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40年，我們怎麽弄丟了毛澤東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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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川長虹聽到一個故事：

 

　　1972年，電子工業部拿來兩個產品請長虹任選一個。當然那個時候四川綿陽的這家軍工企業還不叫長虹，有一個數字代號的工廠。這兩個產品：一個是彩電，一個是計算機。

 

　　長虹選了彩電。因為長虹在1958年建廠的時候，曾經組裝過黑白電視機，樣機還在倉庫裏。長虹還認為，彩電是一個廣闊市場的娛樂產品，全中國人都會看電視買電視，而計算機的市場普及沒有彩電快。

 

　　在電子產品當中，彩電是中國國產化最成功在國際市場最有競爭力的產品。

 

　　第二故事是聽芯片業的人講的。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希望中國協助美國從越戰中退出。中國就提出美國要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建交，美國解除與台灣的官方關係。另外，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要求，引進英特爾三條最先進的芯片生產線，如果引進成功，中國芯片製造就與美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也許是尼克鬆當時還沒有認識到計算機時代很快就會到來，更沒想到中國產業的競爭。又有求於中國，因此爽快地答應了毛澤東的請求。

 

　　按照一般的引進規律，兩年即可完成這三條生產線的引進。但毛澤東年事已高，難以直接催促，1976年毛澤東逝世，因此這三條生產線在8年後，也就是1980年才引進中國。

 

　　1972年，韓國和台灣在芯片業還是空白，新加坡也是剛剛起步。然而他們卻早於中國四五年引進了美國的芯片生產線，因此當中國引進三條生產線時，已經落後於韓國和台灣，更與美國拉開了十年以上差距。

 

　　中國的計算機業的嚴冬

 

　　1984年，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為我國的大量技術引進提供了機遇。在大量進口汽車、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同時，各科研、製造單位和大專院校大量引進半導體器件生產線。從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後共引進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由於當時“巴統”的禁運政策，引進設備基本上都是國外已淘汰的。

 

　　雖然引進技術會受製於人，容易造成“引進一代，落後一代”的被動狀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堅持過去的方針，用已有的技術力量實現引進技術的本土化，中國的集成電路產業邁上一個新的台階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時這也會對中國的計算機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日本、韓國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計算機和半導體電子器件工業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創新為主，引進為輔”和重視基礎研究，轉變為單純的引進，放棄了在通用電路方麵的追趕。這種對改革開放的片麵理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首先，我國自廢武功，停止了半導體研發計劃，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場能自動生成和換取技術。

 

　　第二，一味地強調技術引進，促使集成電路企業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後都虧本了，引進的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絕大多數沒有發揮作用。

 

　　第三，對洋技術、洋理論的無限美化，使國內出現了一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國產技術被貶為垃圾，科研單位和企業生存麵臨困境。在生存壓力和崇洋媚外風氣的雙重影響下，原有的計算機和微電子科研隊伍流失嚴重，很多科技人員流到國外。

 

　　在這個階段，雖然我國也仿製或研製出了幾種機型，如1984年的2780機，1985年的銀河超級小型機，1986年的HN-2730超級小型機，1987年的太極2220，但由於缺乏微電子工業的支持，加上國家戰略決策的失誤，與國外產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機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VAX-II/78032位小型機落後6年，太極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MicroVAX也落後6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計算機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進口，我國這個時候單憑自己的技術已經很難生產出一台計算機了。

這一時期又出現兩個極其錯誤的政策，給我們的計算機業和半導體集成電路業雪上加霜。

 

　　1984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聽信一些智囊和洋專家的建議，未經科學論證，在違反民主集中製組織原則的情況下貿然實行“撥改貸”，從過去國家向企業撥款作為流動資金和設備更新改造基金，改為銀行向企業貸款，企業不僅要償還銀行貸款，還要付高額利息。而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這樣一來把大部分國營企業搞虧損了，為以後的“產權”改革和公開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實。

 

　　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我國當時的集成電路工業遭到嚴重打擊，企業隻能忙於解決生存問題，沒有精力和經費去消化引進技術和開發新產品。這就是企業急功近利的根源。當時曾有一些專家警告說：“計算機工業投資不足，資金分散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決”，但始終沒有引起重視。

 

　　另外一個失誤，是當時並沒有真正重視科學技術。

 

　　國際上，通常把科技經費中用於研究和開發的部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稱作“R&G/GDP”，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以及這個國家對科技的重視程度。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國用於科技研發的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在1.28%，達到當時幾個初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澤東時代後期，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個指標增加到2.32%，達到同期幾個最發達國家英、法、西德的水平，僅比當時的美國、日本低一些(美國長期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進入70年代後與美國接近)。這個數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2%還要高，可見毛澤東時代對科學技術的重視程度。有些人指責文革時期或者毛澤東本人不重視科學技術，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進入上世紀70時年代以後，特別是到了80年代，由於電子、計算機等新興產業的興起，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發達國家的政府、企業等部門紛紛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投入。這個時候，如果我國對科學技術有起碼的重視，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真正落到實處，即使我們能保持毛澤東時代後期那個據說是“不重視科學技術”、“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時期的2.3%的水平，中國的微電子業和計算機業的情況也會好很多。但是從80年代開始，我們的決策者卻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會對研發經費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了的困境，使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投資，R&G/GDP驟然降到0.6%以下。

 

　　由於研發經費縮水，我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製的計算機項目，與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研發一起，都以“沒錢”為由停掉了。這些科研隊伍解散後，除了出國的以外，有的下海經商，有的回高校教書，更有甚者竟然被調去看機房。

 

　　這一時期，我國的半導體領域從爭相引進、無所建樹到人財兩空，以致到後來誰都說“半導體不是好玩的”，“幾十億扔進去聽不到響”，“上頭一聽半導體就頭大”。由於失去了基礎，我國此時的計算機工業，隻能靠0520等舊機型、千元的中華學習機、長城286等組裝PC機維持。

中國的計算機業被徹底剿滅

 

　　進入90年代，我國仍然延續了研發經費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幾年受國際封鎖的影響有了點緊迫感，R&D/GDP略微超過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連續兩年下跌到0.60%。

 

　　1989年中美關係的蜜月期結束，美國政府嚴格限製對中國出口高性能計算機，除了要付出高額的采購費用外，還要把服務器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監控，以防止用於其他目的。中國因技不如人而飽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國人自主研發高性能計算機的激情終於被喚醒。

 

　　1993年，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曙光一號誕生;1995年曙光1000誕生，它與美國Intel公司1990年產品的技術相近，標誌著我國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縮小到5年左右;1997年國防科大研製成功銀河-III百億次並行巨型計算機係統，係統綜合技術達到90年代中期國際先進水平。然而，由於國內微電子業近十年的技術停滯，這些高性能計算機沒有實現完全國產化，技術上仍然受製於人。例如，曙光一號采用美國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業微處理器，操作係統移植了美國IBM公司的AT&TUNIX。後來的國產計算機，也都沒有“中國芯”。

 

　　盡管如此，我國的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並沒有被拉得太大。這要感謝國外對高性能計算機技術的封鎖，使我國不能買到相關技術，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國的微機業由於沒有遭到封鎖，在“造船不如買船”的洋女又哲學指導下，日子反而不好過了。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了關稅、取消了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微機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湧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於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整機廠商前赴後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1992年，國家實施控購，進一步使中國PC整機製造業進入發展的低潮。此後，國內的計算機企業隻能從事低附加值的微機組裝。相比之下，同樣是麵對外國計算機企業的競爭，由於日本非常注意對本國企業的保護，規定進入日本市場的微機必須支持日語環境，從而使美國微機難以進入日本市場。

 

　　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麵，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後期陸續虧損後，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麵。據專家估計，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其實我們還可以假設一下，即使沒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係列失誤，即使我國的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技術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後期，這些工業也會被敗家子們賣掉，成為他們與國際接軌的政績。這樣看來，中國計算機業的提前死亡，死得幹淨，沒有落得個“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做嫁衣裳”的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件好事。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1999年，美國為首的北約侵略軍悍然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人們逐漸認識到，國家安全是花錢買不來的。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似乎也意識到了自主科技研發的重要性，有了危機感，增加了科技投資。2000年，中國的R&D/GDP比例首次達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達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水平，但是離毛澤東時代後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離。這個時候的中國民間，還出現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長期居於主流的學說遭到了全民聲討。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瀕臨死亡的計算機業出現了一絲轉機。

 

　　2002年8月10日，我國成功製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龍芯一號。此後龍芯二號問世，龍芯三號也正在緊張的研製中。

 

　　此時的國際CPU市場，除了美國、日本一些高端機型的專用CPU，以及蘋果公司的PC專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國的Intel和AMD兩家公司壟斷，兩家的市場份額約占98%。第三家是我國台灣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連續收購了美國兩家製造CPU的小公司之後，才進軍處理器市場的，因此盡管威盛公司也打著“中國芯”的牌子，但嚴格地說仍屬於美國芯。龍芯的誕生，打破了國外的長期技術壟斷，結束了中國近二十年無“芯”的曆史。

 

　　龍芯的成功，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激勵和和指引下實現的。“龍芯”係列CPU的主設計師、青年科學家胡偉武經常強調要學習毛澤東思想，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為了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他還把“龍芯2號”芯片命名為“毛澤東110”。他說：“我們年青一代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我覺得自己對中國近現代史、對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裏對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計算所經常說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課時組。”

 

　　(以上內容引自2018年2月4日《經濟學家周報》的《中國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取得巨大發展，後來為什麽嘎然而止?》一文)