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負重，打入日偽76號魔窟的知名女作家關露

文/於繼增

“春天裏來百花香，朗裏格朗朗裏格朗，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相信很多人聽過這首電影歌曲《春天裏》，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歌詞的作者是誰？她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蜚聲上海灘的女作家關露。然而因奉命打入敵特內部從事情報工作，她的命運走向從此而改變……

奉命接受特殊任務

關露，原名胡壽楣，筆名關露、芳君、夢茵等。原籍河北宣化縣，1907年7月14日出生於山西右玉縣。她7歲時父親早逝，15歲時母親病亡，便跟姨母流落到南京。後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哲學係，又轉入中文係，並開始在歐陽山主辦的《幼稚》文學周刊上發表小說。1931年關露到上海闖世界，翌年任上海法南區反帝大同盟宣傳部副部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繼丁玲之後負責創作委員會；參加中國詩歌會工作，編輯《新詩歌》等刊物。這個時候關露認識了許廣平（魯迅的第二任妻子），周海嬰後來回憶說：“在我的印象中，關露大約25歲上下，高挑的身材，燙發，談吐和藹可親，看不出叱吒風雲革命女士的外貌。她和母親有來往，很談得攏，她和抗日的婦女界人士也有交往……”

1934年後，關露為聶紺弩主編的《中華日報》副刊寫作詩稿。1936年編輯《生活知識》，並參加中國文藝家協會、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編輯詩歌刊物《高射炮》，從事新詩寫作和詩歌朗誦活動。

此時的關露，是上海灘與丁玲、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之一。而那首電影歌曲《春天裏》更為她贏得了社會底層人民的喜愛。那時的關露激情澎湃，麵對日寇的侵略，她大聲疾呼：“寧為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這樣的愛國詩篇為她贏得了“民族之妻”的稱號。關露以多產女作家而蜚聲上海文壇，創作勢頭如日中天。然而她的人生軌跡卻因一封密信發生了改變。

◆長篇小說《新舊時代》。

1939年11月，關露的長篇小說《新舊時代》已進入最後的修改，就在一天的夜裏，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劉少文，從重慶帶回一封密信來找關露，裏麵寫著：“關露同誌，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務。”署名是葉劍英（中共南方局常委、軍事組負責人）。關露毫無思想準備，但刻不容緩，她匆匆乘船到香港，見到了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誌（小廖）和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情報委員會主任潘漢年。

廖說：“現在，黨決定派你到李士群那裏，去了解他的動態。”潘具體指示說：“你回上海後，要到特務頭子李士群的身邊去做聯絡工作。可以從他那裏聽到和見到許多情況，他也可能向你透露某些情況。這些情況都是有用的情報資料。”

此時，關露才知道了組織上的意圖。她深知這項任務的特殊性和艱巨性，但既然是黨的安排，就欣然同意了。潘漢年又叮囑她：“千萬要注意，你在那裏隻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並反複強調，“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了，你可不要辯護。要辯護就糟了。”聽了這番話，關露愈發覺得這件事非比尋常，除了危險，還要忍辱負重，這不是黨對自己的莫大信任嗎？於是她堅定地表示：“我不辯護就是了。”

一個星期後，關露回到了上海。

◆關露

其實，最先決定派到李士群那裏去的並不是關露，而是關露的同胞妹妹胡繡楓。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畢業於上海大學，1927年與妻子葉吉卿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李被派往蘇聯接受“特工”訓練，回上海後以“蜀聞通訊社”記者身份從事地下工作。1932年李士群夫婦被國民黨中統特務逮捕，二人同時叛變。汪偽政權成立後，李當上了“清鄉委員會”秘書長、“剿共救國”特工總部主任，這個殺人魔窟設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李士群投靠汪精衛被戴笠和陳立夫恨之入骨，幾次欲除掉他，因而他想為自己留條後路，希望與中共發生聯係，便主動提出派胡繡楓作為他與中共之間的聯絡人。

當年在李氏夫婦被國民黨逮捕後，胡繡楓曾照顧過他們的孩子並積極營救他們，因而他們對胡非常感激和信任，便選中她為聯絡人。地下黨同意了李士群的要求，但這時胡繡楓在宜昌擔負的工作使她無法脫身。胡在向南方局說明情況時，談到姐姐關露也認識李士群，當初關露曾因編發抗日詩歌被國民黨特務盯梢，是李士群給她通報消息才脫險的。這樣，關露就成了代替妹妹胡繡楓最合適的人選。胡繡楓後來為此懊悔不已：“我不該把我姐姐認識李士群的事情告訴潘漢年。到76號李士群那裏去，本來是應該我去的，結果卻讓我姐姐代我去了……去76號和後來受牽連遭罪的也都應該是我，可都讓我姐姐代替了！我這一輩子都覺得對不起我姐姐。”

在特殊年代裏，情況瞬息萬變，誰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關露的命運和黨的需要緊密相連，她盡管鍾情自己的文學創作，也想到搞情報工作的凶險，但還是義無反顧地履行了一個共產黨員的神聖使命。

潛入魔窟摸清底細

極司菲爾路76號原是北洋軍閥陳調元建造的一座私家花園，這時是汪偽特工總部所在地。高大厚實的圍牆，樹木掩映的閣樓，全副武裝的崗哨，無不顯示出這裏的神秘與非凡。

關露乘坐由76號特工總部緝查隊長、最大的打手吳四寶親自駕駛的小車，從正門開了進來。此前，關露打電話給李士群說要見他，李即刻作了安排，並吩咐吳四寶一定要尊重關露，從正門進來，也是讓她看看今日的排場。李士群十分熱情，問她怎麽到這裏來了？關露說自己早就失業了，想到這裏謀份差事，也好混口飯吃。李士群殷勤地帶關露參觀了幾處牢房和審訊室，見到幾個被打得遍體鱗傷的人。李說你看看，我這裏有適合你這位大作家可幹的事嗎？然後又帶她見了妻子葉吉卿，葉十分高興，一再埋怨關露以前不肯來玩，但同時表示關露的身份不宜在76號工作，以後缺錢了到這裏來拿就是了。李也說自己範圍的工作太下流，有辱你的的名譽。臨別時，葉吉卿塞給關露許多錢，並表示以後每月都提供資助。此後，關露成了這裏的常客，每個月都要到76號去一兩次，有時去晚了，葉吉卿就派車來接。有一次葉吉卿又要堅持送她400元，關露極力推辭，李士群說：“關小姐，收下吧！我們所以這樣做，不光看在你和我們是老朋友的份上……”

◆汪偽特工總部舊址——極司菲爾路76號。

其實李士群對於關露的身份已了如指掌，他說：“你妹妹胡繡楓是共產黨，你也是共產黨，這我能不知道嗎？我手下3000多特工是吃素的嗎？蔣介石這些年可把共產黨害苦了，也把我李士群害苦了，汪精衛待我比蔣介石好，所以我才投靠了汪精衛，想借日本人的力量反蔣。在反蔣這一點上，我們是殊途同歸嘛！關小姐，我們何不攜起手來一起幹呢？”李士群經常有意無意地向關露透露一些敵偽的軍政動態，關露也從與葉吉卿等闊太太們打牌中獲取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

1941年9月的一天，李士群對關露表示自己政治上苦悶的心情，說與重慶勢不兩立，而周佛海已經和重慶聯係留後路了，自己怎麽辦？言下之意願意與潘漢年聯係，為民族做點有益的事情，為自己留條後路。關露不動聲色，隻是表示老朋友很關心他，妹妹胡繡楓前不久還在信中讓自己問候李氏夫婦。根據李士群的態度，關露相信他的表白是真心的，當晚便把她對李士群的觀察分析寫成報告，寄往潘漢年在香港的秘密信箱。報告說：

第一，國民黨軍統戴笠派人到上海暗殺李士群的青幫頭子季雲卿，更激怒了李士群對軍統的仇恨，幾乎把上海軍統組織全部破獲。李與軍統已是不共戴天。

第二，李士群現在雖然投降了日本人成為汪偽特工，總部頭目，但是他明知道跟著汪精衛走也是沒有前途的。因此在風雲莫測前途未卜的年月，他不想讓自己在這條道路上陷入絕境，他希望和共產黨暗中有些聯絡，能為共產黨做點好事，能為抗日做點有利的事情。為自己留條後路。

◆汪偽特工組織“76號”負責人李士群（右）和丁默邨（左）。

這封分析恰當的密信，為潘漢年是否與大特務頭子李士群見麵起了決定性作用。

1942年2月，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從香港來到上海，在一個咖啡館與關露見麵。潘充分肯定了關露兩年來的工作成效，她送出的情報對於有針對性地開展與日偽的鬥爭很有幫助，並為自己與李士群直接見麵鋪平了道路。同時告訴關露：“根據黨的需要，你要撤出76號，你的工作由老張重新安排。”三天後，在關露安排下，潘漢年到了李士群的家裏。會談中，李士群表示了合作的誠意，將日偽即將對新四軍軍部“掃蕩”的情報告訴了潘漢年。潘表示感謝，說關露在你這裏工作，承蒙照顧，如今她將有其他事情，並指定了新的聯絡人。此次會見，使李士群進一步認清了自己的處境，增強了靠近共產黨“留條後路”的信心，他接著又往蘇北解放區運送了一批藥品。日本人得知李士群與共產黨發生了聯係，便於1943年9月設計毒死了他。

關露最出色的成績，是通過對李士群兩年的觀察，徹底掌握了他的底細和思想動態，並安排潘漢年與李士群會見。不過，這次會見也給潘漢年的悲劇人生埋下了伏筆，此是後話。但我地下黨由此打開缺口，成功開展了與日偽的卓絕鬥爭。

公開身份下的秘密戰鬥

關露離開76號後感到一陣輕鬆，心頭仿佛卸下一塊重壓的石頭。她向中共上海局情報係統負責人吳成方表示，希望組織上能讓她到延安或是蘇北新四軍根據地，直接參加抗戰工作。吳說這個願望是好的，但組織上還將派你去擔負新的可能是更加艱巨的任務。果然幾天之後，吳成方就通知關露：“組織上已決定派你到一家日本人辦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釋說，“這個刊物是由日本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報道部合辦的中文刊物，刊名叫《女聲》，社長是一個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中國名字叫左俊芝。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雜誌社現在要找一名中國編輯，組織上決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找到日共黨員，從他們那裏搞到一些日方的情報材料。”關露本想脫身去前方參加抗戰，一聽又是讓她搞情報，而且是直接與日本人打交道，就有些發怵。但戰爭年代身不由己，她想到自己是一名黨員，對組織的指令，有什麽可說的呢？她咬咬牙就答應了。

《女聲》為綜合月刊，每期打頭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東亞共榮”之類的謬論。考慮到宣傳效果，日方除了對這些時事評論控製外，要求隻要不發表抗日的、宣傳共產黨和蘇聯的文章，其他都可以發。關露擔任小說、劇評和雜談的編務，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著自己的職務，既不能讓公開為虎作倀的漢奸言論出現，又不能觸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利用“婦女兒童生活”、“影劇評論”、“讀者信箱”等欄目，盡可能宣傳較隱晦的而對人民有利的東西。《女聲》以豐富的欄目和較客觀的視點，吸引了當時一些進步青年投稿。那時候，分散在各條戰線上的一些地下黨員，用各種筆名向《女聲》投稿，關露與這些作者都互不相識，更不知道他們的身份，但憑她多年的工作經驗，慧眼獨具，在那麽多來稿中，選用的卻大部分都是青年共產黨員的稿件。

◆關露在《女聲》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戰愛國色彩的文章，培養和發掘了大批進步的文學青年。

關露也以芳君、林蔭、夢茵等筆名，在《女聲》上發表了長篇小說《黎明》及大量散文，還翻譯發表了普希金的詩及《鄧肯的悲劇》等作品，寫了婦女文學、婦女問題雜談以及影劇評論等。《女聲》的銷售量達到了每月6000份以上，有好幾次達到了萬份。因關露刊登有進步思想的文章，培養進步文學青年，曾引起日方懷疑。《女聲》總編輯佐藤俊子是一個思想進步的作家，最崇拜魯迅，也信任關露，有幾次因發稿“惹事”，佐藤均保護關露“過了關”。關露曾說佐藤俊子是她的真心朋友。關露一麵搞好編務，一麵把收集到的情報資料送給地下黨。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開所謂“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這是日本當局拉攏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領的殖民地文學界的一項重要活動。會議籌備期間，關露曾同吳成方談過這件事，因為她認為這也屬於情報動態。吳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是會看到和聽到許多有用的情況的。恰好佐藤俊子要派關露代表《女聲》去參加大會，她便答應了。事實上，關露深知此行的險惡，因為這是在抗戰期間到敵對國啊！難免背上“漢奸”的罵名，她為此曾經猶豫過，但地下黨要她“放下包袱，大膽工作”。出發前，中國的赴日代表包括關露、張愛玲等十幾個人全被登報，並配發照片。關露看到自己的照片登在報上，不僅潸然淚下，她又一次猶豫了。這當兒，潘漢年派人送給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轉交秋田教授。因為當時在中國的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與本國領導人失去了聯係，便委托潘漢年設法找到秋田，希望通過老朋友秋田恢複與他們的交往。恰好佐藤俊子給關露介紹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為了黨的事業，關露再一次上路了。

◆關露的小說《仲夏夜之夢》。

在日本，關露完成了交信任務。這次大會，日方要求中方代表都要發表廣播講話，分給關露的題目是《大東亞共榮》，被關露堅決拒絕了。她經過交涉，把題目換成《中日婦女文化交流》。關露演講的內容主要是日中兩國婦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學習一些對方國家的語言，以利於各方麵的交往等等。關露以自己的智慧改變了日方初衷，通篇沒有吹捧日本軍國主義的片言隻語。

關露始終沒有放棄離開上海到延安根據地的打算。據胡繡楓說，關露曾用暗語給她寫過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媽媽身邊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媽媽同意嗎？”這裏的“爸爸、媽媽”就是指解放區和延安。胡繡楓說，她接到關露的來信後，當即將這封信和姐姐的心願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負責人鄧穎超作了匯報。不久鄧告訴胡繡楓，說延安已和上海地下黨聯係過，上海仍要關露留在那裏工作。胡隻好給姐姐回信說：“母親不要你來，希望你留在上海照顧弟妹。”1945年4月，一直關心和保護關露的佐藤俊子因患腦溢血去世了，關露顯得更加孤獨和寂寞。她接替了《女聲》總編輯的職務，日本領事館也派了名譽董事。《女聲》曆時3年多，編印38期，成為上海淪陷期間一份有影響的婦女刊物。關露出色地完成了組織賦予的任務。

忍辱負重的代價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蔣介石從峨眉山下來“摘桃子”，組織人馬四處收複“勝利成果”。國民黨的“接收大員”、第三方麵軍二處處長毛森（毛人鳳族侄）抵達上海，除了接收日本人的武器裝備，還準備“肅奸”，關露的名字也赫然出現在逮捕名單上！這一情況被上校參議、關露的大學同學、地下黨員鍾潛久獲知，他馬上通知了關露。關露找到吳成方，提出迅速去解放區的要求，吳做不了主，向上報告。遠在重慶的周恩來、鄧穎超對關露表示了很大關切，指示在上海的夏衍具體安排。這樣，關露於10月30日秘密到達了淮陰新四軍根據地，逃過了國民黨對她的逮捕。關露終於可以擺脫“漢奸”的帽子，和同誌們在一起了，她感到無比的舒暢！此前她和戀人王炳南（建國後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約定在日寇投降後就結婚，現在終於瓜熟蒂落，嶄新的生活似乎在向她招手……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是她想象的那樣簡單。關露來到淮陰後，許多曾經在上海聽過關露詩歌講座的青年，在街上碰到就罵她“漢奸”。其實關露自從進入76號，李士群讓太太和關露一起逛商店、看戲、出入各種公開場合。有意無意間，關露投靠汪偽特務的消息傳開了。有些朋友開始疏遠她，見到她時露出鄙夷的神情，有的甚至一提到她就朝地上吐唾沫。詩歌會的詩歌活動也不再通知她了。特別是關露從日本回來後，人們對她的誤解更加嚴重，國內有些報紙也對她及張愛玲等人口誅筆伐。關露強忍悲憤，把參加這次會議的觀感寫成三份報告，交給上海黨組織。作為一名特工人員，鑒於當時敵我鬥爭的複雜性和“單線聯係”的紀律，關露決不將自己執行特殊任務、尤其是打入76號的情況隨意透露，她牢記潘漢年“你可不要辯護”的囑咐，隻能忍辱負重，有淚往心裏流。

◆關露與養女。

此時正逢新四軍在開展審幹運動，關露到達淮陰的第三天就被審查，把她送到淮陰城郊的板閘教育學院。關露脆弱的神經受到刺激，她大病一場。滿腔熱情被冷水潑麵，常年的委屈無人傾訴，她的精神幾乎崩潰了。她不服氣，就去找主持審幹工作的新四軍聯絡部長揚帆，揚帆比較同情她，安排她在旅館住下。關露將自己對黨的追求寫成一首詩，也被解放區報紙要求換一個署名，說她的名字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

此時，她收到王炳南的一封信，這封信更使她雪上加霜。本來王炳南是準備從南京來淮陰看望關露，並商量結婚的問題的，就把自己的打算向組織上做了匯報。而由於關露受派遣的實情無人知曉，所以組織認為擔負與國民黨談判任務的王炳南，與背著“漢奸”名聲的關露結合，不利於黨的事業。王炳南回憶：“那時每星期有一次班機到淮陰，我曾想搭乘飛機去看她。領導上臨時決定不讓我去，說因為她名聲不好。”王炳南思前想後，就給關露寫了一封信，把這一切如實相告，並說明與她斷絕關係。連最心愛的人也離她而去，關露的精神支柱幾欲折斷。她找出精心保存著的王炳南送給她的一張照片，她在照片背麵含淚題詩雲：“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癡。”

華中分局組織部長曾山同誌後來得知關露的情況後，專門把她接到組織部談話，關露將自己在上海工作的來龍去脈進行了匯報。曾山充分肯定了關露在隱蔽戰場的工作成績，批評了她的聯係人不及時向組織上溝通。曾山安排她住院治病。妹妹胡繡楓此時在上海為姐姐四處奔走，請有關領導為關露寫了組織關係和證明材料。而揚帆也恰好在上海從報紙上發現一條消息：“中共上海方麵負責人談話，表示關露是共產黨員，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是進行地下工作，為日本共產黨領導人與日本共產黨之間傳遞信件。”他迅速將報紙和自己寫的證明材料寄往淮陰。有了這些材料，關露的心情逐漸好起來，組織關係也恢複了。

◆左起：胡繡楓、胡的丈夫李劍華、李康將和關露。

1946年4月，關露被分配到蘇北建設大學擔任文藝係副教授，教英語。內戰爆發後，關露隨學校撤退到山東，1947年9月又隨學校遷到大連。她被關東教育廳長江陵介紹到蘇聯新聞局擔任俄語翻譯，不久又調到《關東日報》任副刊編輯。北平解放後，經關露申請回到了北京。

廖承誌在北京會見了關露，並寫信讓她去找周揚。周揚將她分配到華北大學（人民大學前身）第三部。沙可夫為部主任，下設好幾個室，文藝教研室主任是艾青，關露是他領導下的文學組組長，這個組裏還有臧克家、賀敬之、碧野等著名作家。這段時間關露心情舒暢，創作了許多感人肺腑的詩篇。後來王炳南也來到北京，關露知道後去香山看望他，時過境遷，兩人不勝唏噓。王炳南勸說關露忘掉過去，重新生活。果然在此後幾十年裏，關露關閉了自己的心扉，終身未嫁，獨守著這份感情度過了寂寞的歲月。

1955年，曾長期領導情報工作的潘漢年、揚帆被捕，關露也因此案的牽連，以“漢奸”罪名兩度入獄，達10年之久；出獄時仍然頂著“定為漢奸，不戴帽子”的汙名。隨著“潘揚案”的平反，關露的平反問題也提上了日程。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關露宣讀了《關於關露同誌平反的決定》。

◆上世紀七十年後期， 出獄後的關露。

1982年12月5日，關露在北京香山寓所辭世，享年75歲。國家文化部和中國作家協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追悼會，首都眾多文藝家參加了祭奠。周揚、丁玲等同誌指出，關露是值得我們尊重和敬佩的女作家，忠誠於黨的事業的優秀黨員，堅強勇敢的無畏戰士。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艱難險阻，敢於深入虎穴，降伏敵人，不惜犧牲個人的名譽地位、愛情家庭，她的革命精神稱得上“完全徹底”。

關露那一代從事秘密鬥爭的共產黨人，既麵對敵人的刺刀，有時還要忍受“自己人”的誤解。雙重犧牲鍛造了偉大的品格，忍辱負重換來祖國的黎明。關露毫無保留地把畢生一切奉獻給了黨和人民，血染的旗幟上有她一份光輝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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