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58）

“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58）

 

第四，毛澤東希望通過“抗美援朝”戰爭，重新控製朝鮮，完成再造“天朝大國”的美夢。這個目的，我認為是毛澤東堅決出兵朝鮮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一個。

為說明這一點我要先說一個人。此人名叫張奚若，早年參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曾任清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參加一九四九年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長。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中他批評毛澤東，給了毛十六個字的評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這個評介當年流傳很廣，不僅因為他直接抨擊當今“皇上”，還因為“好大喜功”四個字在第二年的“大躍進”運動中就得到了充分的驗證，證明了張奚若觀人的精準。而把握了毛澤東的這個特點，並用它來考察毛澤東所以要發動“抗美援朝”的緣由，我認為不僅同樣適用，而且同樣是入木三分、一針見血的。

如前所述，毛澤東在說服政治局成員出兵朝鮮和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都說到過不出兵對“東方”不利這樣的話。而這個“東方”在我們中國人的語言習慣中，既是指亞洲的東部，更是指我們俗稱的東亞和東南亞。這個地區的國家，除了中國，還有蒙古、朝鮮半島上的南北韓、日本、中南半島諸國和菲律賓、印尼等國以及台灣。蘇聯雖然有大片國土也在亞洲，但習慣上將它歸於歐洲國家。毛澤東重視“東方”，表麵上是為了整個共產陣營的利益，但實質主要是為了中國或中共的利益。因為在這個“東方”，曆史上中國一直以“中央大國”自居，其他國家不是曾屬於中國，就是中國的屬國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如外蒙古原來是中國“大清朝”的一部分，是不久前才在蘇聯的操縱下“獨立”出去的。朝鮮和越南曆史上也都曾是中國的屬國，隻是現在統統丟失了。因此在中國人的心理上還是有一種“東亞的事，以我為主”的潛意識。毛澤東作為中國新皇朝的開國之主，一個敢譏笑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人，當然會自視不凡，雄心萬丈，雖然目前政權初創，力量有限，開疆拓土一時還做不到，但以他“好大喜功”的性格，至少也要在守住祖宗江山上做出一點成績來，否則顏麵何在？又怎能符合他自詡的、中國幾千年來最“風流人物”的身份？而事實上，對於這些曾經屬於中國的土地、子民，特別是朝鮮，毛澤東確實也是早就生心，早就有所打算的。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初次訪蘇時，斯大林曾與他做過一個分工，說要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交給他領導。斯大林說蘇共除了要統領全球共產主義運動，還要重點領導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和歐美各國共產黨，精力有限，因此要中共對亞洲事務多擔一些責任。這是否僅是斯大林的客氣話，口頭說說而已，我無法證實。但這對毛澤東來說無異是“皇上口諭”，是斯大林已經承認“東方”這些國家屬於中共勢力範圍與中共達成的約定。所以對這件事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中蘇這兩個共產大國的頭頭通過這次會麵，已經私下劃分了各自在東亞的勢力範圍。多少年來中共總是控訴以前帝國主義列強是如何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瓜分中國的，現在斯大林與毛澤東所做的其實與過去這些帝國主義並無二致。

那麽斯大林是否真的要將東亞各國共產黨交給毛澤東去統領呢？事情絕對沒有這樣簡單。以我的看法，斯、毛初次見麵，斯大林麵對崛起的新中國，麵對毛澤東這位幾乎靠自己力量打下江山的新強人，知道蘇聯遇到了一個可怕的對手。兩強相遇，成不了朋友就是敵人。所以權衡利弊，斯大林知道除了要給毛澤東麵子，也要給一點實利，才能安撫好對方。而將“東方”交給中共打理，就是給中共的實利。但是，涉及蘇聯重大利益的部分，斯大林也不會輕易出讓。因此盡管表麵上斯大林說讓毛澤東主管東亞，但東亞是個籠統的概念，在對待各個具體的國家、地區，涉及實際利益時，他的做法又是一套。因此，毛澤東在對“東亞”各國實際歸屬問題上與斯大林就展開過一係列的試探和鬥爭。

這裏先說中蘇在外蒙古問題上的交涉。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奉斯大林之命乘飛機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與毛澤東商討毛澤東訪蘇及建立新中國等問題。在二月四日的會談中，毛澤東突然向米高揚提出了外蒙問題。毛說當中共取得政權以後，外蒙古便可回到中國與內蒙古合並。對此米高揚當即反駁道：外蒙古早已獨立，而且已得到中國政府（指中華民國政府）和蘇聯政府承認。即使有朝一日外蒙與內蒙合並，也隻能是一個獨立的蒙古。會後，米高揚立即向斯大林報告了中共在外蒙問題上的動向。接著，在六日的會談中米高揚以轉達斯大林意見的方式警告毛澤東：如果外蒙、內蒙合並，“其結果是中國將失去大片領土”。因為蒙古領導人喬巴山也曾向斯大林表達過要把內蒙和興安嶺地區並入蒙古共和國的想法，斯大林沒有答應。米高揚的言下之意，是斯大林還維護了中國的利益，否則中國會損失更大。這是一種以攻為守的策略。毛澤東見到蘇聯的態度強硬，估計他當時也考慮過外蒙回歸的實際可能性不大，而中共現在也無力量為外蒙而與蘇聯撕破臉對抗，再慮及維護兩國友誼對新中國的重要性，因此此後毛澤東就不再提外蒙的事情。

斯大林不願放棄外蒙是因為蘇聯在外蒙有重大利益。二百多年來，俄國為取得外蒙花了不少心血，現在已經吞進嘴的肥肉當然不肯再吐出。外蒙除了經濟上可以成為供應蘇聯肉類、皮毛和奶製品的基地，在軍事上也極具價值。它可以成為監視中國的前哨陣地和攻擊中國的戰略要地。雖然現在大家都是共產國家了，但從地緣政治考慮，兩強為鄰，彼此都有不安全感。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反目成仇後，蘇聯在中蘇和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其中對中共威脅最大的就是中蒙邊境的蘇軍，而非新疆和黑龍江、烏蘇裏江對岸的蘇軍。記得一九六九年十月形勢最緊張時，中共害怕蘇聯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緊急疏散北京的高官。毛澤東第一個離開北京去了武漢。當時中共傳達到群眾的文件說：若“蘇修”發動進攻，蘇軍的機械化部隊從中蒙邊境數小時便可到達北京城下。由此可見外蒙軍事戰略地位的重要。反之，若外蒙回歸中國，中蘇邊界北移，一旦中蘇關係惡化，處在蘇蒙邊境的西伯利亞大鐵道就要受到威脅；如果被切斷，東部半個西伯利亞地區就有落入中國之手的危險。在曆史上，蘇聯西伯利亞大片國土中有相當一部分原來掠奪自中國。既然毛澤東現在可對外蒙提出要求，那下一步會不會對西伯利亞也提出要求呢？這個問題對於繼承沙皇擴張政策的斯大林來說，不能不提高警惕，防微杜漸。

相比毛澤東對外蒙的索討碰壁， 對越南的滲透可算相當順利。越南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後來越南獨立建國，與中國關係仍然密切，屬於中國的藩國。這種狀況到十九世紀末，越南被法國占領成為法屬印度支那一部分後，中越關係才變得稍為疏遠。一九四五年九月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時，越南仍未完全擺脫法國的殖民統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越南勞動黨主席、國家主席胡誌明派兩位特使帶了他的親筆信到北京，請求中共對越南提供軍事、經濟援助，幫助他們進行反法鬥爭。這對於中共來說是介入越南事務的大好機會，因此幾乎從即日起中共就啟動了此後長達二十多年的援越工作。當時這個工作中共中央由劉少奇負責。十二月十二日，劉少奇就致電正在南方作戰的林彪，要他派人與越南聯係，向越南提供武器彈藥和醫藥方麵的支援。一九五〇年一月，中越雙方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劉少奇派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羅貴波為中共聯絡代表常駐越南。這種情況斯大林當然不會不知道。可是越南離蘇聯太遠，一時也看不到對蘇聯有何重大利益關係，花大力氣援越不值得，於是斯大林就順水做了個人情。一九五〇年二月，斯大林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當時毛澤東正在訪蘇）明確表示；“中國是越南的鄰邦，熟悉越南的情況，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蘇聯和東歐各國受到嚴重的戰爭創傷，蘇聯還要幫助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恢複和建設，負擔很重，希望援助越南的任務以中國為主”。為此還特地把胡誌明召到莫斯科當麵做了交代，顯得斯大林在這件事上十分真誠。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中共為援越先後建立了政治顧問團和軍事顧問團，由時任雲南省主席、雲南軍區司令陳賡統一領導。進入一九五一年後，中共在廣西、雲南等地開辦學校，專門為越南訓練軍事、財政、銀行、後勤管理幹部和學校教師。一九五四年越南政府在中共協助下發動奠邊府戰役，將法軍擊敗，從而結束了法國的殖民統治。在這次戰役中，中共除了支援武器彈藥和各種戰爭物資，中共派出的以韋國清為首的軍事顧問團在軍事指揮方麵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以致有人說奠邊府戰役是中國人指揮打勝的。後來在北越對南越發動的解放戰爭中，中共對越共的支援更是不遺餘力，說遼闊的中國就是越南的大後方，不僅出兵幫助北越與美國作戰，財政物資上的支援更是不計其數，有說前後高達二百多億人民幣的。從毛澤東對越南的態度，可看出他對控製越南真是誌在必得，不計代價。當是時也，在中共想來，中越“同誌加兄弟”，友誼將“萬古長青”。那裏知道越南全國統一不久，彼此就因柬埔寨“紅色高棉”問題反目。中共為支持“紅色高棉”，與越南打了一場所謂的“自衛反擊戰”，騰笑國際。至今，雙方還是麵和心不和。

與越南一樣，朝鮮在曆史上很多時候都是中國的屬國。而且由於朝鮮的地理位置更接近中國中原腹地，與中國的關係曆來比越南更親密，因而在毛澤東心中很自然地認為朝鮮也應屬於他管轄。但他欲插手朝鮮事務並進而想控製朝鮮，遇到的真正阻力其實不是美國，而是蘇聯。二次大戰後北朝鮮被蘇軍占領，然後又在蘇聯扶持下成立了金日成政權。當時毛澤東曾想趁日本投降之機，派解放軍中的朝鮮族部隊以協助蘇軍解放朝鮮名義進入朝鮮，然後在重建朝鮮新政權中分一杯羹，再逐步達到控製朝鮮的目的。但這個圖謀因蘇軍不準中共的朝鮮族軍隊進入朝鮮而遭到重挫。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金日成沒有“統一”朝鮮半島的野心，而是甘於在蘇聯的卵翼下安分守己地當他的北朝鮮王，那麽北朝鮮鐵定會成為蘇聯的附庸國，中共也很難再有染指朝鮮。好在金日成也是個野心勃勃的家夥，他要統一全朝鮮。這就又一次給毛澤東提供了插手朝鮮的機會。於是接著發生了毛澤東慷慨地送三個全副武裝的朝鮮族師給金日成發動戰爭，以及戰爭爆發後又力排眾議堅決出動誌願軍到朝鮮去作戰等一係列事情。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這都是插手朝鮮並進而控製朝鮮難得的機會。

 總之言之，毛澤東為了達到控製朝鮮半島的目的是花了很多心思、力量的。除了在朝鮮戰爭問題上與斯大林明爭暗鬥，他對這個問題也可說是早有部署。中共在抗戰時期就有意識地培養朝鮮族的黨員，組織朝鮮族的軍隊，其實就是想有朝一日利用這些部隊去“解放”朝鮮並控製朝鮮。而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就想成立亞洲共產黨情報局，目的之一也是想把朝鮮共產黨納入中共的領導。這兩件事，雖然都因蘇聯的阻擾而沒有成功，但都暴露出了中共的企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