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國之父毛澤東與日軍共謀(zt)

遠藤 譽（東京福祉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築波大學名譽教授）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稱“中國”）成立。建國之父毛澤東可謂功不可沒。如果隻是聚焦於這一點的話，可以是說毛澤東是值得尊敬的“偉大領袖”。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中國不是在抗日戰爭（日本稱“中日戰爭”）中打敗日本而誕生的國家，說到底就是打敗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取得國共內戰的勝利而誕生的國家。

其根據就是日本雖然在1945年8月15日戰敗，但是中國建國是在1949年10月1日。在此4年之間，國共兩黨展開了激烈的內戰。因此，中國所說的“打敗日本侵略軍誕生的新中國”是錯誤的，更何況“在中日戰爭中，中共軍隊和日軍進行了英勇交戰”隻是一個神話，和事實不符。

非但如此，在中日戰爭中，毛澤東和日軍共謀，傾注全力讓國民黨軍隊弱化。中共讓間諜潘漢年潛伏到日本外務省下屬的“岩井公館”，通過國共合作由重慶政府得到的軍事情報高價賣給日本，為日軍打擊國民黨軍隊創造了環境。

不僅如此。

毛澤東派遣間諜和日軍接觸，提出了“中共軍和日軍停戰”的提議。

本稿根據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私家版本）等日方資料和中方資料相對比，對“中日戰爭中，究竟毛澤東做了些什麽？”“中共軍是如何發展壯大的？”等問題進行了分析。

關於本題目，曾經在四川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後，赴美國斯坦佛大學進行客座研究的謝幼田的著作?中共壯大之謎 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的真相?（明鏡出版社）（The Communist in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 (1931～1945)）有詳細描述。本書通過值得佩服的詳細研究後撰寫而成，但遺憾的是沒有日方的關鍵資料。

我本人為了填補謝幼田的空白，盡力收集了日方的第一手資料,收集了能證明謝幼田的分析是正確的證據。帶著這個結果,我出版了?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新潮新書）一書。BBC中文版記者得知此書出版後，采訪了我。並在2015年12月25日送給我一個聖誕禮物,就是在這一天將采訪文章上傳到網上[1]。這樣，大陸以外的很多華人知道此事。我站在人類“直視曆史”這個觀點，在此介紹一下此書的概要。

首先，請看“中共特務和日軍共謀”的關係圖。

[1]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5/12/151225_japan_professor_book

關係圖的左側是受毛澤東密令而行動的中共特務代表的人名和命令係統，右側是中共特務接觸的日方組織或個人。重申一遍，中共特務接觸日方人員就是通過國共合作由蔣介石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的軍事情報高價賣給日本，讓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弱化，從而在中日戰爭結束後，毛澤東坐收漁翁之利奪取天下。此外，我找到了證明當時弱得和國民黨軍隊無法相提並論的共產黨軍隊在中日戰爭期間為發展壯大，故意讓中日戰爭拖長的證據，也有共軍向日軍提出“請求和共軍實現一部分停戰”的證據。

毛澤東和日本外務省下屬機關的共謀

1939年，毛澤東派中共特務潘漢年潛入日本外務省下屬機關“岩井公館”，和岩井英一（時任上海副領事）交好。潘漢年是中共中央情報組特務科出身的職業間諜。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接受訓練。岩井公館有個早就臥底被叫做“五重間諜”的中共特務袁殊。

   潘漢年求袁殊介紹和岩井英一會麵。之後，他一直向日方提供在國民黨得到軍事情報。得到的好處是由岩井領取高額的報酬。每次的金額相當於當時警察的5年份年收入（2000香港元）。岩井英一利用外務省機密費撥款支付給潘漢年。

   和日本交戰的是遷都重慶由蔣介石率領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如果拿到其軍事情報，在中日戰爭中可占據有利地位。

   為什麽潘漢年可以拿到國民黨的詳細軍事情報呢？因為1936年12月張學良發起西安事變，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如果不進行國共合作中共軍幾乎到了滅絕的地步，於是共產國際提出指示“國共合作”。

   這是因為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為了殲滅在中華民國內，由共產國際指示創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圍剿。為此，1934年至1936年毛澤東開始了稱作“長征”的撤退。和國民黨軍一邊交戰一邊徒步遷移1萬2500公裏。到達延安時，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麵軍由10萬人銳減到幾千人（據?毛澤東外交文選?535頁，全軍30萬人減到2萬多。）盡管如此，蔣介石仍沒有停止圍剿，於是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逼迫蔣介石國共合作。

   但是，毛澤東表麵上協助蔣介石，背後實在背叛。毛澤東的左膀右臂周恩來為國共合作開赴重慶，這樣拿到國民黨的軍事情報就如探囊取物。

   潘漢年在上海實施特務活動時，中共特務機關（地下組織）在香港有一分支。在那裏，以潘漢年為首，還有受毛澤東之命的廖承誌也在此工作，和駐香港日本領事館的外務省小泉清一（特務）合作，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形成了一個“中共、日軍合作特務組織”。

毛澤東希望中共軍和日軍停戰

在和日本外務省的共謀中嚐到甜頭的毛澤東向潘漢年發出密令，令其直接和日軍交涉。

   有一天，岩井得到潘漢年的委托，“懇請在華北的日軍和共軍之間停火……”。這是岩井英一本人在自己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回想的上海”出版委員會發行，1983年）中，所描寫的印象最深的“驚詫”。

   岩井接到潘漢年的請求，將潘漢年介紹給陸軍參謀主管“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大佐（後晉升為中將）。就這樣，在岩井的介紹下，潘漢年在南京的日軍最高軍事顧問公館會見了影佐大佐。經過影佐大佐的介紹，又見到日本的傀儡政權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汪精衛。汪精衛政權的背後有很多來自日軍的軍事顧問，潘漢年也見到了都甲大佐，提出中共軍和日軍之間的議和。

   實際上，毛澤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年-1927年）之際，受到孫中山和汪精衛的賞識，毛和汪可謂兄弟一般。汪精衛在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之際，有一段期間毛澤東擔任國民政府的宣傳部長。毛澤東利用此機，讓潘漢年保持和蔣介石將國民黨一分為二，並在日本管轄下成立南京國民政府的汪精衛接觸，準備各種共謀（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命令，潘漢年不可能自己隨便行動）。

汪精衛政權的第二號人物是周佛海，在其下屬有掌控特工總部76號的李士群。潘漢年不僅見到汪精衛和李士群，還和汪精衛政權的二號人物周佛海保持接觸。此事在周佛海的日記以及周佛海的兒子的回憶錄中有記載。

   葉劍英（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解放軍創始人之一）派女作家關露 作為李士群的秘書潛伏在特工總部76號，饒漱石（當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華中軍分會常務委員等職）命潘漢年和揚帆（當時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敵區工作部部長）作為中共特務與日本軍接觸。這些都是毛澤東的密令，都是為了誘導重慶國民黨軍的戰局往中共軍有利方向發展。這是中共的策略，將和日軍交戰任務交給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中共軍趁機發展壯大。

盡可能拖延中日戰爭的戰局

　 中共到壯大為止需要花一段時間。所以，盡量拖延中日戰局，讓國民黨軍弱化，中共軍必須趁機充分發展到能打敗國民黨軍。為此，毛澤東命令潘漢年，阻止日本軍部（參謀總部和陸軍省）在背後和重慶政府的蔣介石談判進行議和的行動。

　 潘漢年向岩井英一密告重慶政府的代表宋子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弟弟）是“贗品”。岩井深信潘漢年，將此情報向上海阿部大使匯報，阿部大使立刻轉到給板桓參謀長。其詳細經過在?上海的回想?有詳細記載。結果，經過一番周折，國民黨軍和日軍的議和以失敗而告終。

另一方麵，1968年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纂的『華北治安戰』（1）（朝雲新聞社）的384頁，寫著日期是1940年10月1日的文章“華北方麵軍參謀部”寫的“關於國共關係”一項，大體內容如下。

　　――中共方的終極目的是推倒重慶政府自己掌握全中國的主權。但是，目前的實力尚很薄弱，沒有實力取代國民黨掌握政權。基於此，中共軍當前的任務就是讓日本和重慶政府盡可能長期交戰，趁機積累實力。故此，激化國共兩軍相克不利於自己軍隊的擴大，表麵上裝作順從重慶政府，實際上采取行動阻止重慶政府和日本議和。重慶政府如果不盡量和日本交戰，不能爭取充分時間來確保中共軍的發展壯大。

   當時日軍對通過中共特務活動分析了中共軍的實情，如實的記錄實乃意味深長。

   毛澤東是少有的戰略家。如期所致，在日本戰敗後開始的國共內戰中取得成功，把蔣介石的國民黨軍趕到台灣。結果，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滅口全部打入監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5年,毛澤東自己的“一己之見”,將以饒漱石為首的潘漢年、揚帆和袁殊等受毛澤東密令搞特務活動的約1000人，統統逮捕打入監獄。這些身處第一線的人對毛澤東“和日軍共謀”的策略知道得太多了。

比如，潘漢年作為漢奸將其嘴堵上，直到1977年死於獄中。1976年毛澤東死後，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而潘漢年被打入監獄是毛澤東親自指示，一時半夥沒有被恢複名譽。被恢複名譽是在死後5年的1982年。

這樣，知道潘漢年的很多友人為了給潘漢年找回一個說法，開始收集關於他的信息。他們開始寫“一切都是毛澤東的指示，為中國共產黨而采取的行動”的事實。例如，?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尹騏，人民出版社，1996年）、?潘漢年傳?（尹騏，中國人名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

值得矚目的是，這些的書的大體內容和思路構成都是“不論潘漢年還是袁殊，均由日軍那裏拿到日軍情報，為中共軍戰勝日軍進行特務活動，為中共軍取勝做出貢獻（中共軍迫使日軍戰敗）”。

我在撰寫?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之際，通過對比中日雙方的資料發現，事實完全相反。因為找到了?回想的上海?等日方資料等關鍵的證據。以往隻是根據中方的資料進行的分析，和日方的證言對比來證明中日戰爭中中共的特務活動，我估計這應該是首次。

本來，如果中共特務將關於日軍的情報交給毛澤東們的話（也就是為了拿到日本情報和岩井英一接觸的話），怎麽還能從日本手裏拿到巨款“情報報酬”，要是這樣就很奇怪。不符合邏輯。

而且，如果說是為了拿日軍的情報，潘漢年和袁殊進行特務活動的話，毛澤東也沒有必要將潘漢年等作為“知道太多的人”而打入監獄，終身監禁。

還有，中共特務中，隻有廖承誌、葉劍英以及周恩來沒有被打入監獄。廖承誌的日語比日本人還好，可以作為翻譯使用。之後他從事被稱作LT貿易的中日貿易工作，LT就是取廖(Liao)承誌和日本高崎(Takasaki)達之介兩人姓的第一個發音字母得名。毛澤東知道葉劍英守口如瓶，而且值得信賴的軍隊的長官都不在話也不行。周恩來的事務能力極其優秀，作為自己的左膀右臂必不可少，而且比誰都守口如瓶，因此才得以生存下來。

毛澤東建國後，感謝皇軍的理由

毛澤東的戰略最終是使政敵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弱化繼而奪取政權。為此，不論是日軍，還是汪精衛的傀儡政權，都可以聯手。終極意義都在自己奪取天下，為此不折手段，僅此而已。

我本人並不認為毛澤東做了什麽壞事。也並不是想做善惡的判斷，我認為毛澤東有領袖風範，在包括思想宣傳的所有戰略上，都是傑出的“偉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毛澤東極具豪情地想要邀請原日軍大將級軍官。理由是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想奪回大陸，而原日軍的岡村寧次（原大將、原中國派遣總司令）組成“白團”作為軍事顧問協助蔣介石。毛澤東也想拉攏岡村寧次對其進行招聘被拒絕。不得已選中了遠藤三郎（原中將）。毛澤東會見遠藤三郎是在潘漢年被打入監獄的第二年的1956年。那時不再有任何人直接知道毛澤東和日軍共謀的事。

   毛澤東在會見原日軍或者左翼日本人時不止一次地說“感謝皇軍”之類的話。（?毛澤東外交文選?）

   在中國將這些話勉強地解釋為“毛澤東獨特的幽默”，豈有此理。毛澤東其實是在由衷地感謝“日軍對中國的進攻”。如果沒有日軍的對中進攻，中共軍絕對不會變得強大，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會在這個世界誕生。

毛澤東在會見訪華日本人（包括原日軍）時，不說“侵略中國”一詞，而慎重地選擇使用“進攻”一詞，值得關注。

毛澤東在生涯中沒有慶祝過抗日戰爭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誕生後的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現國務院）決定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8月15日。1951年8月13日在文件上將“9月3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隻是決定，並沒什麽具體活動。毛澤東在9月2日給蘇聯的斯大林發個賀電而已。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打倒日軍而成立的國家，而是中日戰爭結束後，在內戰中打倒國民黨軍隊而誕生的國家。

   在?毛澤東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也沒有看到一次任何形式的關於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活動。毛澤東清楚地知道，中國不是“打倒日軍而誕生的國家”。如果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簡直就是在“歌頌國民黨、歌頌蔣介石”。

沒有讓教南京大屠殺

毛澤東生前，“不願意觸及南京大屠殺，也沒有放在教科書上。因為南京大屠殺發生在1937年12月13日前後，毛澤東等共軍逃到國民黨軍和日軍都去不了的大山裏麵。那是陝西省延安一帶的山地。在南京最前線和日軍交戰的是蔣介石的國民黨軍。

   毛澤東原本接到在1937年7月7日發生的盧溝前事變的報告時，高興得說道“這下國軍的力量會被削弱”。1938年4月4日為止在延安領導紅四方麵軍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想?中有記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中，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日期欄裏隻有一句“南京失陷”的四個字。?毛澤東年譜?記錄毛澤東一生共九卷，是總共達6000頁的龐大資料，但整個年譜中沒有出現一次“南京大屠殺”的字樣。如果觸及這塊，害怕暴露中共軍和日軍沒有正麵交鋒的事實吧。因此，在毛澤東生前，基本上在教科書沒有讓記載南京大屠殺。

   綜上所述，站在“毛澤東和日軍共謀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不可思議的言行”的根據全部水落石出。

   現在，中國經常要求日本“正視曆史”，使中日關係惡化。日本人沒有任何人認為日本發動的戰爭好，也進行多次反省，政府或者要人對中國政府迄今為止近30次進行“道歉”。

   盡管如此，中國總是拿著“曆史牌”對著日本，如果將曆史牌進行政治利用，致使日本人厭中感情升溫，繼而會使中日關係惡化。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推出改革開放政策，許多日本人由衷地支援中國，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奔走協力。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爆發，西方國家對華製裁，而世界上首個解除製裁的是日本。

   可是，前蘇聯解體後，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的重要性不再有分量，還有中國經濟開始發展，中國對日本的友好姿態也隨之改變，開始要求日本“正視曆史”。這樣，日本人對中國感情惡化，這樣下去，對子孫後代沒有好的影響。

   今年是毛澤東逝世40周年紀念，同時也是文化大革命發動50周年紀念。

   如果，毛澤東真的為中華民族或者無辜的人民建設新中國的話，為什麽在建國後，總算到了和平年代，沒有了戰爭的時代，而逼迫那麽多人民死於無辜？

   也就是毛澤東的建國理念難道不是建立在自己一直要居於領導的位置這麽一個“帝王學”的基礎上嗎？

     如果是“為人民”，絕不會逼迫那麽多人民死於無辜。而且，中日戰爭中，能做出致使同是“中華民族”的國民黨兵付出更多犧牲的“對民族的背叛行為”嗎？

   我在1948年國共內戰時住在長春，受共軍圍困長春，我的家人被餓死了。那時長春被雙層鐵絲網包圍，我為了逃出長春通過的真空地帶（卡子），在餓死者的屍體上過夜，也有過失憶的經驗。胳膊上有八路軍的子彈傷痕。當時長春市內餓死者達數十萬人（其中除幾十人是日本人外，都是中國民族。）

   盡管如此，“這是為了光明而自由的明天的革命戰爭。犧牲也是光榮的，如毛澤東所說，為了更多的中國人民自由自在的生存和幸福，要忍耐下去”，我自說自話活到今日。

   可是，等了幾十年，記錄卡子的事實一書在大陸仍然不被許可出版，言論的自由越來越被限製。我再一次被毛澤東在內戰時對人民說的話“這是為了更加光明而自由的明天”所背叛。

   真的為人民著想的話，為了犧牲的人們，中國能不能有正視事實的勇氣？

   到了那時，我認為中日關係才能站在事實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友好。中國正視曆史，絕不是說就肯定了日本的戰爭行為。那樣的戰爭，不許再有第二次。在此大前提下，我衷心祈願中國正視毛澤東所做的了然的真相，和國際社會有一個共識。

［為日本外交政策論壇特別撰稿。（2016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