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延安城東門外，寶塔山下（林邁克攝影）
中國現代革命幾十年風雨曆程，付出了幾代人的青春熱血和生命代價。其中，革命婚姻裏的悲歡離合，嚴格說來屬於革命人生的個人隱私內容。在此曆史深處，總有一些疼痛的出血點，用什麽態度和角度去探究對待之，考量著學術良知和道德品質。
延安時期對革命同誌的戀愛婚姻有嚴格的組織紀律要求
所謂“杯水主義”，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初期，一小部分激進分子在革命的旗號下，鼓吹消滅家庭，婦女國有化，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滿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麽簡單。這種極端無政府主義思潮曾引起部分青年思想混亂，並導致一定範圍和一定時期性生活的放縱。
列寧曾指出：“這個出名的杯水主義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甚至是反社會的。”蘇維埃政府曾采用嚴厲的手段，對“杯水主義”思潮及其行為進行批判和彈壓。
中國現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直接表現為一係列的解放運動，運動中湧現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會，拋棄“三從四德”的舊式道德倫理，是青年知識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開始。這場革命從來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舊倫理已經被委棄，新道德還沒有建立起來之際，婚姻自由與性自由也曾一度被曲解過。
進入革命根據地時期，革命隊伍就逐漸建立起婚姻製度、結婚紀律、戀愛條件，強調革命道德，在條件可能的情況下也很注重結婚儀式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婚姻條例，明確規定，“確定男女婚姻，以自由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一度沿用該婚姻製度。1939年4月，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共22條。該條例依據“民權主義之根本精神與陝甘寧邊區之實際情況”而製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誌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製，禁止納妾”。“男女結婚須雙方自願，及有二人之證婚。”“結婚之雙方得向當地政府或市政府請求結婚登記，發給結婚證。”“有配偶者，未經離婚，不得重為結婚。”1944年3月，該婚姻條例經修訂歸並為15條，重新頒布，增加大生產運動中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參加生產勞動內容。1946年4月，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新的《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共16條。
處在戰爭環境，這些法律條文的執行是有一定限度的。
為了提高革命隊伍的戰鬥力，延安時期對革命同誌的戀愛婚姻還有嚴格的組織紀律要求，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隊伍裏，有比法律更堅硬的戀愛結婚條件，形成不可逾越的戀愛政治規矩
主要有“二五八團”和“三五八團”之說。前者為：25歲，8年軍（幹）齡，團級幹部；後者為：男女雙方必須有一方是團級幹部，雙方都是黨員且有3年黨齡，雙方年齡之和為50歲。這些具體的組織規定，是各地各部門自行擬訂的，執行中也時常因人而異，因事而異。比如，當時駐守在米脂的八路軍三五九旅規定的婚姻條件就寬鬆得多：紅軍時期入伍的連以上幹部、抗戰時期入伍的團以上職務，年齡在28歲以上，即可就地解決婚姻。
“蘆溝橋事變”後，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驊感覺到，隨著革命女青年的到來，婚戀情況也多起來。為了不影響學習，他在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後，抗大政治部做出決定，要求學員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不準結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領導幹部沒有報告，就與女學員結婚了。毛澤東一紙手令，將該領導撤職，並降一級使用。後來，抗大發生黃克功案件，大家知道問題嚴重了，對戀愛結婚的紀律要求更加嚴格。
八路軍一二九師深入晉察冀地區，在與日偽軍的“掃蕩”與反“掃蕩”鬥爭嚴酷環境中，執行嚴格的戀愛婚姻“二五八團”條件管控，平時的民主生活會，整風運動中的思想清潔、組織審查，開展廣泛的批評自我批評，對照檢查，人人過關。
任何規章製度都是針對具體問題的，製度執行起來隻能一視同仁。通過思想疏導，紀律教育，整風運動，以及自我修養，革命隊伍的青年男女絕大多數都能夠接受戰爭現實，遵守戀愛婚姻製度。
1937年5月，駐留延安作深入采訪的美國記者海倫·斯諾（尼姆·威爾斯）發現，“清教主義、禁欲主義以及斯巴達主義的哲學，主宰著延安的一切”。“無論男女，魯莽、放肆，也屬禁忌之列，這種習俗，至今仍然如此。對女性來說，試圖引人注目的言行，都被看作‘政治上的不可靠’。在這支道德上極端拘謹、紀律非常嚴明、為革命不惜犧牲一切的軍隊裏，一切羅曼蒂克式的風流韻事，不得不盡量避免。”
延安革命隊伍集體生活的原則，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周末時間，男女青年有交際舞會，但男女交往必須遵守嚴格的紀律和規矩。
至於個別男女之間出現的婚外通奸行為，是個人道德敗壞，生活腐化，革命隊伍始終堅決批判之，懲罰之，清除之。
——摘自《世紀》雜誌2020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