調節的能力。

而且一個大國的經濟運作極為複雜， 做一部分計劃尚可，比如集一國之力集中搞出核武器和人造衛星等。 但千頭萬緒的經濟供需生產， 隻能主要靠市場調節，豈是能完全計劃得了的？所以計劃經濟必然要出錯，而且一出錯往往就是大錯。

接連不斷的錯誤計劃,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就會持續遭受扼殺, 所以總體經濟發展以及生產領域的經營狀況和技術水平, 最終就會遠遠落後於市場經濟國家。

讓我們看看 改革以前的中國貧窮到什麽樣子！

全國人均糧食產量 1956 年為 310 公斤,1960 年下降到 215 公斤,1978 年達到 320 公斤,整整徘徊了 22 年。一句話，自從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沒有真正吃飽過。

1978 年新華社記者沈祖潤等到安徽的定遠、鳳陽、嘉山去采訪, 看到的情況使他們心酸。鳳陽縣前五生產隊,10 戶人家有 4 戶沒有大門,3 戶沒有桌子,68 人中有 40 多人沒有棉褲。當過抗美援朝誌

願軍的史成德,7 個孩子,一家 10 口人,隻有 3 隻缺口碗,沈祖潤看到的情況不是個別現象。1979 年前後,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對中國西部農村情況作了調查。1978 年全年的農民人均收

入,最高是山西呂粱地區,為 70 元;隴東慶陽第二,為 64.86 元;延安地區第三,為 57.2 元;榆林地區第四,為 52 元;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 47.6 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 36.8 元(陳大斌:《饑餓引發的變革》,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北京,第 17 頁)。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統計,1978 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平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 74.67 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於 50 元,有1.12 億人每天能掙到 1 角 1 分錢。1.9 億人每天能掙 l 角 3 分錢,有2.7 億人每天能掙 1 角 4 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978 年,全國有三分之二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 有三分之一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處於城鄉差別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較富裕呢?不是。

1977 年,我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的生產第一線 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 41.5 元,再沒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隻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職工家裏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手表、自行車、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在天津,我走訪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孫三代人擠在一間 10 多平方米的房間裏的情況十分普遍。建國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麵積 3.8 平方米;1972 年,天津人均住房麵積下降到 3 平方米;到改革前的 1978 年又降到 3 平米以下。50 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 80 年代。夏天,在這擁擠、破舊、肮髒的工柵裏,做飯的煤球爐都排在 1 米寬的公共過道裏,過道的溫度高達 39 度.中年婦女脫光了上身,隨著炒菜的鍋鏟掀翻,碩大的乳房在晃動。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潤三 1972 年在天津佟樓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區目睹的情景。

毛澤東留下的不僅是貧窮,而且是產生貧窮的經濟體製—計劃經濟體製。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體製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國變成一架大機器,要讓所有的人聽命於一個計劃,就不能有雜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摘自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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