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人民幣兌美元漲破6.66，背後真相卻很複雜

近半年來，人民幣兌美元強勢升值，昨夜離岸人民幣更是漲破6.6666。至發稿時，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再度升至6.65上方。

從全年看，今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美元流動性緊張、中美關係等因素影響，人民幣持續貶值，5月28日至7.16最低點。此後人民幣進入升值階段，自今年8月起，人民幣升值明顯加速。

10月21日，人民幣中間價、離岸人民幣雙雙刷新兩年來新高。10月21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6781元，較上一交易日的6.6930元上調149個基點。至此，人民幣中間價已升值至2018年7月16日以來最高。同時，離岸人民幣兌美元（CNH）漲破6.60關口，昨夜漲破6.6666關口，現報6.6519。在岸人民幣刷新自2019年3月以來新高。


也就是說，短短半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了近10%，近十個交易日更創兩年來新高。

快速升值態勢引發央行出手穩匯率，10月10日央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為0，體現了央行希望打破人民幣單邊升值態勢，維持匯率基本穩定的態度。

不斷升值，意味著什麽？

對於人民幣兌美元走強，市場認為主要原因是美元指數走弱。美元指數已經回到四年前水平。

甬興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許維鴻認為，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兩國匯率的此消彼長。首當其衝的是，人民幣這半年的強勁，最大的原因還是美元的疲弱。

許維鴻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機製，是一籃子貨幣、以美元為主、兼顧世界主要經濟體和貿易夥伴的加權算法，這與國際市場常用的美元指數異曲同工。過去半年來，美元指數從高位103左右，一度跌到91.75，最大跌幅接近12%，目前美元指數在93左右，也就是半年跌幅10%，這與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基本一樣。換言之，如果美元指數穩住了，除非中國和美國的宏觀經濟出現偏離趨勢的變化，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幅度，大邏輯幅度也就這樣了。

那麽，為啥美元這麽疲弱呢？特別是美元兌歐元，貶值幅度達到12%。換言之，人民幣兌歐元這半年是貶值的，因此切莫輕言人民幣非理性全麵升值。國際金融的老交易員都知道，美國大選之年是非多。至少，今天的美元指數已經回到特朗普四年前當選時的水平，金融市場這次“歸零了”，哪邊也不押。


未來還會繼續升值嗎？

人民幣兌美元快速升值後，未來人民幣匯率如何變化？

許維鴻認為，展望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依然是影子銀行、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各類不良資產，隨著全球經濟走入“複蘇”邏輯，央行沒理由、也不願意在四季度降息，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在近期被“過度基建投資”詬病。要知道，同樣儒家文化背景的日韓，就是在人均GDP一萬美元的“坎兒”上，被不良資產引發的金融危機重創過，中國貨幣當局心裏很清楚前車之鑒。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國必然還將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正常貨幣政策的主要經濟體，房地產的三條紅線不會放鬆，人民幣匯率背靠中美國債利差，沒有兌美元貶值的技術理由。當然，如果兩周後的美國大選塵埃落定，無論是哪方勝出，國際投資機構還將順勢調整。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認為，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強勁表現，主要受國內、外經濟基本麵、政策間分化預期推動，近日美元指數走弱提振投資者做多人民幣熱情。展望未來走勢，近期國內外經濟基本麵與政策麵分化仍有望支撐人民幣匯率，但從內、外環境看，人民幣匯率本輪升勢接近尾聲，隨後人民幣有望轉向強勢雙向震蕩格局。

主要是，其一、基本麵並不支持人民幣匯率趨勢大幅走強。國際收支基本保持均衡格局，近期股市北向資金呈現雙向波動狀態，國內經濟尚未觸及潛在增長、貨幣信貸政策也未轉向收緊。

其二、全球仍麵臨較多不確定性因素。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全球疫情、地緣局勢，以及美國大選後美國對外政策都將存在不確定性，將對美元構成支撐，同時，從美歐基本麵比較看，並不支持歐元兌美元單邊趨勢大幅走強，近期歐元兌美元在創出兩年半新高後，漲勢動能減弱，呈現橫盤震蕩走勢。

其三、央行政策工具箱豐富。人民幣單邊大幅升值勢必對國內外貿及經濟恢複構成拖累，一旦市場出現嚴重偏離基本麵、非理性情緒，不排除央行動用包括逆周期因子等工具，引導市場回歸理性。 另外，近期外幣存款利率放開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調降，央行意在與市場溝通，以穩定市場預期。

央行態度：成功經濟體必須保持幣值穩定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近半年快速升值，央行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一定程度的逆周期調節。

10月10日，人民銀行宣布將遠期售匯風險準備金率下調為0。市場認為，這主要反映了央行抑製人民幣過快升值、避免短期資金流入並推高資產價格的政策意圖。

央行的態度仍是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

10月10日，央行行長易綱撰文指出，縱觀全球，成功經濟體必須保持幣值穩定，這不僅包括國內物價水平的穩定，也包括匯率的基本穩定。

易綱指出，若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貶值，即便國內生產總值的本幣價值上去了，換成其他國際儲備貨幣價值也會下來，這既會影響本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也影響老百姓的對外購買力。匯率劇烈波動，還會影響國內外對本國經濟的信心，不利於經濟主體正常的貿易投資活動。自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係瓦解以來，國際上出現貨幣危機的案例屢見不鮮，一些本已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新興經濟體，因本幣大幅貶值而重新回到中等收入國家。

易綱指出，近年來，人民銀行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重點把握好金融業擴大開放、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關係。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以來，曆經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美經貿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衝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約21%，國際清算銀行計算的名義有效匯率升值約34%，實際有效匯率升值約47%。得益於我國經濟增長較快和人民幣幣值穩中有升雙重支撐，以硬通貨計算，我國穩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人均國民總收入持續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由2005年的1760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0410美元。如今，無論是企業進口、對外投資，還是老百姓出國旅遊、購物、就學，都能夠深切感受到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順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京東數科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沈建光認為，由於當前中國資本管製的非對稱特征，即整體更鼓勵流入，但對流出限製較多，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幣上漲。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建議一方麵擴大金融開放，一方麵放鬆管製措施，鼓勵企業走出去，加速資本雙向流動，這樣既有助於維持匯率穩定，亦能為人民幣國際化提速創造良機。

他認為，當前中國資本管製並不對稱，即整體上呈現鼓勵流入，限製流出的態勢，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幣上漲態勢。從資金流入的角度，近年來央行等金融部門出台了50餘條對內、對外的開放措施，金融開放速度較快。從資本流出的角度，由於2015年8月人民幣中間價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幾度麵臨大幅貶值壓力，基於宏觀審慎背景下的資本流出政策有所加碼。例如，金融機構代客遠期售匯業務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便是央行進行外匯流動性管理的重要工具，自2018年8月貶值時保持至今。

除此以外，逆周期因子、調整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也經常用於跨境資金管理使用。而在直接投資領域，15年貶值之前，中國對境內企業對外投資持開放態度，16年對外直接投資（ODI）甚至一度超過外商直接投資（FDI），但在近年來數次貶值壓力之下，中國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從嚴的，ODI也相應回落。

沈建光認為，過去幾年，在人民幣貶值與資本流出壓力之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受到了影響。在當前逆全球化風險加大、中美關係複雜多變的背景下，人民幣仍能保持基本穩定其實十分難得，也體現了政策定力。但在當前進一步助推人民幣國際化的良好時機下，協同加速推進多項資本市場改革舉措，加大人民幣彈性的同時，擴大金融開放，鼓勵資本雙向流動，助力人民幣國際化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