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的以工代幹，對我而言是一種“犧牲”

看到一篇講以工代幹的文章，也湊一篇。

70年我被分配到一個京郊小廠，一共隻有百餘人。

領導和師傅們認為我是一個不一樣的人，能寫善畫，而且一張嘴就是“文詞兒”，跟廣播電台播音員一樣，其實隻是和他們不一樣，不愛用髒字而已。就這樣，1974年我被推薦到總公司參加“工人評法批儒”小組，隸屬宣傳科（科長是何魯麗的哥哥），身份就是所謂以工代幹。

對我來說，以工代幹意味著生活水平下降：

1）工資照舊，但原來工作和有毒有害物質打交道，所以每天有三毛錢的補貼，現在沒有了。

2）糧食定量由每月40斤減到30出頭（具體數字忘了）。

3）原來每年發一套工作服，現在不發了。

4）總公司食堂的飯菜雖然花樣多，但價格比小廠高。小廠利用園區自己種菜種水果，西紅柿、梨都是隨便吃，不要錢。

我們領到的是章太炎的文章（他也被定為法家），雖然我古文很好，但讀章的文章還是非常困難。斷句極難。總公司辦公室裏勾心鬥角很厲害，人際關係很難處。

煎熬了幾個月，申請回基層當工人，又過起了天高皇帝遠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