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西南剿匪”， 一個骨灰級大謊！

劉鄧大軍在抗戰期間避居太行山區，迅速成長到數十萬眾。

日本人投降不久，遠在延安炕日的劉伯承、鄧小平、林彪等中共將領，心急火燎地想回到前方指揮部隊和國軍爭奪抗戰果實，可惜路途遙遠。

咋辦？葉劍英想出了一個欺騙詭計，騙取駐延安美軍觀察組駕駛飛機，將中共偽政權這些將領火速送到太行山區和東北打內戰。

這些將領一到，就立即投入打倒蔣介石的戰爭。

鄧小平率軍打回自己的老家，將當地的士紳和知識份子屠殺殆盡。

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柔性規訓，他本來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裏享福的。

大樹一倒，割草就容易了。

1950年1月，鄧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萬征糧工作 隊：隨即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匪叛亂”，征糧隊遭到武力抵抗，許多縣城被圍困。

關於這場“叛亂”，官方宣稱乃國民黨殘餘勢力所為，實際上主要是農民及各種地方勢力的自發反抗。

農民之所以抵製新政權的征糧行動，是因為國民黨政府早已收過1949年的公糧，新政權其實是對農民重複徵收，而且徵收的數量大大高於國民黨政府。

當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報告真實地記載了這一事實：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糧，比正常情況下晚了4個月，這時“農村糧食確已短少”。

按上級下達的指標，川南區1949年度公糧負擔為42.5萬噸大米，以全區農村人口約1，000萬，人均負擔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糧”10公斤，實際達到50公斤以上；當地農村大米人均產量隻有150公斤左右，公糧徵收占到平均產量的30%以上，這一徵收量比國民黨執政時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於舊政府的標準重複徵收前一年的公糧，又完全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自然會引起反抗。

雖然官方宣稱徵收對象主要是地主富農，然而，當地主富農的糧食被收繳一空後仍然不能完成征糧指標時，徵收範圍便擴大到包括貧雇農在內的所有農民。

征糧開始後的一個月內，全川暴動的農民達到數百萬之眾，政府隨即動用武裝力量強力鎮壓。

在剿匪和征糧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區全區饑民達200萬之眾，占當時全區農業人口的20%，“餓死人的事情到處發生”。

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對剿匪和征糧的態度十分堅決。川南區因征糧進度相對緩慢，鄧在大會上對川南區負責人李大章、杜義德點名批評，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檢討。

川南饑荒發生後，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難，並指出是征糧過多等原因所致，結果鄧小平對李大章十分不滿。

重複徵收1949年公糧大獲全勝之後，四川省的公糧徵收量逐年遞增，1952年達到389.2萬噸，比1950年的征糧數幾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萬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糧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調的格局從此形成。（東夫（王東瑜）：《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饑饉的特殊成因》，《當代中國研究》，2009年第1期）

毛澤東對他的組織紀律性感到滿意，因為即使以列寧主義者的標準，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範。 ,,,,,,

1960年，“全國幾個主要城市糧食很緊張，北京、天津隻有4天存糧，上海隻有兩天存糧。”

鄧小平告訴他的愛將：“糧食還得調，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目前，隻有我們四川作出犧牲了。”

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從巴蜀運走了一百四十七億斤糧食。（羅曉紅：《李井泉四川調糧真相》，《黨史文苑》，2011年第15期）

四川巴蜀大地由此淪為遠東的烏克蘭，餓死上千萬人。

烏克蘭將集體農莊定義為蘇聯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巴蜀人民卻必須麵對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

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聖、吳芝圃的命運。（鍾延麟：《鄧小平與七千人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