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毛澤東、鄧小平（胡趙到江朱）、胡溫、習近平：中共不同領導人當政時期的特點及演化趨勢

由於時代背景不同、領導人個人價值觀和性格不同，不同時期的中共呈現出非常不同的政治風格，並反映在現實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識形態上。但另一方麵，中共從建黨到建政至今，又有著一以貫之的特點，不同領導人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有著一致的觀點與主張。

    （1）毛澤東掌權之前的中共：從民主非暴力到專斷暴戾

    在第一任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時期，中共還是一個很富有理想主義的、非暴力的政黨。那時候的中共，還沒有變成列寧式政黨，黨內的民主氣息還很濃厚。

 

    到了北伐戰爭時期，中共開始蛻變為一個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功利性明顯的政黨。這時中共迅速發展壯大，成員魚龍混雜。雖然這時已開始變成列寧式的具有嚴明紀律的政黨，但還沒有形成黨內的專權獨斷。北伐戰爭期間中共在城市和鄉村的作為，已經顯露了它暴力、殘忍、為達目的不惜代價的特征。

 

    “四一二政變”之後，中共遭遇慘痛打擊，整個黨變得敏感和神經質。在惡劣的內外環境下，中共變得越發殘忍，並且這種殘忍開始大範圍針對內部。在蘇區慘烈的“肅反”運動（如“打AB團”及激發的“富田事變”），就是最典型的體現。這時的中共已與蘇共無異，黨內沒有民主法治和及時糾錯機製，人與人的分歧爭端沒有和平解決的渠道，政治鬥爭愈演愈烈。為政黨的“純潔性”及排除異己的私人目的，反動肅清變本加厲、惡性循環，肉體消滅成了黨內鬥爭中司空見慣的手段。

    （2）毛澤東時代：塑造、引領、主宰全黨的中共唯一人

    1936年之後，毛澤東逐漸掌握了中共的大權，並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毛澤東是一位個性鮮明、權力欲旺盛、鬥爭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響乃至重塑了中共，其影響持續至今。在毛權力鼎盛時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全是毛實現個人意誌的工具。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實現了思想意誌上的統一、紀律的統一、行動的統一。當然這種統一指的是宏觀上的、整體上的，並不是說在何時何地中共所有成員都步調一致、沒有分歧。此前的中共，隻是有共同理想的人為共同目標而凝聚在一起，卻沒有一個現實的領導核心。毛的出現，讓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實際效忠的對象。同時，個人崇拜也出現並形成，毛澤東被神化，其言論成為金科玉律，一舉一動都被賦予偉光正的含義，批評的聲音日漸消失，毛成為中共、中國的主宰者。

 

     毛澤東掌權後，中共不僅確立了領導核心，也明確了具體要實現的目標、要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來。毛澤東既是天才的理論家，又是堅定的實幹家。厚厚的《毛澤東選集》充滿著毛的神思妙想，讓人不得不感歎。中共之所以能夠以弱勝強，擊敗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毛澤東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各方麵的正確決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時代的中共總體是暴烈的、帶有革命色彩的，政治變動是劇烈而涉及廣泛的。無論是抗戰和內戰中的軍事衝突，還是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的政治運動，都是到處見血和出人命的。這與後麵幾任中共領導人掌權時的情況有顯著差異。

 

    毛澤東掌政時期的中共，是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的混合體。一方麵，它依舊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建國前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承諾、在解放區推動民主試驗和“三三製”等，建國後實行公有製、集體化，乃至發動文革，將政治理想置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麵，毛掌權後中共實際上放棄了對馬列主義基本教義的堅持，代之以極具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如依靠農民而非工人贏得革命勝利、利用中國傳統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馭民之術操控社會、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個人主義思想、堅持國家獨立自主高於國際共運力量合作等。毛對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改造，讓中共得以“接地氣”的存在於中國。在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為拉攏更多力量，主動對各階層伸出橄欖枝，包括對地主和資本家妥協，建立統一戰線。中共進軍東北後，還赦免、收編、留用了大量日軍及前偽滿軍人（包括一些戰犯），以及偽滿經濟、政治、交通、文教等係統的專業技術人員。這些都是為中共生存發展而做出的務實舉措。建國後中共在內政外交上的務實主義行為更是不勝枚舉，如選擇與意識形態對手美國和解聯美製蘇、放棄對日索賠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召開七千人大會檢討冒進過失、嚴厲鎮壓知識分子卻爽快赦免國軍將領、每次政治高潮後都會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幹部和技術人員等。

 

    毛時代中共的這些特征，既有時勢造成的，也有毛個人決策的因素。無論如何，毛澤東的主觀行為對於中共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更加主觀和主動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領導人主要是順應時勢，毛則帶領中共製造和改造了時勢。

 

    由於毛澤東掌權時間很長，所以毛時代的中共特點是有明顯變化的，如建國前和建國後的差別。但共性大於差異。

    （3）華國鋒時期：“兩個凡是”和“抓綱治國”的過氣與孱弱

     華國鋒在位時期是眾所周知的過渡期。“兩個凡是”和“抓綱治國”是他在位時的關鍵詞。之所以說他“在位”而不是“掌權”，是因為他當時並不握有全部實權。他是依賴汪東興這樣的毛的遺忠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強坐了大位。

 

     華國鋒時期的中共在守舊和改革間搖擺。當時人心思變，國人普遍對文革造成的嚴重破壞如經濟崩潰和無政府狀態不滿，希望讓國家走上正軌。但因毛剛剛去世，餘威猶在，極左力量還把持著重要職位，反對大幅改變毛時代的方針政策。而毫無威望、能力也不足的華國鋒，無法做出任何積極決斷，隻能聽憑局勢在其他政治強人的操作下變化發展。

 

    隨著鄧小平的複出和改革派的崛起，過渡期走向終結，華國鋒也結束了他短暫的“英明領袖”生涯，黯然離開權力中心並最終退出政壇。

    （4）鄧小平時代：胡趙開明派主導的政治春天與民主化夭折後江澤民治下的“悶聲發大財”

     從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國真正的最高掌權者都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江澤民都隻是不同時期鄧路線的執行者。當然，這些人也都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但歸根結底是被鄧小平的陰影籠罩的。

 

     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幾乎完全拋棄了理想主義，全麵擁抱了務實主義。如鄧的“貓論”、“不爭論”，都在強調實踐、發展、積蓄力量。內部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停止輸出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韜光養晦。放開私營和個體經濟、國企改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流行和集體經濟的瓦解、引進外部資本和技術，都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回歸。中國在進行數十年破壞性探索後又“回到解放前”，經濟形式變成資本主義，並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資本主義成分。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並非堅持政治理想，而是為了維護統治、為經濟建設護航。

 

     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期間，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趨勢的。當時中國改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後於蘇東國家。政治開明帶來的是輿論的開放、社會的自由，中國迎來了中共統治下第一個比較長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轉型順利，中共就可能轉型為社會民主黨，由專製政黨變為民主政黨，徹底改變它的性質。

 

     可八九六四終結了這樣的趨勢，中國的民主進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鎮壓一定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內心都反對政治多元化，原本就沒打算讓中國變成“西式民主”國家。他們隻讚同在大刀闊斧的進行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十分謹慎，底線就是不能動搖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他們不希望中國繼續毛時代的貧窮和動蕩，但更不希望中國“走上邪路”。胡趙二人雖然曾在名義上位居最高領導人，但實權尤其軍權還是在鄧小平及中顧委那些元老手中，這些根基淺薄的開明派怎鬥得過老奸巨猾、經曆過戰爭和曆次政治鬥爭洗禮的中共元老。

 

     江澤民執政後的發展模式，才是鄧小平內心最中意的。這個模式特點就是在中共壟斷政治權力的前提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開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幹擾，給予民眾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的強大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並通過差異化的分配保障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過來，特權階層為維護這些既得利益，又會積極捍衛中共政權。從經濟發展中分得一杯羹的普通民眾，也會認可政權的統治。這樣一來，中共政權就可以穩固，國家也就長治久安。這時的中共，其政權合法性來源已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經濟發展的成果、紅利。中共也徹底蛻變為一個超級利益共同體，再也沒有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為了彌補實質上放棄共產主義追求和革命鬥爭精神導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為了政權遮羞和對內思想凝聚需要，鄧時代及之後的中共選擇高擎“愛國主義”的旗幟，將中共與中國、中華民族捆綁和甚至強行等同，以此抵禦來自西方的普世價值和自由民主思潮。雖然事實上，中共才是損害和出賣中國及中華民族利益最多的政治集團。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確成功的將“反共”和“反華”劃上了等號，利用狹隘的天朝和國族觀念束縛人民、對抗西方。但歸根結底，中共還是通過發展經濟等實用主義爭取的人心，“愛國主義”和“民族複興”更多隻是一種宣傳罷了，已經無法像毛時代的階級鬥爭那樣激起瘋狂的政治熱情。

 

    鄧小平通過1992年的南巡談話、中共十四大，將其一手設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定下來。1997年鄧小平去世，鄧的路線在其死後仍舊長期的執行了下去。鄧不需要有毛澤東死前那種怕被翻案、政策被終止的擔憂，因為改革開放順應了時代潮流，從上到下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再回到那個物質極度匱乏、殘酷的政治鬥爭接二連三的歲月。

    （5）胡錦濤、溫家寶時期：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路線；在穩定與動蕩、開明與保守之間沉悶行走

     胡溫執政時，鄧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縱觀胡溫時期，處處都可以看到鄧小平理論的影子。

 

     胡溫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們所做的，就是跟隨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步伐，繼續埋頭發展，並針對一些新問題或日益突出的矛盾和缺陷做出一些小修小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都被胡溫一字不落的繼承了下來，經濟繼續騰飛，政治繼續專製，人們還是“悶聲發大財”。這段時間可謂是“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時代”。

 

    在胡溫時期，改革開放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如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凸出，經濟改革因政治滯後而麵臨瓶頸、貪汙腐敗愈演愈烈等，社會矛盾激化。於是維穩體製應運而生。廣義的維穩體製從中共建政時就存在，但專門針對公民運動、社會運動、維權運動及其他群體事件或個人激進行為的專業化壓製體製，是在胡溫時代成型的。

 

     胡溫政權也麵臨著政治民主化的壓力。他們不願也無力去正麵解決這一問題，而是以政權慣性和維穩體製將問題拖下去。胡溫既不想倒退，也不想進一步改革開放，在處置政治和社會問題時往往是模棱兩可的模糊態度。激進的政治運動被鎮壓，但溫和的反對力量在滋長。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給了國民相對自由的探索曆史、評論現實的條件。那時的互聯網管控還不嚴厲，民主自由的氣氛就這樣彌漫於網上，又常常作用於線下。互聯網的發展普及讓被維穩體製製壓的中國民間，意外的獲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間。“圍觀改變中國”就成為當時風靡一時的口號。

 

    就在這亦緊亦鬆的狀態下，胡溫政權落下帷幕。溫家寶在最後一次出席記者會時說，“政治體製不改革，文革悲劇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達了一種心向變革、反對倒退的態度。胡溫二人都是技術官僚，做事循規蹈矩，既沒有強烈的政治野心與專製欲望，也沒有厲行改革的勇氣與能力，隻能蕭規曹隨般的延續鄧江時期舊的政策，帶領中共沉默而焦慮的統治著中國。

    （5）習近平時代：開明方向的陡然逆轉與利維坦枷鎖急劇收緊的恐怖

     當人們以為中國將繼續在漸進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進、官方進行有限的變革或起碼不倒退、民間力量發育的也將更加成熟時，習近平的上台將這一切逆轉了。這樣的逆轉頗有些出乎國人世人的預料，但的的確確發生了，而且將深刻的影響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習近平上台的第一年，一度展現了一種親自由主義的姿態。他聲言要深化改革開放，大力反腐，實現民族複興，國家曾呈現出一種向上的氣象。但到了2013年，局勢就急轉直下。以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為標誌，中國有限的新聞自由也被剝奪。後來的“黨媒姓黨”和炎黃春秋雜誌社整頓事件，進一步實現了中共對輿論的完全控製。而公盟、傳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組織和公益機構相繼被取締或被迫停止運作，則讓中國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間組織化公民力量被摧毀。“709”大抓捕則打擊了公民維權抗爭的關鍵力量--維權律師群體，使得廣大冤民們難以再通過法律途徑伸張正義，中共標榜的“依法治國”也徹底淪為空話。“七不講”和“十六條”標誌著習時代中共對高校控製的強化，原本應是學術、啟蒙、社會變革前沿的學校，變成了死氣沉沉的大監獄。

 

    習近平不但對黨外的反對力量不遺餘力的打擊，對黨內挑戰他的勢力也不手軟。“紅二代”意見領袖任誌強被重判18年、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被開除並被迫流亡國外就是例子。還有他在第一個任期發起的超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同樣是以肅清政敵、號令一致為目的，屢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遺毒”，將孫政才等沒有聽令於他的高官送進監牢。“不許妄議中央”也讓中共長期提倡的“黨內民主”蕩然無存。隨著十九大的召開和次年任期限製的廢除，中共曾一度實行的固定任期製和集體領導製被終結，習近平實現了空前的政治集權，成為毛澤東之後權力最為集中的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權力上效仿毛澤東，其執政風格和價值導向也向毛時代貼近。如重提毛時代的“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樣的政治口號，公開提出效仿毛時代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等。習近平政權也越來越多的提出學習毛時代的長征精神、井岡山精神等，把弘揚紅色傳統當成對國民的政治教育內容之一。相反，改革開放越來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活動很低調。至於涉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則被嚴厲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就稱要堅決抵製西方的“憲政民主”、“司法獨立”思潮。

 

    在對外關係上，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積極擴展中國對外影響力，與美國競爭。在執政最初幾年，習近平對外姿態頗為強硬，包括高調舉行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等。但隨著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國際上對中共抵觸的加深，中共對日韓印等鄰國放低了身段，轉向應付美國的貿易戰、“五眼聯盟”的外交與情報圍堵、歐洲的人權攻勢。不過，因華為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問題等因素，中共政權對外關係越發捉襟見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無法掙脫。

 

     對國內的兩個“熱點地區”香港和新疆，習近平都采取了非常強硬的策略。中共在連續挫敗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運動後，通過出台《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香港選舉機製，擠壓自由主義在香港的勢力及對大陸的滲入，試圖將香港完全置於中共統治之下。習近平政權在新疆更是以建設集中營、超大規模的長期拘禁方式，壓製維吾爾等民族的穆斯林的反抗活動，以暴力和高壓維持穩定。習政權在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為雖遭遇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和製裁，但其毫無退縮的跡象。不過，這種激烈的行動在所在地區和外部都麵臨著巨大壓力與風險，激進手段能夠持續多久尚未可知。習政權在這兩個重要邊疆地帶的強力行動，展示了習時代中共麵對劇烈內部矛盾時自信與焦灼的並存。

 

    新疆是習近平政權治下中國相對最窒息的地區，其他地區或多或少也都構築著這種高壓維穩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隨時可以在全國其他任何地區推行。而隨著新冠疫情爆發而推行的各種封城隔離及行為監測措施，則將這種可能逐步推向實踐。依托現代信息技術而建立的大數據極權，習近平政權對社會和人民有著前所未有的控製力。這種控製力甚至毛時代都難以企及，因為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技術，將人的一舉一動都時刻監視和記錄下來。習近平政權既有著相應的技術手段，其權力又不受製約和監督，黑箱政權將民眾變成透明人，後者麵對科技的降維打擊隻能任前者魚肉宰割。

 

    習近平統治的這近十年是中共一個很獨特的時期。它沒有毛時代的暴烈革命和殘酷運動，卻有毛執政中的反智、野蠻與偏執；它不像鄧小平那樣旗幟鮮明的強調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卻在鞏固鄧路線造成的官僚資本主義膨脹、貧富差距和道德墮落。習時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溫時期一樣是在繼續拖延改革、得過且過，但習明顯在通過開倒車的方式製造曆史逆流，主動而強烈的阻止時代的變革。習近平也在效仿毛澤東，提出“中國夢”的概念和藍圖，並對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想和實踐進行修改，試圖重新塑造中共，開創一個由他領導的盛世，成為毛鄧之後中國的又一“偉人”，甚至試圖超越毛鄧的“功績”。但從現實來看，習的企圖是失敗的，即便他還可以再執政十幾年，也看不到他的夢想在未來有成功的希望，反而會將中國拉入更黑暗的深淵。習領導的中共更加成為一個強固的、與群眾對立的利益集團，通過內部的利益捆綁與階梯式分贓維護著內部團結和對外一致，綁架著國家、民族與人民，擊鼓傳花般的延續著這個利益共同體的世代相傳。

（節選自我（王慶民）的《中共百年：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當下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